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网上好好说话，为什么越来越难了

当今的互联网生态与其说是促进了公共讨论，

不如说是走向了公共讨论的反面。

“你说中国不好。你是外国人么？为什么不到外国去？可惜外国人看你不起……”

“你说甲生疮。甲是中国人，你就是说中国人生疮了。既然中国人生疮，你是中国人，就是你也生疮了。你既然也生疮，你就和甲一样。而你只说甲生疮，则竟无自知之明，你的话还有什么价值？倘你没有生疮，是说诳也。卖国贼是说诳的，所以你是卖国贼。”

photo credits: ArtsThread

以上文字出自近100年前鲁迅写下的《论辩的魂灵》。正如鲁迅本人一再担心的那样，百年后的当今，他的文字依然具有无比的现实性。

第一次读到这段话的人，会觉得这简直是对当下互联网舆论生态的犀利概括。从社会新闻，到明星八卦，乃至某个碰巧站在聚光灯下的倒霉个体的生活，都无一不被暴露在情绪高涨但内容贫乏的话语潮水之中。

photo credits: ArtsThread

在互联网发展早期，一些理想主义先驱对它寄予厚望，认为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真正开放、包容、内部平等，免于一切权力的控制和扭曲的“公共空间”。然而，

当今的互联网生态与其说是促进了公共讨论，不如说是走向了公共讨论的反面——狂躁、非理性，且对弱势群体尤其严苛。

皮尤中心2018年的数据显示，美国有40%的成年人遇到过网络暴力，其中将近一半人遭到过严重的骚扰，包括实际生活中的威胁和跟踪。

photo credits: Odyssey

在逐渐破灭的乌托邦理想背后，我们逐渐意识到，互联网放大了一系列人类内心固有的弱点，导致真正的公共讨论难以进行。

所以，为什么现如今的互联网，越来越不适合讨论问题了？

“你反对，是不是针对我？”

全员自我中心

人类生来就喜欢确定性，厌恶不确定性。这是作为理性生物的优势，它让我们总是试图去发现这个世界背后的规律；但这同时也是我们的局限——对确定性的偏爱，让我们天然地偏好那些能够加固自己本来立场的信息和观点，讨厌那些挑战我们既有看法的信息和观点。

m-O-r-g-a-n-a

在互联网上，每个人对自己的信息环境都有着几乎主宰性的权利，于是我们都愈发生活在由自己织就的、由那些让自己舒适的信息编织而成的“信息茧房”之内。久而久之，茧房之外的信息便会显得格外刺耳。大到批评自己某个公共政策，小到对某个明星表示无感，都不会被理解成“观点的表达”，更不会被理解成是“对既有看法的补充”，而是一种冒犯。被冒犯激发的，自然不是理性的、旨在获取新知识的讨论，而是各种发泄私愤的问候。

网上冲浪，“有梗就行”

一种逻辑贫穷

公共讨论虽然并非特定人群的特权，但要想有效参与却需要一定的“技术门槛”，其中最基本的一项是逻辑思维，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批判性思维（Critical Thinking）。它包括一系列用来解析事实、剖析观点，并在此基础上构建自己的论断的思考方式。这并非是我们最习惯的思维方式，因为它需要完全排除直觉、情感和个人体验。

Sammy Slabbinck

在理想情况下，参与公共生活的长期训练，再加上书面语言内在的逻辑性，会让大部分成年人都获得这种思维方式，并将其运用到对公共事务的讨论当中。然而，至少对当下的网民而言，通往逻辑思维的这两条路似乎都不存在。

我们的文化对“议论”的要求向来有三：一是气魄，二是文采，三是旁征博引，唯独不讲究逻辑的严谨和因果链条的顺畅。与此同时，网络语言本身又是一个以“梗”为基本元素，不受书面语逻辑性限制的表达方式。这导致我们的网络表达几乎天然与“逻辑”二字无缘。

John Heartfield

例如，每当有人反思民族主义浪潮中蕴含的破坏性时，总有人表示“砸日本车的不是真正的爱国者”“砸4S店的不是真正的爱国者”“在饭店门口挂横幅庆祝美日疫情的不是真正的爱国者”。这实际上就是经典的逻辑谬误“诉诸纯洁”：通过虚构一个永远无法明确定义的“真正的爱国者”的范畴，掩盖“爱国者当中也包含狭隘者和暴力犯罪者”这一事实。

Isabel Reitemeyer

“没事吧，反正大家都这样”

平庸之恶

每个人心中都有固有的良知。在一些情况下，它会主导我们的道德选择，让人过上内外和谐的道德生活；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它会让步给种种恶念，让人犯下种种罪恶。

但还存在一种特殊情况：我们不愿意主动从事一些较大的恶行，但会放弃对自己进行道德反思的能力，从而在从事一些较小的恶行时特别容易原谅自己。这便是汉娜·阿伦特的经典概念：“平庸之恶”或“恶的平庸性”（The Banality of Evil）。

Isabel Reitemeyer

在阿伦特的思考中，催生平庸之恶的是纳粹的集权体制，以及由此带来的个人道德感的匮乏。然而时至如今我们发现，能够让道德感被“钝化”乃至“催眠”，让我们在“较小之恶”上原谅自己的还有很多场合，而互联网就是其中之一。

匿名社交、远程社交、陌生人社交三种特点综合在一起，让我们对友善待人、审慎置评、避免伤害的道德义务不再敏感，从而可以尽情将他人当作宣泄的对象。

photo credits: teenage westeland

对于那些胆敢违逆主流的人，或者哪怕是些微表示过对主流无感的人，例如出轨的明星、发表过争议言论的公众人物，哪怕只是一个普通人十年前在网上随口发的一句吐槽，每个人都尽可以进行最恶意的评价，再用转发、点赞、“挂人”的方式躲在人群之后，为这样的恶意推波助澜，却无需面对可能会为给网线另一端的人带来的伤害，更无需面对这种伤害给自己带来的负罪感。很难想象，这种道德感处于昏睡状态的人能够带来理性、开放的公共讨论。

Frederik Niemann.

“与其说是愤怒，

不如说是人设”

表演道德

虽然网络让我们对其他个体的道德感趋于钝化，但在另一个方向上，它却会强化我们对“道德人”形象的追求。换言之，在互联网上，我们更倾向于“表演”自己的道德，面对同样的“不道德”，我们在网上表现出来的“愤怒”要显得更加猛烈。

Illustration by Cristiana Couceiro, photographs by Shutterstock and Deseronto Archives

现代互联网平等地给了每个人说话的机会，但却没有平等地给予我们被听见的机会，除了某些“自带流量”的大V，绝大部分人并未得到他们所期待的关注。对绝大多数人来说，靠输出“干货”或是提升自己影响力来获得关注的门槛太高，但对主流道德的认同却是人人都有。

Brian Stauffer

在这几种机制的共同作用下，当代网民极为热衷在互联网上塑造自己的“道德人设”，其方式则是对任何胆敢越雷池一步的人夸张地挥舞道德大棒，甚至发出暴力乃至死亡威胁。

但如果，你还是想

在网上好好说话的话

美国心理医生和畅销书作家埃斯特·佩雷尔（Esther Perel）概括了一种我们时常被卷入其中，但却不自知的“冲突性对话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我们将对话的大部分时间用于组织自己的反驳，而非倾听对方的声音。我们总是过分执着于“我要说什么”和“我要让你说什么”，而忽略了“说的质量取决于倾听的质量”这一简单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