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年头，建筑工人有多“抢手”？

*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建筑业是中国的一个支柱行业，建筑工人也是进城务工群体的主力，每5个农民工中就有1个建筑工人。但如今即使是在高工价之下，建筑工人的数量也越来越少，他们在逐步老去，并且面临着年轻一代的接班断层。

记者｜黄子懿

摄影｜黄宇

抢人

在城市化的发展进程中，建筑工地是不可或缺的主力战场。转动的黄色塔吊、光滑的玻璃幕墙，以及戴着安全帽在架子上施工的工人们，让这个场域成了一个时刻忙碌的地方。一个工地通常从早上6点开工，晚上6点下班——这只是明面上的说法，很多时候，工人们下班之后还要加少则2小时、多至4〜5小时的晚班，以赶上期望的建设速度。按照合同，每一个工地在每一阶段都有工期压力，要按时交付，不然就会违约。

32岁的张龙要经常面临这种压力，他是中建二局北京分公司的一位生产经理。在一个建筑项目中，这个职位主要负责保障人力、物料、机械设备的充足与及时到位，进行工期进度管理。这两年，张龙一直住在北京丰台区的丽泽商务区，负责当地一两个大项目，每天至少两次去实地查看进度。即使是在工地临时搭建的办公室里，他也眉头紧锁，不时点上一根烟，透过窗户观看身后工地的实时情况。

中国的城市建设离不开这些建筑工人

丽泽商务区是北京三环之内最后一块尚未完全开发的大型土地，张龙所负责的D07项目是由四家知名地产商联合开发的一个高端城市综合体，兼具住宅、商用功能，总建筑面积为11.9万平方米，有C、D两栋公寓楼，均为21层，高约100米。按张龙的说法，甲方和公司对项目非常重视，提出按照“国家优质工程奖”的标准打造该项目，要作为北京的标杆性工程。

2020年5月15日，项目正式开工，张龙与分包单位的200多号工人一起入场，计划在2022年5月25日竣工正式交付。进入2021年，张龙愈发觉得肩上的担子重大。由于工程要按照最高标准打造，所有建材都是最优，但在建材市场上，涨价潮从2021年开始袭来。钢筋的价格从2020年2月的4500元/吨疯涨到近7000元/吨，铜的价格从约4万元/吨一直涨到了8万多元/吨，造价一直往上抬升。

更重要的是，建筑工人的工价也在上涨，用工人手一度紧缺。比如，在建设两栋大楼的地下工程时，由于工程要求高，工艺讲究，但人数有限，进度一度提不上去。按照时间表，两栋大楼的地下工程要在2020年12月下旬完工，但到2020年7月初，项目刚刚开工俩月，张龙就觉得进度不及预期。他和团队掐指一算，一度差了近半个月。

D07项目的两栋百米高层建筑，看似独立，地下空间则是打通的。在这样的百米级高层建筑内，地基部分的作业面积远远大于地面部分，地下一共4层、3.6万平方米，有21米深。挖掘机可以挖出大坑来，但此后的修筑基准面，要用到大量工人做好钢筋切割捆绑、支模、混凝土浇筑等工作，这样才能保证按时实现“正负零”——指主体工程达到基准面。用通俗的话说，就是地下工程大体完成，可以进行地上工程了。按照合同，只有按时实现“正负零”，作为施工单位的他们才能拿到上一阶段的工程款。

“我们其实已经预估到很多特殊情况了，但没想到还是很紧张。”张龙说，他估计当时的人手缺口超过50%。做项目规划时，团队就考虑到了用工方面的影响因素。施工队伍5月份进场，他们就考虑了“五一”假期、7月份中原地区农忙的用工缺口问题，提前和劳务分包公司做了沟通和预案。但面对100〜200多名工人的缺口，张龙焦头烂额，一度辗转难眠。他试着去找更多的工人，却发现偌大的华北市场，工人变得稀有，用工价格上涨幅度很大。与一年前相比，一个负责倾倒建筑垃圾、打扫工地的小工，工价从200多元/天涨至300元/天，而有技术含量的大工，工价则从300〜400元/天普遍涨至400〜500元/天。

这背后是建筑业用工面临的结构性问题。建筑业是中国的一个支柱行业，建筑工人也是进城务工群体的主力，每5个农民工中就有1个建筑工人。然而，这个群体的人数正在逐步减少。据2014〜2019年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国农民工质量监测报告，建筑业工人的数量在5年间从6109万人降至5226万人，在农民工总量中的占比从22.3%下降至18.3%。

仅剩的5200多万人也在逐步变老。我国近年来总体农民工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平均年龄持续走高至40.8岁，每4个农民工中，就有1个超过50岁。这在建筑工地更加明显。2021年4月，我在D07工地围墙之外，可见不少年龄目测超过50岁的工人正在处理建筑材料。走进项目办公室，一块智能工地系统显示屏则展示着工地内目前200多名工人的年龄结构：46.6%的工人年龄在45〜55岁，是工地的主力军，而有近20%的工人年龄在55岁以上，25岁以下的工人只占2.1%。

D07项目总工程师李佳兴用智能系统屏幕展示工地工人的年龄结构

这些老龄化的建筑工人“都是要去‘抢’的”，一位京津冀地区的建筑劳务经理直言。“抢人”最火爆的地方是雄安新区。2020年5月，国内疫情平复后，雄安新区启动区大范围开建，吸引超10万建筑工人投身建设。来自雄安的号召也间接推高了市场价格，建筑工人的工资上涨。在雄安当地，为了“抢人”，一些单位会采用日结的方式，“直接发现金，当天结算”。当地工人的工价如今能开到500〜600元/天，春节期间一度涨至800〜900元/天，还不算加班费。即便这样，也留不住要回家的工人们。

D07项目的用人高峰期，正好与雄安开建期重合。那段时间里，张龙每天“电话基本不会停”，跟劳务公司、施工队伍等对接，为了完成任务寻找工人队伍。他们和分包单位决定去市场上寻找“突击队”。得益于分包劳务单位的一些长久合作的老关系，他们在打了无数个电话后，最后找来了两个劳务公司、一共六七支小队，带来了150〜200人的“突击队”。现场从此有了400〜500号人，在北京的冬日里加班加点，每天至少干到晚上10点多，最终在约定日期之前实现“正负零”，顺利交工。

只是，这里有着更高的成本代价。张龙说，这类“突击队”是近年“市场有需求才出现的”，他们专接急活儿、短活儿，去各个缺人手的建筑工地应急帮忙，通常是几周到1〜2个月不等。“突击队”工价会比常规队伍高出10%〜20%，工作时间也更短，但这些年生意非常火热。“我们幸好提前跟人家打了招呼，不然临时找肯定找不来，因为到处都缺人。”负责对接的劳务经理说。

手艺人

一栋大楼从无到有的过程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程。

D07项目总工程师李佳兴今年33岁，从事建筑行业十多年，最早是在中铁系统做基础设施建设，参与过京沪高铁、沪宁高铁的建设。他说，高铁建造难在精，对道路精度有极高的要求，而房屋的建造难在管，“涉及的管理工作太多了”。以D07项目为例，中建二局北京分公司属于总承包单位，随着项目进行到不同阶段，都会有分包的不同施工队伍进场，负责不同工序和工艺，前后入场的施工队会有30多家。

建筑业仍然是一个劳动密集型行业，大量的工作需要人工完成

按照“国家优质工程”标准建设的这栋大楼，要求更加严苛而精细，误差要控制在毫米级。李佳兴说，为此，他们采取了精细施工，“比如一般大楼可能平均5天盖一层，这个大楼可能得要7天”。效率的核心在于一次成型、不要返工。当下，建筑业仍是一个劳动密集型行业，很多都要靠工人们的双手去完成，精细施工的要求也加大了对工程和工人的考验。

2021年4月中旬这一天，我来到D07项目走访，两栋大楼目前已立起6〜7层高，外层被层层钢结构包裹。大楼正在进行的是主体结构的施工，即在地基基础上，搭建维护建筑上部结构主体性和稳定性的承重体系，也就是大楼的“骨架”。主体结构完工后，还要进行二次结构施工，主要是砌筑剪力墙等非承重部分，进而是装修、绿化等工程。其间，各工程交替穿插进行，在做主体与二次结构时，机电、水暖、消防等工作同步展开。施工队伍都是从中建二局的供应商目录中挑选出的优秀队伍，一共200多人，主要是钢筋工、木工和混凝土工三大工种，恰好对应核心筒（建筑中央部分，通常由电梯井道、楼梯、通风井构成，属于钢筋混凝土结构）施工的三大步骤：绑钢筋、支模板和浇筑混凝土。在工地上，这三类工人属于“大工”，其余扫垃圾、推车搬运物资的是“小工”。所有大楼的主体结构都离不开“大工”们的手艺。

首先是绑钢筋。在钢筋混凝土结构中，一根根钢筋都要靠人工捆绑起来，在此基础上才能浇筑混凝土，形成承重柱等大楼的主体结构部分。绑钢筋是一种传统建造工艺，一个常见工序是，工人连接好竖向受力筋，画好箍筋的间距线，用箍筋将受力钢筋套住。箍筋是一种带有弯钩的钢筋，工人要用手拿着扎钩套住扎丝，绑住箍筋与受力钢筋。钢筋很粗，箍筋中等，扎丝极细，直径通常在0.3〜0.45毫米。捆一个扎丝不过数秒，但因活儿细，这是一门纯粹需要人力完成的工作。绑好之后的钢筋极其牢固，看起来像是纵横交错的骨骼经脉，严丝合缝，秩序井然。

钢筋捆扎好之后，就是支模，即在钢筋外层支好一层模板，用于混凝土浇筑和定型。这时候，就需要木工上阵了。张龙在刚入行时要去工地实习，学习了解各种工艺流程。在他看来，木工是一门非常依仗工人手艺和经验的活儿。“木工们把模板拼成什么样，混凝土出来就是什么样。”张龙说，因为一块块木板要拼装起来，需要用上立档、横档等各种金属器材，处理凹凸不平的拐角，确保拼缝严密，还要确保模板的刚度和稳定性，避免浇筑时“爆模”和漏浆，以便最后成型。目前，在D07项目工地上的三大工种中，木工的工资最高，一度可达500元/天。由于工程工期紧，精度要求高，施工队里都是至少有着十几年经验的老师傅，“新人干不了这个”。

一个好的建筑工人，还能为项目降本增效。一个项目的造价成本中，人工、材料、机械的花费大概是3∶6∶1，其中材料涉及的费用最高，在保证工程质量的前提下，材料优化是项目降本增效的关键点。

45岁的宋海涛是中建二局渤海分公司从农民工成长起来的机电经理，自2018年起，宋海涛在天津北辰区郡德花园项目上负责水暖、通风、机电等工作，带着一支施工队伍。该项目有29栋洋房、4栋别墅、3栋写字楼综合体，工作量和材料量都巨大。

虽然工价上涨，但有好手艺的建筑工人依然很难找

“机电施工涉及电缆线，动辄好几万，如果长度有问题，几万块就浪费了。”宋海涛说，线缆的主要材料之一是铜，从2021年春节开始价格涨了近一倍，“天天涨”。为了节省材料，他要求工人们要学会看图，“下料”前要看图和实测双重复核。很多工人不会看，他就每天召开看图会议，挨个儿教。最终，他带着这些会看图的工人，帮项目降本增效30多万元，后被评为“全国优秀农民工”。

在项目点上，宋海涛带着一个100〜110人的团队，队伍里的人都是他的老乡。在工地上，宋海涛戴一顶安全帽，穿一件荧光色的工作马甲，带着工人在盖好的大楼主体结构中不停地往一个孔里预埋线路。他手里拿着的，正是一圈圈的BV线，如今价格是8万元/吨。

宋海涛来自保定唐县，自幼家里条件不好，他初中辍学后就出门打工，求着老家的师傅带他学技术，从5元/天的小工做起。对一个新入行的机电工来说，学会看图纸最重要，他就白天干活儿，晚上自学，第二天再拿着图纸跟自己干的活儿做对比。几年后，宋海涛当上了带班组长，又自学了电气焊等工艺，“因为电焊当时一天能多挣10块钱”。他前后参加过北京大学图书馆、北大百年讲堂、清华紫光大厦等50〜60个项目的建设。在这个过程中，他开始学习管理，在项目点他见到了很多大学毕业生，意识到自己面前有一道鸿沟——甲方的管理人员都是土木工程专业等高等教育出身，有深厚的理论知识，他感到了自卑和差距。

1999年，宋海涛报名参加一个网络函授的建筑工程专科学位课程。那个年代，网络和电脑都是稀有物，从农村出来的他买不起，他就每天5点起床干活儿，等晚上6〜7点工地管理人员都下班后，借他们办公室里的电脑学习。他每天至少要花4小时看书和上课，最终在2002年拿到学位。宋海涛坦承，他所知道的工人中，能有此突破的“非常少”。

宋海涛（中）在工地上忙着预埋线路

宋海涛所带队伍中的工人很多都跟了他十几年，最年轻的工人是一名37岁的老乡，高中毕业后就开始做机电、水暖等工作。“有经验的人很重要。”宋海涛解释，这是因为机电、水暖工人是一个技术工种，属于手艺人，年龄越大经验越多。他入行之后，得有一年多时间才逐渐入门，而现在各个项目的工期都很紧，所以及时上手很重要。宋海涛说，这些年，由于房地产行业下行，开发商需要更加快速回款，工期比以往更紧张了。比如现在建设一个20多栋的洋房，工期要求在2年左右，过往同等类型和规模的项目，大概要2.5〜3年左右。“市场上，工期普遍比往年缩短了20%左右。”

在这种情况下，工地上的任何返工都是要尽量避免的。聂绪诗是D07项目分工施工队伍的劳务队长，负责两栋大楼的主体结构工程。他在建筑行业干了30余年，从一名木工做到了施工队长。他开始负责招工是从2008年开始的，那一年北京奥运会之后，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城镇化步伐如火如荼，房地产市场起飞，很多劳务公司都赚到了钱。但2015年后，随着房地产市场去泡沫化，楼市行情下降，很多劳务公司倒闭了。

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是，现今盖一栋楼，甲方的资金链不像过去那么宽裕了。过去盖楼，很多甲方会提前预支某段工期的工程款，少则千万，多则数亿，而今的甲方都得等到工程干完再打款，比如他们承接的D07项目地下工程。聂绪诗说，如今从甲方，到总包，再到分包单位，所有的资金打款都没有以前那么快了，都在压缩资金，“就像压缩饼干一样一层层压”。款期也会拖得很长，以年末为例，“以前腊月初十或十五就能拿到，现在必须等到腊月二十七八”。

工价上涨也压缩了下游的利润。聂绪诗说，甲方的造价很多时候都是一个定额，而工价上涨的成本，有时候只能总包和分包去分摊，“以前100块钱大概能赚15块钱，现在可能连10块钱都不到”。出于这些因素，他了解到很多劳务公司都不干了。由于建材和劳动力价格的上涨，宋海涛最近的工程进度也暂时慢了下来，只能做些准备工作。

至于建设项目建材价格上涨、高价找来的“突击队”，这笔成本如何分摊，目前还没有定论。张龙说，一般情况下他们会去跟甲方谈判，合同允许的建材价格浮动在3%〜5%，超出部分需要再议。“整个劳动力价格估计每年增长10%〜20%。”张龙说，“最后还是要大家一起来谈，但甲方一般会以市场指导价跟你谈，但指导价跟实际情况还是有挺大差距的。比如说人工费指导价可能是198元/天，但是用工荒的时候随便找一个工人就得300多元。”

后继缺人

在工地上，聂绪诗是一个非常忙碌的人，要负责现场的各个方面。他穿着一身浅蓝色的西装，拿着有翻盖的手机，喜欢大声吼着四川话，用免提接听电话指挥。我见到他时，他正在帮一个工人捆一批钢筋，然后用塔吊送到施工最高层给钢筋工。“现在工人少，我们自己也就帮着做一下。”聂绪诗说，现场这100多名工人，包括抢地下工程时的多支“突击队”，都是他靠自己的关系“抢”来的。

聂绪诗感受到招工难，是从2008年后开始的，那一年后市场开始有了用工缺口和“抢人”现象。2014年后，“工人难找”的现象愈发明显。十几年前，当聂绪诗每次回乡，村里很多老乡们都会主动来他家坐坐，送点礼物，打个招呼，“有活路记得找我一起”；2014年后，每当聂绪诗回乡前后，他得主动去维系跟工人组长们的关系，送点烟酒等年货，再请客吃顿饭，好让他们过年后跟着自己做项目，“现在还得过了正月十五再走”。

工人地位的提升，也体现在环境上。在聂绪诗出来打工的那个年代，瓦房、棚户、8〜20人的大通铺是标配。北方冬天冷，他们就烧煤，或捡工地上不用的木料来烧，后者容易起灰，早上一起床，被子上铺满一层黑灰。而在十几年前，宋海涛在京参与某其他总包公司的项目时，曾在一条河的岸边住过编织布支起的帐篷，漏风漏雨，冬冷夏热，蚊子很多。大夏天帐篷内连电扇都没有，温度奇高。工人们裸露上身又怕被蚊子咬，就每人把大塑料袋缝好往身上套，入睡时汗流不止。如此住了一两年。

如今，工地的环境是大大改善了。在D07项目等诸多工地上，工人们也跟管理人员一样，住着厢房，每间寝室4〜6人，人均面积5平方米。屋内还装着中央空调，有自己的食堂、浴室、洗衣房。工资是日结月付，每月直接由总包公司打到工人的银行卡上，绕过劳务分包，避免拖欠。

工资在向一些白领看齐。以宋海涛的队伍为例，他手下的机电、水暖工人，如今工价能有400〜500/天，每个工人月入轻松过万。老家的传统是男性出门打工，女性在家工作、带孩子。“老婆随便在老家找个厂子做，一个月也有3000〜4000元。”如此算下来，两口子每月收入达到1.5万元不成问题。事实上，在打工群体里，建筑工人的收入一直属于前列。出门打工多年的建筑工人，往往都在老家有房有车。在D07项目工地上，我遇到了一个四川工人，2011年时付全款90万元为儿子在成都买了房子。

然而，高收入也让建筑工人群体变得难以管理，“不好管”是宋海涛与聂绪诗近年来的一个共识。一个突出的表现是，当工期变得紧张时，工人们普遍不愿加班，下班后喜欢聚在一起打牌，或者刷一刷智能手机，看看短视频。“给多少钱都不愿意加班。”宋海涛说，现在的工人都是年龄较大的人，除非家里有困难，否则一般家里多少都会有点积蓄，不愿再像年轻时那样拼命加班，觉得一个月有1万多元足够了。

在D07工地干活儿的工人刘常贵或许算是其中一个典型代表——他就是那个给儿子在成都付全款买房的工人。刘常贵最早是做钢筋工，后来当队长带一个10〜20人的小队伍，靠此积攒下不少积蓄。给儿子买了房和车后，他觉得自己的使命完成了大半。他在行业里进进出出，也转过行，回乡开过商店，与人合资搞过装修和家具厂，赔光了大部分本钱，最后重新成为一名钢筋工组长。刘常贵自己不再愿意多干苦活儿，就在工地上负责分拣废旧钢筋，“新手就能做”。这份工作工资低，一天200〜300元，但他觉得知足，妻子也在工地上工作，“两口子一年有个十几万元就够了”。

刘常贵一边挑钢筋，一边对我说，他们这批老工人其实大多数都已经想好了后路——据相关规定，男性60岁、女性55岁之后就不能进工地干活儿了，买不了保险。机电工等退休更早，55岁之后就办不了操作证了。刘常贵离退休还有10年。几年前，他开始给自己和妻子买社保。他算了一下，退休之前刚好能买满15年，到时候回乡两口子每人能拿1000多元的退休工资，还有早年买下的门面月租能有1000多元。“我自己随便再去哪儿当个普通保安，一个月也有1000多元，这样就有4000多元，绝对够了。”

而当老一代工人在做退休打算的时候，年轻人却很少补充进来，即使待遇再好。

工地工作以体力劳动为主，日晒雨淋，苦、累，还有一定的危险，这让年轻人离工地越来越远。在D07工地上，我见到的最年轻的一名工人24岁，他做了几年架子工后就不愿再做，现在主要负责管理，也在考虑回乡转行。见此情景，一位劳务经理发问：“10年之后，我们去哪里招工人？”

建筑工人面临着老龄化的问题，工地上很少看见年轻人

“年轻人更喜欢无拘无束。”宋海涛对此无可奈何。他如今在北京安家，有两个20多岁的儿子。他在建筑行业实现了阶层跨越，也累积了一定资源，曾想着让两个儿子也进入这个行业。小儿子当过兵，退伍回来后被宋海涛带着上过几次工地，但小儿子每次都不太情愿，不愿学技术，干活儿也提不起兴趣。最后，小儿子选择去做了房产中介。他觉得，房地产仍是一个支柱行业，他更愿做自由的销售者，而非建设者。

宋海涛觉得，这跟过去老一代工人为下一代创造了不错的环境有关。宋海涛最早感受到代际差异，来自2005年一次带一位朋友的“90后”儿子干活儿。他的朋友也在建筑业做工，常年离家，在外辛劳，总是尽量满足儿子的物质需求。孩子早年辍学后，朋友就让宋海涛带着，跟他学点手艺。可是，到了北京的工地后没多久，孩子就消失不见了，宋海涛非常着急，带着工友们找了三天三夜，最后在一家网吧找到了孩子，他当时正在网吧通宵打游戏，还往游戏里面充了不少钱买装备。

宋海涛一看，非常不理解，“我们那时最多上QQ聊会儿”。他苦口相劝，但这孩子后来还是离开了工地，再也没有回来。

（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21年22期。文中刘常贵为化名。感谢郎宇兵、马悦、吴丽蓉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