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克,是保守主义至高无上的老师
文:阿克顿勋爵  编:木叶
约翰·艾默里克·爱德华·阿克顿(1834—1902),英国历史学家、剑桥大学历史学教授、政治思想家,著名的自由主义大师。英文常简称Lord Acton。自由主义名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导致腐败”即出自《自由与权力》。
埃德蒙·柏克(Edmund Burke,1729-1797),是18世纪英国著名的政治家、政治理论家、英美保守主义鼻祖。
柏克只为实质自由的现实安全而奋斗
对于我们当中所有思考政治学并且没有陷入因卢梭思想掀起的烈焰和狂风的人们来说,你几乎难以想象柏克究竟是什么人……柏克,是保守主义至高无上的老师。
辉格党人在成为政客以后变成了哲学家。他们的权宜之计被转换成了适用于世界的一种制度。适用于一代人的理念被发现适用于所有的时代。完成这一变革的人就是柏克。
柏克是为数极少的伟大政治理论家中的佼佼者。因为他拒绝让人民主权、神圣权利、纯洁契约、自然法和所有那些在人们不完美的知识中所表达出来的普遍原则等事物来影响和干扰他。
柏克只为实质自由的现实安全而奋斗,对于人们去随心所欲地拥有某种观点,柏克丝毫不加任何批评。
在拒绝革命这一点上,柏克是正确的。革命是自由的敌人。
图:法国大革命
柏克不是科学大师。但他的知识是丰富的、灵活的,而不是把自己局限于对某一学科的彻底钻研上。
有些人是行动类型的人物,他们以尽可能给正义带来最小的损害为原则而行动;有些人则属于正义类型的人物,他们以最大限度地避免给利益造成损害为原则而行动。柏克属于这两者之间的中间型人物。
柏克在1790年到1795年之间的言论,几乎成了法律和预言。
为什么柏克不是一个彻底的自由主义者?
柏克也寻求各种原则,但是,在他没有考虑到具体的环境条件时,他不会让这些原则主宰他。在他那广阔的心灵世界里为相反的原则留存了空间,以适合不同条件。
他不想让普遍原则绝对化并否决任何其他考虑。他仔细估量什么样的环境需要什么原则。这就是柏克与别人产生差异的根源。
柏克的头脑是历史的,而不是系统的。他从不抛弃理论,但承认理论只该用于解决问题,与事实相结合才行。
柏克也研究哲学,但从不让自己成为抽象思想的俘虏。他在英国的制度下土生土长,但这一制度到他手里就成了哲学。他把这个制度蕴含的真理一般化。这个真理就是民族习惯,按照先辈经验朝前走——是发展而不是创新。
往深处讲,这也是英国法律发展的方式。苏格兰人更是完全不同。他们没有任何制度,不受现实约束,从来不像斯宾诺莎、康德、边沁那样从事推理工作。
从1770年到1778年,从1778年到1782年,柏克变得越来越自由。随后就发生了他的预言遭到毁灭的事情。
为什么柏克不是一个彻底的自由主义者?是的,他是多么地渴望彻底的自由——良知的自由、财产的自由、贸易的自由、奴隶的自由,等等。
既然如此,柏克为什么还要站在反对彻底自由的立场上呢?是什么原因使他产生这样的认识的呢?
这是缘于他对历史的理解,对过去的权利要求、对时间的权威、对已逝先辈们的意愿、对历史的连续性等因素的理解。
在柏克以前也有其他人持有这方面的认识,但是,他们只把握了保守主义的其他部分内容。柏克则是一个十足的保守主义性质的人,这种十足性也把柏克信奉的其他所有原则都涵括起来,使得柏克第一个成为既是自由主义又是保守主义的人。
这就是统一性和一致性的事物。其实柏克也不是一致的,但是,最后占优势的事物的存在又是源于统一性。
有一个教条并且只有这个教条是值得告诫人们的——柏克一生的每个阶段都对这个教条充满警惕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这个教条就是党(英国自由党)高居国家之上,就像原则高于利益之上一样。
我们对自己国家的依赖就像乘客对轮船的依赖一样,他的安全是他自己的事情。我们对我们的党的依恋就像对宗教的依恋一样,因为我们相信它是正确的。
柏克理解政治经济学。但是,一旦撰写有关政治经济学的文章时,柏克从思想上就一直非常注意例外的情形,而且,与其说柏克是一位财政家,还不如说他是一位政治家。在其他事情上柏克也如此。
柏克在政治上珍视自由,维护宪政,反对国家的专横权力,反对中央集权;在经济上信奉斯密的古典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维护财产权;在道德文化上坚持信仰自由,倡导宗教宽容。
柏克第一次将保守主义思想成系统地展现在世人面前,后来柯克又在柏克的基础上为保守主义归纳了六项准则,进行简化后可以归纳如下:一,信靠上帝;二,珍爱传统;三,维护秩序;四,保护私产;五,尊重习俗规范;六,渐进改良。
我们生活在一个信仰荒芜的社会,各种击穿道德底线的新闻的出现,人们渴望一个安全的秩序,而最大的安全是灵魂上的有所皈依,生活上有其原则。保守主义或许就是最好的解决之道,它让我们少犯错误,尤其是致命的大错误。
为此,李强好书伴读强力推荐包括柏克《法国大革命反思录》在内的“西方保守主义经典译丛”,读懂柏克,读懂真正的保守主义。
王建勋老师曾撰文说:保守主义已在中国登场。这一时刻具有重要意义,不仅对中国而言,而且对世界而言,因为它将有助于改变这个东方大国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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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本文图片来自网络,文章摘自阿克顿勋爵的著作《自由与权力》,侯建、范亚峰 译。。感谢原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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