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1日，美国公共广播公司等媒体播出了国际智库——欧亚集团总裁布雷默对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的长篇采访。
驻美国大使馆在其官方网站发布了这篇访谈的中文版。

据介绍，4月3日，崔大使在华盛顿接受了布雷默主持的GZERO WORLD节目连线采访，就新冠疫情、媒体关系、中美关系等回答了提问。

这是崔大使继两周前接受美国AXIOS和HBO记者专访之后，再一次接受美国方面的专访，为疫情之下日益恶化的中美关系表达权威立场。
连续阅读濠哥文章的各位看官和网友应该知道，上一次专访及之后崔大使在《纽约时报》发文《
同舟共济 定克时艰
》 ，在濠哥看来，是崔大使为结束中美恶斗发出明确的声音，以不同于国内狂热反美立场为标志，吹响哨声，要求中美双方停止继续恶斗、继续甩锅、继续相互指责，回到中美友好、联合抗疫的正确道路上，否则严重后果（请参阅：
中美止战？驻美大使回应病毒源头之争到底在说什么
；
【再发】驻美大使鸣哨，中国到了黑云压城时刻？
）。

 濠哥认为，崔大使的明确态度及署名文章，产生了良好的效果。因为上此之后，中美之间基本上停止了直接的相互攻击，出现了稍微缓和的迹象（请参阅：复盘防疫外交3个月，有成本更小收益更大的方式吗？）。
在中国社会反美情绪空前高涨、美国政坛指责质疑中国应该对国际疫情传播承担责任的关键时刻，崔大使如何在此时此刻为中国正名、为中美冲突降温呢？
根据官方实录，这次采访是以在线的方式进行的。因疫情严重，美国全部50个州全部宣布了“灾难状态”。
崔大使表示，他在使馆仍然每天上班，因为有很多工作要做。“我要维系两国政府间的沟通，帮助美国公司解决从中国运送抗疫物资到美国的具体问题，还要同媒体交流。我们在美国还有人数众多的中国公民，尤其是留学生。坦白说，他们有些忧虑。我要照顾好他们，与他们沟通，努力解决他们的问题。”
据介绍，虽然中国在美人数众多，但“很多华裔人士在美国有家人、工作或生意，据我了解，他们中认真考虑回国的并不是很多”。真正需要崔大使操心的是中国留学生。学生们“远离父母家人，其中一些人学生签证很快就要到期，因为美国学校通常到5月左右就会结束学期，有的甚至都没有经济资助了。”
布雷默问：美中两国现在需要应对一系列严峻挑战，难度可能超出第一阶段协议的落实。美中关系现在的性质如何？您认为双方还是保持着适度开放吗？这种开放程度是否适宜？开放得够不够？两国之间建立了一定程度的信任吗？您怎么描述当前的关系？
崔大使：我想可能没法用一两句话来回答这些问题。中美关系是如此复杂且涉及方方面面。幸运的是，在领导人层面，两国元首保持了良好沟通。就在上周，特朗普总统与北京进行了长时间、建设性的通话，他们一致认为两国应合作抗疫，现在是需要团结合作的时刻。
　　我们使馆现在主要有以下三项工作：第一，推进两国抗疫合作，共同挽救生命。不管是关于医疗物资的还是关于两国疾控中心、研究机构技术合作的，使馆都竭力推动双方沟通协调。上周日（3月29日），两国疾控中心又召开了技术性视频会议。第二，正如两国元首之间及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特别峰会达成的共识，我们要共同努力，稳市场，促增长，保就业，保民生。我认为这是我们的一个工作重点。对于我和使馆来说还有一项工作也同样重要，坦率讲，就是（第三）确保一个有利于两国合作的舆论民意氛围，这和前两项工作一样很艰难，但很重要。
布雷默：我先从宏观的角度谈谈这个事实，即中国经历了二战以来最严重危机的挑战。一开始疫情在中国爆发，现在我们在美国也面临疫情，确诊数字是此前想象不到的。您认为中国现在在应对疫情方面情况怎样？
崔大使：我想几乎全世界所有人都对病毒和疫情毫无准备，因为这是一种全新的病毒，几个月前极少有人甚至没有人对它有任何了解。这是一个不断加深对病毒认识、不断了解如何应对的艰难过程，是对所有人的挑战。我们是最先应对这一艰难局面的国家之一，为此付出了艰苦努力和高昂代价。现在中国的情况在好转，确诊病例已经较少，目前还有约3000个确诊病例，其中也有一些重症病人，但相较之前我们对如何治疗已经有了更多了解。我们还在努力防止疫情回潮，同时重启经济，恢复正常经济社会活动。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我们知道，单靠自己无法成功完成这项任务，我们要为国际抗疫合作贡献力量，因为除非疫情能在全球范围内得到控制，否则包括中美在内，没有哪个国家是安全的。
美国疫情地图（病例数据至4月11日）
　布雷默：中国在应对这一危机方面比其它国家积累了更多经验。您对美国政府接下来如何应对有什么建议？有什么经验教训？
崔大使：我们从本国及其他国家经验中了解到一点（第一点），那就是必须把人民的生命健康放在首位。对于我们来说这是最重要的，不惜任何代价都要做到。我们要挽救生命，保护人民健康，尤其是保护好弱势群体，包括老人、有基础性疾病的人和穷人。我们要把这一点作为重中之重，为此不惜代价。
第二点，我们确实需要加强国际合作。要摒弃利用他人苦难谋取政治私利的行为。遗憾的是，在这里以及其他一些地方，还是有人企图这么做。我们要共同努力，坚决反对这种图谋。
    （第三点）长期来看，还要从此次疫情中吸取经验教训。过去数年，很多人都在讨论大国间的战略竞争，讨论所谓“修昔底德陷阱”等等，但很少有人预计到这样一种看不见的病毒会对我们所有人造成如此大的影响。所以，必须要认真思考我们面临的真正威胁是什么？真正的敌人是什么？共同利益在哪里？应如何在世界范围内应对诸如此类的全球性挑战？
【濠哥注：现在对崔大使上述三个问答进行解读和小结，以便强化记忆。
1、目前中美间，最幸运是最高层面保持着良好沟通，除此就乏善可陈了——目前保持着一个半月至两个月就通话一次的节奏；
在此后的访谈中，布雷默还提到，两国元首通话前，特朗普总统曾将病毒称为“中国病毒”，通话后他不再这样做了。崔大使则表示，“从我本人经验看，两国元首保持着良好、有效的工作关系，每次会晤和通话都富有建设性，为两国关系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
2、当前中美合作的最好渠道是联合抗疫。通过援救患者生命化解冲突和矛盾，为疫情过后恢复两国贸易和市场交流留下生机。否则，中国“稳市场，促增长，保就业，保民生”的目标就会泡汤。没有每年对美国5-6万亿元人民币的出口支撑，中国对全球每年3000多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就得由正变负。
3、确保一个有利于两国合作的舆论民意氛围，这个很艰难，但很重要。崔大使还表示，要摒弃利用他人苦难谋取政治私利的行为。濠哥认为，对美国目前的严重疫情幸灾乐祸，没有任何好处，只可能为中国招来灾祸。
4、这次疫情应该促使双方反思中美间所谓的大国竞争及“修昔底德陷阱”等，或许中美间真正的敌人不是对方。两国应该通过寻找共同的利益，来应对全球性挑战。
5、布雷默认为，这次疫情让中国经历了二战以来最严重危机的挑战。二战危机，是指当年的抗日战争，即亡国的挑战。布雷默作为国际地缘政治风险的分析师，为什么会如此相提并论，难道是他看到了什么？让人惊心。】
纽约时代广场如今空空荡荡
布雷默：您感到忧虑吗？这是个全球化的时代，中国也是全球化的核心组成部分，这意味着如果出现任何问题，中国也会受影响。所以现在有人在推进本地化，在消费者所在地生产更多产品，这将大幅度地减少美中经济相互依赖。您怎样回应对即时化供应链的担忧？
崔大使：我认为这是经济学家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必须承认，当前病毒传播速度远超供应链变化速度。同时，全球化进程是受经济效率和技术驱动的，是客观力量作用的结果，不是什么人能够人为设计出来的，我们无法真正阻止这些基础性力量发挥作用。当然，我能理解人们希望供应链更加多样化，这样面对危机时他们仍能保证供应。这是可以理解的，而且也应该这样做，但也许只能在一定限度内，因为显然我们不可能把所有事情限定在国界之内。
疫情再次证明，这是一场全球性挑战。病毒不分国界，不分政治体制、文化和宗教，它以同样方式攻击所有人，所以我们才需要更加紧密有效的全球合作。如果说过去的全球化进程是有问题的，现在我们就应该使其更加开放、包容，促成更加公平的分配，照顾好弱势群体，照顾好孱弱、穷困的人群。这是我们修正全球化缺点和不足时必须要做的事。同时，疫情再次证明全球各地是紧密相联的，当我们面临这样严峻的全球性挑战时，怎能四分五裂、而不是紧密团结呢？
世界银行
布雷默：但我们目前还没看到太多全球合作。七国集团已召开数次会议，二十国集团也已召开会议宣布将继续关注局势发展。不管是政治上、经济上、货币领域还是卫生领域，我们并没有看到太多协调，看到的是各国各自应对。您认为中国具体能做些什么来推动国际协同应对？
崔大使：你说得对。当然，以视频形式举行的G20特别峰会很成功，做出了一些明智决策，当前任务是落实这些决策。尽管如此，我认为全球治理的现状，特别是其不足，能促使人们对你提出的G零观点进行更多认真思考。无论在全球经济还是公共卫生方面，全球治理都没实现良好运行，人们必须认真思考应建设怎样的全球治理，我们的目标是什么。进入21世纪以来，我们已历经数个危机。从911恐怖袭击，到金融危机，再到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我们经历了安全挑战、金融动荡以及现在的公共卫生危机。尽管我认为我们早就该觉醒了，但如果我们还没有开始觉醒、还能称这次疫情是一次“叫早”，那么现在是时候我们来付出努力、构建一个良好的面向21世纪乃至未来的国际治理体系了。
　　同时，这也取决于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如果我们想要的仍然是基于某种政治体制或由一两个国家主导的国际治理体系，我认为我们不会成功。如果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开放、包容的新型国际治理体系，各国相互尊重，充分认同文化、文明、政治体制和经济制度的多样性，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那么我认为建立一个有效的新型国际治理体系已经具备条件。我们现在必须做出正确选择。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布雷默：您说由一两个国家主导的现有机制将无法有效地发挥作用，您指的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吗？这是您所指的吗？
崔大使：平心而论，这些机构都在尽最大努力进行改革和改进，来适应当今世界的巨大变化。例如，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其份额制度及如何回应成员国需求等进行了重大改革，它们做出了很多努力。这些机构在最近的G20峰会上也表示要提供帮助，愿发挥应有作用。我们当然要鼓励它们做得更多。对世贸组织而言，很遗憾多哈回合谈判没有成功。（世贸组织）很多规则是在新技术出现之前制定的，我们确实需要支持它改革，使其与时俱进，更有能力应对挑战。公平地说，这些组织里的人做了很多事情，付出了很多努力。但我跟多边机构打过多年交道，我知道有一种说法：国际组织的成效取决于其成员国。因此，我们成员国必须发挥主导作用。
布雷默：展望未来三五年时间，正如您所说，一些由一两个国家主导的国际机构已不足以应对当前任务，这个论断很直接，那您认为这些机构经过改革之后会具备足够能力吗？还是我们需要新的架构，来自中国或其他一些国家？您认为我们将沿着这二者中的哪一个方向走下去？
　崔大使
：坦率地说，如果现有国际机构能够对其成员国的需求和愿望进行及时有效回应，我指的不仅是其中几个而是所有成员国，那么它们就可以通过有效改革更好地履行职责，否则，
成员国就会被迫考虑建立新架构的可能性
。但我确实希望我们可以对现有国际机构进行改革，使它们变得更好。

【濠哥注：上述三个问答，主要关于全球化。作为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因这次疫情，中国正在遭遇全球性的反全球化浪潮。表现之一，是主要大国都在强调本国主导的产业链建设。比如美国、日本、欧洲等。这意味着全球制造业在中国的份额面临着减少或撤退。
固然崔大使强调疫情、病毒是全球化的，应该加强全球合作，但是疫情扩散触发的却是各个大国都要求自己掌握关键物资、战略物资的自主权。——这意味着对中国制造的不信任，也意味对中国的政治不信任。换句话说，中国在此次疫情期间，没有让与中国相关的各大国感受到中国的可信与可靠。

各位看官，如果外国人认为，中国生产的医疗物资是选择性供给的。那么，疫情过后，他们还会愿意从中国进口这些医疗物资吗？

另外，布雷默与崔大使的分歧在哪里？ 布雷默指出，七国集团（G7）或二十国集团虽然举行了会议，但是都没有表现出或促进了全球协调，而是各自为政。甚至欧盟也没有在疫情期间发挥协调各国的作用。崔大使则认为，基于某种政治体制或由一两个国家主导的国际治理体系不会成功。这句话，既可以用来批评美国，指出美国主导的国际政治体系不会成功。但是，也可以用来批评中国自己。因为，加上中国，就能成功吗？
实际上，正是崔大使指责的3个发挥作用不好的国际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给了中国很大的发言权、表决权与货币提款权占比。
2016年10月1日，人民币正式加入IMF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并以10.92%的权重超越日元和英镑，连同美元、欧元，成为国际通用的五大货币之一。
但是，4年来人民币的发展成绩如何呢？根据IMF今年1月公布的数据，2019年第三季度人民币在国际外储中的占比升至2.01%，首次突破2%的门槛，这是自2016年第四季度以来的最高水平。
但在同期，美元的国际占比为61.78%；欧元占比从上季度的20.38%升至20.07%；日元占比从上季度的5.54%升至5.60%；英镑占比为4.43%。人民币在国际货币储备中的占比，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同时，就在中国批评上述国际组织发挥作用不力之时，中国发起成立了亚投行，又与俄罗斯、印度、巴西和南非成立了金砖国家银行，与上合组织国家发起成立了上合银行。这些银行虽然能够体现中国主导，但是也与三大国际组织形成了形成了分庭抗礼。
这正是布雷默追问崔大使的问题：即如果中国认为美国主导的国际组织发挥作用不好，那么，是进行改革呢，还是让中国参与主导呢？崔大使回答的“成员国就会被迫考虑建立新架构的可能性”，指的就是所谓“另起炉灶”。这与特朗普政府现在搞的退群，就是一体两面了。但美国退群不成功，中国另外组一个小群就能成功吗？】
布雷默：显然，我们看到在这场（疫情）危机之后，中国经济恢复最快。中国对于医疗物资和医护人员的分配也至关重要。您是否认为中国在全球舞台上扮演着与之前根本不同的角色？您是否认为中国借此次危机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崛起为全球领导者？如果是这样，这是精心部署的战略吗，还是只是被动反应？您认为中方是不是希望宣称：这是中国应该发挥领导作用的时刻？
崔大使：如果我们可以选择，我们当然希望这一切不要发生，因为这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场巨大危机。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是因为我们坚信各国同属人类命运共同体，只要还有一个国家发生疫情，就没有人是安全的，我们必须帮助别人。我们对此有清醒的认识，正竭尽全力帮助他人挽救生命，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在帮助自己。如果其他国家仍在苦苦挣扎，中国就无法免除病毒侵害。因此，我们在帮助他人，但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通过帮助他人来帮助自己。我们的目标不是成为所谓的“世界领袖”，因为我们从不相信世界需要一个领袖国家，我们坚信所有国家一律平等。当然，有些国家更强大，能力更强，应该做出更大贡献。我们愿意做出贡献，但更希望看到相互尊重、彼此之间真正的尊重，同时希望大家能充分认识到国家间的差异会继续存在，我们应该将这些差异视为多样性、互补性，而不是对抗或冲突的来源。
布雷默：您认为美中之间是否还有任何转圜余地？我认为现在是我们经历的最大危机时刻。两个国家采取的具体举措并非走向合作，更多是在走向对抗。围绕媒体的决策只是其中之一。您有没有看到两国有任何显示出相向而行的具体行动，也许是我不知道的？
　崔大使：任何时候，我都不希望两国出现任何关系紧张的情况，特别是在此关键时刻。我当然不想看到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我也在竭尽全力防止这样的情况发生。但令我震惊的是，有时一些人、一些政客可以如此卑劣，令人着实震惊。
布雷默：您是说那个认为病毒产自武汉生物实验室的参议员吗？
崔大使：我不想指名道姓。
布雷默：但中方也曾进行过类似指责，而且是正式的。我只是想知道如果您说这种行为出自美国单方面，其实双方都是如此。
崔大使：事实是，这些不断升级的指责不是我们挑起的，我们没有挑衅。但如果别人选择这样做，我们不得不回应。
布雷默：我们怎样才能摆脱这种恶性循环？
崔大使：让我们聚焦积极的事务，关注共同利益和相互需求，携手努力应对这场全球危机，挽救生命，拯救世界经济的未来，拯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未来。这才是我们最重要的任务。
布雷默：您还有其他要强调的内容吗？
　崔大使：希望不久的将来，我们能真正谈谈G0机制，谈谈有利于各方的“某种机制”。
布雷默：您认为“某种机制”是什么？如果必须要选择，它是什么？
崔大使：正如我前面说到，我们确应看看需要什么样的全球治理。这种全球治理应该建立在承认多样性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更加开放、包容，任何单一国家都不应谋求主导。
布雷默：那它是否是我们要求的新的大国集团机制？
崔大使：这不是某种集团机制，而是一种思维方式的转变。
布雷默：但您也认为现在世界上有的领导人思维方式并不到位。
　崔大使：我认为实际上很多条件已经存在，现在需要的是建立新的全球治理体系的愿景，这取决于我们能多快、多好地做出反应。现在缺乏的就是这种真正的愿景。或许有些人已经有了这种愿景，所以我们才会说人类命运共同体。但我认为不是所有领导人都有这种愿景。

布雷默：我们花了很多时间讨论美国和中国，如果我们暂时放下这两个国家，看看其他国家，谁已经建立这种愿景？在您看来，除了美国人和中国人，哪个政府，哪个领导人，哪个人现在拥有这样的愿景？
　崔大使：某种程度上说你是对的。我们是两个大国，承担重大责任。我不知道这是好是坏，但的确有一群知识分子或在智库工作的学者，他们每天都在思考这种宏伟战略，这样的思考到处可见。但对其他国家，较小、较穷的国家，或在国际决策中无太多发言权的国家，他们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脆弱性，意识到当前缺乏有效、高效和公平的全球治理体系，但他们无力改变。所以他们寄望我们引领国际努力，为大家共同构建良好的国际治理体系。
布雷默：您还是未给出具体人的姓名。这次对话对我而言着实费思量，这是我们诸次对话中我说话最少的一次，让我颇费脑力。但没关系，这个问题我们下次见面再解决。希望我们能很快再见面，现在的情况真是一团糟。
崔大使: 是的，我也希望我们能很快再见面。
　　崔大使最后表示，纽约仍是我最喜爱的美国城市。布雷默说：“我也是。所以我哪儿也不去，就在纽约。”
　　崔大使于是说，我们祝纽约和所有纽约人好运。布雷默回答：“当然。您的这句话我们要播出来。”
当下的纽约空空如也
濠哥点评：
关于崔大使的这篇专访全文，请点击文章最后的“阅读原文”读取。

本文大概摘录了采访实录的不到三分之二，并对其中的部分问答文字进行了综述式调整。

采访的后半部分中，关于对中国疫情应对中的数据质疑、隐瞒疫情及训诫李文亮医生等，此前类似内容已经很多了。就不再点评了。

从访谈中可以看到，双方都对中美关系的现状，进行了悲观性的表述。比如，布雷默说，现在是我们经历的中美关系最大危机的时刻。两个国家采取的具体举措并非走向合作，更多是在走向对抗。崔大使则表示，他不想看到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正在竭尽全力防止这样的情况发生。
那么，中美如何走出恶性循环呢？似乎没有好的答案。

未来的世界将如何演进呢？曾经，国际社会及中美两方都提到过G2的概念，即中美共同主宰世界。但是在目前中美对抗的大趋势下，G2几乎不可能。
崔大使提到了
G0机制
，濠哥猜测，可能是指：没有哪个大国能够有能力领导或主宰世界。世界可能由几个差不多的大国或国家集团来领导。这一提法富有创见性。但那样的未来，注定更难形成合力或协作。

尤其是，当布雷默问到：除了美国人和中国人，哪个政府，哪个领导人，哪个人现在拥有这样的愿景？崔大使回答不出来。或者这个答案，他无法说出来。
崔大使一方面强调，中美这两个大国，承担着重大责任。我不知道这是好是坏。另一方面，他在前面的问答中又说，中国的目标不是成为所谓的“世界领袖”，因为我们从不相信世界需要一个领袖国家，我们坚信所有国家一律平等。再往前，他还说过，由一两个国家主导的国际治理体系不会成功。这些问答中提出的观点，各位网友可以再重新梳理一遍。
难怪布雷默感叹，这次对话着实费思量，“让我颇费脑力。” 呵呵。
可能崔大使在这个问题上真正的纠结在于，我们既不能称赞和支持美国主导的世界体制，又不能承认我们要搞一个我们主导的世界体制，我们目前也的确没有这样的能力。那么，由中美——即G2——主导世界行不行呢？也不行。因为中美天然对抗，政治上已经视为天敌。

那怎么办呢？或许，也
只有G0可以作为愿景
了。

问题是，现在除了美国这个现成的老大，与中国这个内急想当老大的、自认为是的“老二”，没有其他国家有这样的心或愿景。
拔剑四顾，前有大敌，后面无人。中国也尴尬。

最后，濠哥写这文章也太烧脑子了，心累。

来份夜宵吧，谢谢！
继续阅读
阅读原文
关键词
美国
两国
崔大使
国家
大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