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 Uffizi Gallery 的马基雅维利塑像
按常见的说法，《君主论》是现代政治科学的起源，其核心标志是它在思考政治问题时脱离了伦理学的考虑，进行一种中立的技术分析。
也有人认为《君主论》是一本授恶之书，它为了实现民族解放这一似乎带有正面价值的目标而选择不择手段，从而，它为了拯救自己的祖国而放弃了拯救自己的灵魂，而这种不关心灵魂的爱国主义终究不过是一种集体性的自私自利。
总之，《君主论》是一本非道德或不道德的书，绝不可能被认为是一本伦理学著作。
但是，《君主论》并不是宣扬的不道德政治学说，也不完全等同于中国的厚黑学。《君主论》有自己的伦理立场。
第一，对错不是上帝的启示，而是应该有理性的思考。而这个理性的标准就是结果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所谓马基雅维利主义，就是结果可以为手段辩护。这一点，马基雅维利与功利主义者，英雄所见略同。

马基雅维利继承人文主义的传统，鄙视玄思，关心“有用的东西”。关注“事物在实际上的真实情况”，而不是论述“事物的想象方面”（见第15章）。这种关切使得马基雅维利需要分析君主面临的现实条件，这一分析主要是由前11章中对各种类型的君主国的讨论完成的。君主需要面对的除了可以分析的现实条件外，还有无法预测的命运。命运既然无法预测，也就无法具体展开来分析了。重要的是，马基雅维利相信命运之神只是我们的半个主宰，因此他最关心的是如何尽人事：君主不应把自己交给命运之神，而要努力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
在马基雅维利看来，道德是政治的工具，只要达到正确的目的，手段可以卑劣一些。他通过黑色喜剧《曼德拉》（Mandragola，曼陀罗）对这一观点的意义进行了揭示。
《曼德拉》讲述了一个老头娶了个妙龄女郎，传宗接代，但他自己没这个能力。一个年轻人因为觊觎少妇的美色，便欺骗老头，让少妇服食曼德拉草可以怀孕，但是先要一个男人与她同床，吸出曼德拉的剧毒，随后又伙同修道士及丈母娘，诱哄少妇。
这有违伦理道德之事，却造就了皆大欢喜的结局：老头传宗有望，少妇享受鱼水之欢，丈母娘不用为女儿后半生担忧，满口谎言的登徒子如愿以偿，修道士赚到外快。
这一故事的寓意，正如修道士所言：“我们不能够因为怕坏事就把好事给放过了。”
第二，在马基雅维利的分析视角中，德性本身也不完全是正面的。值得注意的是，马基雅维利并没有否定德性的价值，马基雅维利多次强调，如无必要，不要作恶。
在修辞学-人文主义传统中，作家们相信德性的力量，确信依靠德性就能成就伟业，换言之，“立德”与“立功”是相辅相成的。但马基雅维利认为，“所有武装的先知都获得胜利，而非武装的先知都失败了”，因此，光有德性还不够，君主必须拥有自己的军队才能成就伟大。
因此，马基雅维利以“品质”这一更为价值中立的概念取代了德性的中心地位。在15到19章中，马基雅维利的讨论明确呈现了品质、德性、恶行（vice）这几个概念之间的关系。简言之，品质是德性与恶行的上位概念。对品质的讨论关心的是君主如何保有自己的地位这一问题，好的品质就是有助于保有君主地位的品质，无论它是德是恶，目的证明手段正确。于是，德与恶、好品质与坏品质这两套标准在此交错在了一起，恶可能是好品质，德也可能是坏品质，这两套标准并没有被融贯地纳入一个观念系统内部，马基雅维利也没有专门驳斥其中某套观念是没有根据的傻话。  
值得注意的是，马基雅维利并没有否定德性的价值，马基雅维利多次强调，如无必要，不要作恶。只是相对于创建国家、保有君主地位这一点来说，对德性的考虑是第二位的。其次，马基雅维利对创建国家、保有君主地位的分析也并不是一种纯粹价值中立的技术分析。创建国家、成为新君主，或者保有国家、保有君主的地位，这是在成就伟大。因此，《君主论》不是独立于伦理学的政治技术分析，它本身也具有伦理学的性质，它探讨了君主如何成就伟大，为达到这一目的需要何种修身术等伦理学问题。
第三，马基雅维利更强调现实中的伦理决策，而不是一种教条。他对政治的分析并没有脱离对君主如何成就伟大这一带有伦理学性质的问题的考虑。
如果我们把他预设在《君主论》背后的伦理学观念描述出来的话，它大致是这样的：如果现实世界是一个理想的世界，那么马基雅维利跟人文主义运动中的一般作家应该不会有什么争执，他也赞成人应该具有古典传统加基督教列出的各项美德，以此为自己赢得生前身后名。
然而现实世界显然没那么理想，立德与立功在很多情况下是相互矛盾的。在此情况下，做一个缺德的成功者比做一个有德的失败者更可取。——这种观念是在否定伦理、教授邪恶吗？
硬要这么说也行，如果认定只有某类观念才是对于善好生活的唯一正确思考的话。不过更为准确的说法也许是，马基雅维利的观念是一种对善好生活的大胆思考。
正如《三体》中的黑暗森林法则，或是电影《战略特勤组》的决策，在重大问题和特殊情境下，道德原则是苍白的。
第四，《君主论》用一种“意图伦理”替代了对错的评价。所谓目的为手段辩护，就意味着站稳“立场”要比讨论“对错”来得重要。
虽然从理论上讲，这是错的。按照认识事物的实际情况来看，结论要从事实的分析中才能得出，正确的立场要经过明辨是非的过程才能确立。已有的结论固然可以有助于去分析未经探讨的事实，但不能改变事实，而事实却可以改变过去所获得的结论。同样，原来的立场也必须在连续不断地去明确是非的过程中得到检验，才能证明它是正确的和是错误的。否则就会流入由意志代替真理的信仰主义，形成一种宗派意识。
但是，在现实中我们能够做到对敌人放弃立场讲对错吗？
综上所述，《君主论》所倡导的“目的为手段辩护”，并不是作为一种普遍的道德准则，而是直面残酷实现后对某种“例外”情况的思考。
对于马基雅维利主义，对于目的可以为手段辩护这个概念也切不可望文生义。
有人曾问他：李宗吾，你的厚黑学教人做事离不了面皮厚、心子黑，我照着这样去实行，为什么处处失败？

李宗吾回答：你的胆子真大，听见厚黑学三个字，就拿去实行，仅仅失败，尚能保性命而还，还是你的造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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