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的第四本书，但本来应该是第一本。只是这些年评论集的出版，既受政治挤压，市场也不看好，因而自2013年筹划以来，诸多波折。今天是读书日，就觍颜自荐一下。
本书收录的多是2004-2010年间所写的评论，时移世易，心境和判断其实也与当时颇有不同，现在的中国更像是一只脚踏进后现代，另一只脚却想退回去，光怪陆离，莫衷一是，记录它也是我们的使命。感谢三辉图书六年来一直不放弃，也感谢南京大学出版社。
4月4日黄昏收到了样书，不免感慨。但随后也发现两处小疵（以前读书常为别人挑刺，现在知道了为什么这难以避免），一是后记中居然将朋友彭毅文的姓误写成了“范”（这个实在我自己也无法解释）；二是《相声的没落》中写到这门艺术在“民国时以讽刺、调侃、逗乐、取笑甚至刻薄村野闻名”，编辑改成了“……刻薄而闻名村野”（第60页），其实，村野是形容词，指粗鄙，《红楼梦》中所说的“村话”即指粗话、脏话。
对这本书的更详细介绍、目录，请点这一链接：新书介绍
下面是收入本书的同名文章：
近年来你可能听到周围的人（或许你本人也是其中之一）越来越频繁地质问：一味追求GDP增长究竟有何意义。至少在城市中产阶级中，这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一种主导性的话语。以前清贫时人们向往着早日实现现代化，而如今当物质繁荣已触手可及时，人们却开始怀念当初的时光，把它假想为一个失落的乐园——“那时虽然穷，可日子过得很开心”。
这当然并不算是一种很新的思潮，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它在历史上早已反复上演过许多次。一个国家、一个文明常常在经历了一段时期的物质繁荣时期之后浮现出厌倦情绪，因为物质的增长给人带来的快感是递减的：幼年贫穷时你可能对难得的一顿红烧肉感到满足，可是现在你每天都可以吃红烧肉，大概也就不会对它有任何愉快的感受了。换个角度说，这种厌倦感本身也意味着社会已经开始进入“物质极大丰富”的阶段，正如日本也是在经济已达到成功的1970年代初才开始所谓“徒劳的GDP”的批评——那时的日本人用这个流行语来指责经济增长本身无法提升人民幸福感。
仅仅三十年（与日本从战后到1970年代的时间大略相似），中国人就从一个物资匮乏社会过渡到了物资过剩的消费社会（至少在部分地区已经实现）。这个过程，常常被描述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GDP崇拜”正是这一过程的必然产物和基本特征：因为这样一个心无旁骛地注重经济增长的过程，总是要追求规模经济效应，而现代工业社会的基本观念就是“经济增长是好事情”。由于生产出来的大量物资总要有人消费，因而过于那种“节俭是美德”的观念逐渐遭到挑战——那是属于另一个时代的美德。借用堺屋太一《知识价值革命》中的话说，“大量消费体面”这种拜物教思想，“事实上是工业社会的基本精神支柱”。这些观念，到了后现代社会，都遭到了全面的质疑和批判。
中国的特殊之处在于：由于地区差异巨大，它尚未普遍实现现代化，一只脚却已经踏进了后现代化社会。于是这形成了一种中国内部的“雁行模式”或梯度转移：沿海地区对一味追求工业和经济增长的反对声越来越强，而急于想进入工业社会的内陆地区却张开双臂欢迎从沿海地区迁来的工厂企业。近年来的许多迹象表明我们正在经历一个弯道：农民工和劳动力的短缺是一个新现象，说明“不惜劳动力而珍惜物资”的阶段正在过去，将要迎来“物资过剩而节约劳动力”的时期。
与此同时，社会精神和审美观也正在逐渐变化，人们觉得那种批量化、标准化、工业化生产的东西不过是廉价品，相反更喜欢多样化、个性化甚至手工制作的东西，这才有了所谓“长尾效应”。虽然全社会到处都在大谈“创新”、“创意产业”，乃至为“中国人缺乏创新”而焦虑不已，但实际上中国人还不大习惯为那些创造性的想法（思想、战略、咨询、创意、设计等）付费，仿佛那些“虚”的东西都应该是免费的，只是“忽悠”人的，这正是“现代”而非“后现代”的典型思维，不过现在也逐渐出现了对所谓“创意产业”的重视。
但最重要的变化还是发生在人们内心的变化：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工业发展带来的公害和问题，人们开始怀疑自己所经历的是一个没有灵魂的时代。耽于享受和充满物欲的时代也是一个患上文化神经症的时代。如果说现代社会的理念是“经济发展的目的就是其本身”（只管赚钱就是了），那么到了后现代社会，人们则要问“经济发展的目的到底是什么”（赚钱到底又是为了什么），换言之，它应该是使人民幸福的手段，而不是目的。
如果说以前人们为了实现现代化而愿意延缓得到满足，那么现在，人们希望即刻得到幸福。这就是为什么现在的城市中产阶级不时有一种想要逃离城市的冲动，他们假想生活在遥远、偏僻、但环境优美的地方的人们（例如经常被提到的不丹王国）要比自己过得幸福。总之，幸福与否与物质丰富程度不成正比，甚至根本是无关的——至少人们如此声称。
不仅如此，人们还倾向于认为：只知道追求高收入和物质享受的人是卑劣小人，而能放弃物质享受而追求精神生活的人是高尚的人，虽然许多人毕竟还是宁愿去超市买有机食品而不是真的放弃工作去当农民。人们想要的不再是更多的消费和财富，而是更多的自由时间和“心灵充实”，还渴望去藏区获得一次“灵魂的净化”。
与之前狂热追求物欲相反，现在出现了一种寻求新生、关注精神生活的倾向，心灵性、精神性影响着外在形式的表达，用荣格的话说，“现代人过分沉迷于精神生活”。这种重视精神生活超过重视物质享受的想法，实际上是中世纪式的（中世纪正是一个精神至上、蔑视物质的时代），因而许多未来学家将这个正在到来的时代称为“高科技中世纪”或“新中世纪”。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接下去的时代将像中世纪一样“黑暗”，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相比起以往，人们会注重内心的感受和精神生活（这并不意味着人们普遍愿意放弃物质生活）。创意产业和满足精神需求的产业或许将因此迎来重大发展，社会文化的面貌因而会趋向于极大的多元化，无论多么小众的兴趣可能都会得到响应和充分发展的机会，而一种思想要得到所有人的赞同，恐怕将更难了。鉴于中国庞大的规模，要全面进入后现代社会恐怕至少还要二十年时间，但如今，我们已经在目睹它正在缓慢地跨过那道门槛。
继续阅读
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