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的真相
在必胜与失败之间
文 : 刘擎  编:木叶
在冷战结束之后的最初几年,西方社会普遍陶醉于“民主的胜利”。
进入21世纪以来,在经历恐怖主义袭击和金融危机的重创之后,关于自由民主制度的悲观论调逐渐压倒了当初的乐观自信。
2013年,反思民主的议题再次成为热点,其中剑桥大学政治学教授大卫·朗西曼的新著《信心的陷阱》十分引人注目。作者先后在《高等教育纪事报》和《卫报》上发表两篇文章,表达了他独特的见解。
2013年是民主国家的“不祥之年”,有“斯诺登事件”的波澜,也有美国政府“停摆”的恐慌。而在应对叙利亚化学武器危机的问题上,奥巴马、卡梅伦和奥朗德都束手无策,最后是普京站出来解决问题。
普京在《纽约时报》发文,谈论“成熟的政治才能”优越于“民主的反复无常”,这不只是在羞辱西方政客,而是在对民主制度进行嘲讽。
随之而来的是西方政客们难以抑制地对“独裁者的羡慕”:不用顾忌太多选民的纷乱要求或者国会的压力,“独裁者”能够当断则断,有效地行使领导权。
西方的政客和民众未必真的愿意生活在非民主的体制下,但他们总希望民主制能有一些决断力。
以眼下的种种困境来看,自由民主制真的有所谓的优先性可言吗?朗西曼的著作考察了“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今天民主陷入危机的历史”,指出在西方现代政治思想史上,“民主失败论”比“民主必胜论”更为普遍和流行。
“羡慕独裁”的论述反复出现于20世纪的历史。1915年10月,当英国在土耳其战败,丘吉尔被视为平庸之才,远不如专制政体选拔的“重量级选手”鲁登道夫。
到了1917年,英明果断的列宁似乎也让举棋不定的威尔逊总统望尘莫及。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期间,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看上去都是具有决断力的领袖,相形之下,民选的政治家是优柔寡断的“可怜儒”。
这种恐慌一直延续到冷战时期,甚至在20世纪80年代末里根执政的白宫中,人人传阅着一部出自法国知识分子的灰暗著作《民主何以衰亡》。
然而,“羡慕独裁论”的反讽在于它是反历史的。在过去一个世纪中,民主显示出比独裁更强的优越性:“更好地应对了任何政治体制都必定会面对的最为严重的危机。”
民主政体赢得了多次战争,并从历次经济灾难中获得复苏,适应了各种环境的挑战。而独裁者恰恰是因为能够一意孤行地决断行动,最终才会犯下灾难性的错误。
朗西曼论证民主的长期优势并不是要为浅薄的“民主必胜论”背书。相反,他指出民主的困境在于“信心的陷阱”,即胜利时刻“无根据的自满”,危机之中“无益的急躁”。
如何走出在自满与急躁之间反复摇摆的困境?朗西曼邀请人们重温几位被严重误解的思想家,包括托克维尔,以及20世纪的凯南、哈耶克和福山。他们从来不是“民主必胜论”者,而是民主的警策论者。
他们彼此不同却共享着一个特征:在失败感蔓延的急躁中,他们提醒民主的长期优势。
而在公众普遍自满的时候,他们发出“悲观”的警告:“民主政体并没有从其长期优势中获得正确的经验,因为它们变得疏忽和傲慢,而不是更为强健和聪慧。”
但这些思想家对于民主复杂的关切与焦虑往往被淹没,并让位于“民主最终胜利”的口号。
公众的口味偏爱“胜利的神话”或者“灾难将至的寓言”,但民主的真相既不是注定成功,也不是注定失败,不如说“民主的成功总是可能打开通向过度自信和自满的失败之门”。
民主政体短时间看上去可能确实比较软弱,但用更长远的眼光去看,就会发现,民主政体能够更有效地避免很多巨大的危机。西方的确仍有许多值得学习的地方,当许多学者闭起眼睛、捂住耳朵高歌“这边风景独好”的时候,刘擎老师依然在“睁眼看世界”。

我们或许能看清几十年前、几百年前的历史,却不一定能够看清当代的世界,而当代才是我们生活的所在。真正的理解当下的世界,无论对国家还是对个人,都是无比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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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本文图片采自网络,文章转载自《2000年以来的西方》,作者:刘擎。感谢刘擎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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