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可怕的展望：世界回到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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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SUN

来源：纽约时报

编译：新约客

【编者按】和美国一样，全世界都受到相同结构性问题的困扰——反移民狂热、政治部落主义、种族主义、族群分裂、威权主义和不平等，最终导致像川普这样的右翼领导人上台。《纽约时报》政治专栏作者托马斯·埃德萨尔（Thomas B. Edsall）特撰文，深度分析了这一现象、其成因，并进行了一个可怕的展望：如果拜登失败。

无国界“川普主义”

文：托马斯·埃德萨尔

川普时代美国内部的乱象让我们对世界范围内“川普主义”的蔓延视而不见——即使一些有先见之明的学者和分析家一直看到这种内外联系并试图让公众意识到这一点。

根据斯坦福大学社会学家米歇尔杰克逊（Michelle Jackson）和大卫·格鲁斯基（David Grusky）的说法，这些看似截然不同的现象有一个共同的线索——他们称之为“无处不在的损失”——他们将这种情况描述为“工业化国家晚期无所不在的损失和衰退。”

这两位学者在他们的论文中详细阐述了“后自由主义分层理论”。他们写道，这样的损失体现在：年轻人要获得与父母一样高的生活水平的机会急剧下降。男性的感受是性别薪酬差距的缩小、职业隔离和其他种种相对于女性的损失。对制造业工人来说，则是高薪的、有工会保障的工作数量急剧减少。对“铁锈带”家庭来说，他们的岗位和收入都流向了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

损失的共性促成了西方国家极右翼政治家或者政客的出现——川普、史蒂夫·班农、杰里米·科尔宾、玛丽娜·勒庞、奈杰尔·法拉奇——他们通过代表本土群体从中受益。从这个角度来看，零和博弈是否具有任何科学价值并不重要。如果收入或就业机会从自己的群体（例如当地人）转到另一个群体（例如移民）即所谓的零和转移，那么后者更有可能被视为竞争者，尤其是当群体之间本来就互为排斥。

右翼政治学鼓吹的民粹主义观点认为，弱势群体从法律保护、平等社会运动、政府和慈善援助中不公平地受益，这些“优待”远非促进公平和公开的竞争，反而被视为过度偏袒弱势群体，导致不公平并开启“高度不满、冲突加剧和意识形态分裂的新时代”。

然而，“无处不在的损失”并不是唯一因素。

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达龙阿西莫格鲁在回答我的询问时写道：“各国都有类似的趋势，包括民族主义抬头、民主规范受到侵蚀和威权主义的扩张，影响所有这些国家的两大趋势是全球化和技术变革，这两者都在加剧不平等。”

阿西莫格鲁继续说道：“我们必须建立更好的国际/超国家机构，但我不认为我们会朝那个方向发展。相反，我认为我们拥有的任何机构（功能失调的机构，包括世卫组织）都变得越来越脆弱，越来越被束缚。”

乔治梅森大学公共政策教授杰克戈德斯通给我发电子邮件说：“全球化、资本集中、贫穷国家人口快速增长、技术变革（机器人和数字化）和气候不稳定都造成了更大的不平等、国际移民激增，并给农民、工人、手工业者和农村/小镇带来了压力，同时将增长和机会集中在主要都市区，当然还要加上中国。”

戈德斯通写道，这种趋势已经导致从印度、巴西到英国和美国的数亿人口为他们失去的稳定、富足的生活而感到愤慨。结果，许多人将愤怒转向外国人、少数族裔和他们指责的精英，因为是后者推对了这场自私的变革。

然而，戈德斯通认为，大多数挑战“最好通过国际合作来应对”，他说：“不幸的是，全球治理非常令人失望。俄罗斯基本上对它嗤之以鼻。川普则干脆一退了之，而中国则试图在新旧国际组织中发挥主导作用并从中受益。”

最近的三份报告探讨了国际秩序中的压力，分别是：国家情报委员会 3 月出版的《2040全球趋势》；国家情报总监发布的《美国情报界2021年度威胁评估》；和世界银行的《贫困与共享繁荣 2020》。

《2040全球趋势》发现，跨国“超级明星”公司是经济全球化的真正推手，在 2017 年年收入超过 10 亿美元的公司中跨国公司占了大约 80% ，并且其获得的经济利润是 1997 年的约 1.6 倍。此外，支持全球超级明星企业崛起的经济因素，包括高固定成本、低边际成本、网络和平台效应以及机器学习，在未来二十年仍将持续。

也许最重要的是，《2040全球趋势》指出国际资源竞争加剧，气候变化和环境退化将与地缘政治争端互为因果。各国和其他参与者可能会就更稀缺的食物、矿产、水和能源展开竞争。

资源竞争中的输家正在迅速转移：“1990 年贫困人口最多的两个地区是东亚和太平洋地区以及南亚，那里居住着 80% 的贫困人，然而，到了2015年，全球一半以上的贫困人口居住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或南亚。”

南丹麦大学的政治学家皮特·范胡瑟（ Pieter Vanhuysse）在详细阐述杰克逊-格鲁斯基的论点时指出，民主面临的主要压力是多方面的机会不均等。以教育/人力资本为例：由于自动化和数字化将成为主导世界经济的主要力量，因此在国家和个人层面上，富人和穷人之间在人力资本上的新鸿沟很可能会加剧。

范胡瑟认为，某些不公平的做法可能会加剧这种情况。例如，较富裕的国家可能会吸引中低收入国家的人才流入，而后者却投入了大量公共资源来培养这些高技能人才。

在范胡瑟看来，民主体制最严峻的挑战之一是在过去4 到 5 年间，川普运动将民粹主义与后真相/虚假文化相结合，并在已经不那么具有代表性的选举制度中将其武器化。当然，这也得益于俄罗斯的干预。在同一时期，强大的国家主体，例如俄罗斯、中国，甚至土耳其、巴西和菲律宾等国家，都变得不那么合作了，而且很可能会继续如此。

范胡瑟继续说，这种反民主的趋势很明显，在欧盟内部，特别是在波兰，尤其是在匈牙利。这两个国家都开始有意识地推行人口恐吓策略（穆斯林VS“真正的”波兰和匈牙利基督徒；真正的匈牙利文化VS外国文化、反 LGBT 运动、反外国非政府组织）为当权者的权力目的服务。

《2040全球趋势》报告支持了范胡瑟的观点，其中有一段话：“在一些西方民主国家，公众对现有政党和精英的能力和政策的不信任，以及对经济混乱、地位逆转和移民的担忧，助长了破坏民主规范和制度以及公民自由的非自由领导人的崛起。在1980 年代和 1990 年代从威权统治过渡到民主治理的国家，也出现了多种因素导致的民主停滞或倒退，包括国家治理能力落后、法治薄弱、打压反对派的传统、高度不平等、腐败和军队对政治的干涉。

根据《美国情报界2021年度威胁评估》，这一全球反民主趋势的背后有明确的反民主力量在作祟。世界各地的非自由政权将越来越多地利用数字工具来监视其公民、控制言论自由以及审查和操纵信息以维持对其人口的控制。这些政权越来越多地进行网络入侵，影响到境外公民——例如黑客攻击记者和宗教少数群体或攻击言论自由的社交平台——作为他们监视和影响外国人口战略的一部分。

削弱本地和全球合作意愿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就业、基本资源和安全的稀缺日益严重。5月去世的密歇根大学的罗纳德·英格哈特在他 2018 年的著作《文化进化》(Cultural Evolution) 中警告说：“失业威胁日益普遍，在这个人工智能社会中，几乎任何人的工作都可以实现自动化。在知识社会的早期阶段，对高学历和技能的人的需求不断增长，他们可以获得稳定、高薪的工作。但向人工智能社会的过渡改变了这一点：计算机甚至开始取代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人士。在人工智能社会，主要的经济冲突不在于工人阶级和资本家之间，而在于顶层的1% 和其余 99% 之间。”

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戴维·奥特尔发现在美国白人选民中，因与中国的贸易而失去工作的人转向了政治右翼。奥特尔和三位同事在2020 年的论文《输入政治两极分化？贸易风险上升的选举后果》得出一个政治经济学结论：经济逆境直接导致本土主义和极端政治家的得势。

耶鲁大学环境法教授丹尼尔·埃斯蒂为我们描述了部落主义、对外来者（尤其是移民）的敌意以及所谓的“排他性民族主义”的出现如何破坏全球合作的前景：“就气候变化等问题进行全球合作变得更加困难，即使问题的紧迫性急需各国联合行动。部落主义/民族主义的广泛兴起使“我们”与“他们”更加水火不容，使得各国在合作应对新冠疫情、气候变化和贸易争端等问题上举步维艰。”

换句话说，民主国家没有能力应对年度威胁评估中提到的直接危险，未来一年，在Covid-19 大流行造成的全球破坏中，以及在大国竞争、生态退化的破坏性影响的背景下，美国及其盟国将面临各种各样的威胁，包括不断变化的气候、越来越多的非国家行为者以及快速发展的技术。威胁的复杂性、它们的交叉互动以及在日益互联和移动的世界中发生连锁事件的可能性为情报界带来了新的挑战。

另一个全球发展趋势是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而发展中国家的年轻人比例则迅速扩大。杜肯大学的政治学家马克·哈斯认为，“一方面，老龄化有利于国际和平，另一方面却将加剧国内的两极分化。”

哈斯表示：“与人口老龄化的国家相比，拥有大量年轻人（15 至 24 岁）的国家更有可能卷入国际敌对行动。由于军龄公民过剩，养兵成本低，更容易招募和更换。年轻人也更容易激进化，特别是那些贫穷、经济机会少的国家。在老龄化社会则出现了相反的趋势。老龄化往往会降低国家开战的能力和意愿。随着社会老龄化，政府可能将越来越多的预算用于老年人福利支出，这可能会减少其他领域的支出，包括军事支出。”

他还指出，类似的现象存在于社会层面，来自多州、多代调查的数据显示，父母所生的孩子越少，就越珍贵且不可替代。任何一个孩子的“价值”越大，孩子死亡造成的损失就越大，从而随着生育水平的下降，发达国家越不能接受战争带来的人员伤亡。

美国将在解决全球紧张局势中发挥什么作用？

乔治梅森大学公共政策教授戈德斯通将希望寄托在拜登总统身上，他说：“拜登真的肩负着整个世界的重担。如果他成功（成功意味着实施一项提高生活水平的计划，并赢得大多数人的支持和尊重），他就可以在关键问题上推进全球合作，恢复国内外对民主的信任，帮助扭转民族主义威权治理的全球趋势”。

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持有更阴暗的观点，他在电子邮件中写道：“可以通过从全球到地方、各层级的公共行动来应对多重挑战，不幸的是，美国在这出戏中并不是一个建设性的问题解决者。在国家层面，我们被种族和阶层撕裂。美国的民主实验有可能因我们政治制度的腐败（带有民主外表的纯粹富豪统治）和顽固的种族主义而走向分崩离析。”

萨克斯对拜登政府的前景也不乐观，他说：“在全球层面，美国也是一股破坏性力量，因为我们不是专注于解决全球问题，而是更专注于维持过期的霸权。因此，愚蠢地发动与中国的新冷战是美国给自己酿造的苦酒。把精力放在动员七国集团与中国竞争，而不是解决全球共同面临的、巨大而紧迫的挑战，这是多么荒谬！拜登政府目前的外交政策存在严重缺陷。看到'西方'今天决定制定自己版本的“一带一路”计划来与中国抗衡，这太有讽刺意味了。”

最后，我想用戈德斯通的话做结语：“如果拜登失败，上帝保佑我们，我们将回到 1930年代的世界，那是个政治两极分化、充满种族仇恨和对立、反移民情绪和法西斯主义蔓延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