告状还是不告状,如何教孩子拿捏好尺度?这是我听过最硬核的回答!(含赠书)
这其实需要家长先教孩子分清“告状”和“告知”的区别,同时教给会他评判告不告状的评判原则:人畜无害的小问题,无需让大人知晓;触犯红线的大问题,无论如何都要向大人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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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告状,养过娃的朋友们,对人类幼崽的这项特殊技能一定都不会陌生。小到眼神的交换:他白了我一眼,大到肢体的较量:他捶了我一拳,都能成为孩子们告状的理由。
一项来自英国的研究发现,幼儿园里3-5岁的孩子,平均每个人每天要告状一次,告状比较频繁的孩子,甚至一天能告上五六次![1]
这个数据让我不禁再次对教师这个职业肃然起敬!
有时候,攻势过于密集,内容鸡毛蒜皮,很难保证老师不会产生厌烦的心理。在集体中,告状太多的孩子,也很容易受到其他小朋友的排挤,一不小心就被扣上“告状精”的小帽子。
所以,当自家小朋友道德感爆棚,不管跟自己有没有关系,都喜欢去大人那边说道说道时,很多家长的内心其实是忐忑的:
- 那么爱告状,在学校不招人待见么办?
- 什么事都依赖大人,无法独立自主怎么办?
因此,我们也时常教导孩子:不要一言不合就告状!可是当孩子真的啥也不说时,我们又该急了:
- 被同学打了也不知道去找老师吗?
- 被欺负了回来也不跟父母说吗?
- 这样忍气吞声逆来顺受,不是很容易沦为霸凌的对象吗?
于是,到底要不要教孩子告状,就成了又一个左右两难的问题。
1
分清“告状”和“告知”的区别
在寻找答案之前,我们应该先弄明白,当我们在讨论孩子“告状”的时候,我们到底在讨论什么。
通常来说,当一个孩子向长辈诉说其他人违反准则的事情,我们就说他在告状。
但实际上,违反准则的事情有大有小,有的无足轻重,有的刻不容缓,这些程度上的差别,却并没有在“告状”二字中得以体现。
当我们尝试用英文来表述“告状”这件事,就会发现——在英文里,不同的“告状”,意思是不一样的:
翻译过来,就是:
tattling
有一些违规行为,所造成的问题并不严重,孩子自己就可以解决;或是情况并不危急,不会有人因此受到伤害。
这个时候的告状,被称作"tattling",近似于中文里的“打小报告”、“告小状”:除了让当事人陷入麻烦,并没有太多其他功能。
Telling/Reporting
与之相对的,是那些触犯红线的违规,可能直接造成人身伤害,或是存在着重大的潜在风险,需要立即干预。
这种“告状”,在英文中被称作"telling/reporting",更接近于我们所说的“汇报”、“告知”——大人的及时介入,可以帮助到别人,避免伤害的发生。
比如下面这些告状的内容,虽然都不符合行为规范,但从后果来看却有着本质的区别:
“他动了我的彩笔”—— 既不危重,也不紧急,这属于“告小状”;
“他用彩笔戳我” —— 涉及身体攻击,可能有人受伤,这属于“告知”。
“他把我台灯关了”—— 没有危险,孩子可以自己解决,这属于“告小状”;
“他在玩台灯电源线” —— 有触电风险,需要大人及时介入,这属于“告知”。
“他一边吃饭一边玩”—— 没有影响别人,没有危险因素,这属于“告小状”;
“他吃饭时把碗打碎了” —— 碎片可能把人扎伤,要大人帮助清理,这属于“告知”。
2
小朋友为什么爱频繁告状?
对于成年人,区分“告小状”和“告知”并不难,因为我们可以预见事情的后果,分得清轻重缓急,懂得权衡利弊。
而三五岁的孩子则不同,他们依靠单一的标准来评判好坏与黑白、对错与是非。
他们只知道不符合他们心目中的行为准则就是错,却很难判断什么是“大错”,什么是“小错”,更不懂得通过分析意图来判断一个行为的好坏。
认知能力和社交情感技能的局限,塑造了他们“要么不告状,要告就告个彻底”的行为特点,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告状这种行为,在幼儿园和小学生中最为常见[1]。
首先,2岁以上的幼儿,已经有了规则意识,而根据皮亚杰的儿童发展理论,3-7岁的儿童都处于“他律阶段”,他们认为规则是固定的,来自外部世界,不能随意改变,并且有一种服从规则的义务感[2]。
尤其是对于自己想做而不能做的事情,如果看见有别人在做,那是相当的愤慨!
其次,他们处理社交问题的能力正在稳步提升中。从用拳头解决矛盾的原始人,逐步发展成靠交流化解纠纷的文明人。只不过在这个发展的过渡阶段,他们的能力也就仅限于遏制打人的原始冲动,却还远不足以凭自己的聪明才智解决问题,只能转而求助大人[3]。
而随着年龄的增长、社交能力的增强,孩子们告状的现象也会逐渐减少,取而代之的是越来越多的“八卦”[1]。
此外,也有人认为,小朋友之所以频繁的告状,是因为这么做能帮助他们达到目的。
本文开头提到的那项英国研究,实验中有半数以上的告状者获得了老师支持,70%的告状者得到的反馈是对自己有利的(至少是认可告状的行为),只有极少数(约6%)的告状者得到了负面的反馈(自己受罚或是双方一起受罚)[1]。
换句话说,来自大人的正面反馈,很可能强化了孩子们的告状行为。
3
孩子告状的目的到底是啥?
既然告状能帮孩子们达到目的,那我们也不禁好奇,他们告状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
心理学家和教育家们在这个问题上也做了不少探究,总体来说,小朋友告状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1
寻求帮助,解决冲突
这大概是最常见的一种告状动机了:当孩子遇到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时,比如有人受到侵犯,像被打了、被抢了),或是小朋友之间产生了无法协调的纠纷,比如俩人都想玩同一个玩具产生争执,向大人告状便是希望大人介入帮助解决这些冲突,或是让侵犯者受到惩罚。
2
寻求安抚,情感宣泄
这个场景里的小J显然是个性情比较温和的孩子,可能今天心情也还不错,他告状并不是为了夺回自己正在玩的玩具,而是单纯的情感需要,渴望老师来抚慰一下自己受伤的小心灵。
有学者认为,在幼儿告状中,这类情感宣泄的动机甚至要强过让侵犯者受罚的动机[1]。
3
寻求关注,成为主导
告状的目的是不是为了求关注,在学界其实还存在一定争议[4]。但是以上这类场景确实也时有发生。
一些主导型性格的孩子,会在发现自己不再是大家瞩目的焦点时,通过这种方式来吸引大人的注意力,巩固自己在集体中的主导地位。
4
寻求赞许,维护公序
这类场景是典型的为了维护规则,伸张正义而告状。
很多时候,虽然没有直接的受害者,跟告状者本人也没什么关系,但孩子们受到道德责任感的驱使,或是想要显示自己的成熟、与成人同一阵营,以换取大人的赞许和在群体中的地位,因此告起状来也绝不含糊。
5
确定规则,试探边界
虽然孩子们已经有了规则意识,但有些规定并不是那么死板,大人也不会每次都强制执行,这个时候小朋友就会困惑:这件事到底能不能做?为什么他可以做而我却不能做?
当规则不明确时,向大人告状,说其他小朋友在做这件事以试探边界,显然好过自己“以身试法”。
▼
除了上述提到的几种常见的情况,有人还指出,孩子告状也可能是出于恶意,比如自己做了错事,为了推卸责任,就捏造是非中伤他人。
这种宫斗剧名场面听起来好像也似乎很合理,但至少在心智单纯的幼儿中,这类动机其实并不常见。
研究显示,在幼儿园发生的告状中,90%以上案例汇报情况都属实,而剩下的10%即便与事实有所出入,也大多是由误会,比如把对方的无心之失当作故意,或口误把A的名字说成B造成的[1]。
4
应不应该教孩子告状?
回到文章开头提出的问题:到底应不应该教孩子告状呢?
虽然此处并没有一个绝对的答案,但经过一番探讨,一个简单的评判原则也就呼之欲出了,那就是:人畜无害的小问题无需让大人知晓,触犯红线的大问题,无论如何都要向大人汇报。
可是,前面也说了,孩子还小,没法区分小问题和大问题怎么办?
以下“是否告状行动指南”,建议打印出来贴在墙上,让孩子们每日诵读:
<是否告状行动指南>
1. 情况很危险,有人会因此受到伤害吗?
2. 情况很危险,有东西会因此被毁坏吗?
3. 事情很紧急,一定要现在马上解决吗?
4. 自己尝试过,但还是不能解决问题吗?
如果以上问题答案都是否定的,那就不用急着跟大人说,开动小脑筋自己先想想办法。如果四个答案中有一个是肯定的,再去找大人说明情况。
那么,接到报告后,大人又该如何应对呢?高情商家长标准套路了解一下,对老师同样适用:
有效沟通第一黄金原则:先共情。不论孩子是出于什么动机来告状(只要不是出于恶意),我们都应该对孩子的道德感和克制的沟通方式表示认可、支持和鼓励。
回应话术诸如:“真的啊,他居然这么做,那一定让你很难受吧?”,当低龄的孩子来求助/求安抚/求关注时,我们甚至可以不吝献上一个爱的抱抱。
共情过后,别忘了我们的终极目的,是要教孩子学会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自己解决问题。所以当事情没有超出孩子的能力范围的时候,咱们绝不能二话不说就直接上手把事情给摆平了,而应当循序渐进、引导式的发问,让孩子自己说出解决方案,比如:
- “你觉得现在应该怎么办呢?”
- “对方如果不听你的怎么办呢?”
- “你觉得这样做他会有什么反应呢?”
如果孩子完全没有想法,我们当然也可以带着孩子一起想办法,委婉的提出建议:
- “你觉得如果这样做,结果会不会好一点……”
平常,我们也可以通过角色扮演的方式进行演练,带着孩子一起想象可能遇到的各种场景,教会他们如何应对。
告状问题,说到底是社交能力发展问题,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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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丨二姐Claire,新加坡国立大学经济学博士,现居柏林,二胎妈妈。爱观察,爱分享,一边育儿一边成长。经营公众号@套鹿人生,分享教育心得和旅德点滴。
编辑丨羚羊
参考文献丨[1] Ingram, G. P., & Bering, J. M. (2010). Children's Tattling: the reporting of everyday norm violations in preschool settings. Child development, 81(3), 945–957.
https://doi.org/10.1111/j.1467-8624.2010.01444.x
[2] Piaget, J. (1932). The moral judgment of the child (M. Gabain Trans.). London: Kegan Paul, Trench, Trubner & Co.
[3] Cooney, M., Hutchison, L., & Costigan, V. (1996). From hitting and tattling to communication and negotiation: The young child’s stages of socializatio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Journal, 24, 23–27.
[4] Payne, L. D., Mancil, G. R., & Landers, E. (2005). Consequence-based behavioral interventions for classroom teachers. Beyond Behavior, 15, 1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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