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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来源:亚当斯密经济学(刘胜军微财经出品)
作 者 | 刘胜军
作为全球第一人口大国的中国,从 1980 年严厉实施计划生育到如今转向鼓励生育,凸显“30 年河东,30 年河西”这句古语的哲学魅力。
人口问题乃国之大者,也是人类之宏大命题。随着世界步入“科技文明”这一人类文明3.0阶段,“马尔萨斯陷阱”预言的人口爆炸恐慌已成为遥远的过去。与此同时,老龄化与少子化成为主要挑战。面对这一“富贵病”,以日本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付出了沉重代价,但历史已无法重来一遍。以美国为代表的国家虽然靠“吸引移民”延缓了老龄化危机,但移民问题也成为欧美社会种族冲突的定时炸弹。
中国的人口老龄化,既有全球共性,也有中国特殊性: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的人口曲线断崖式特征,以及买房难、上学难导致的“不敢生”。
老龄化之所以是一个危机,原因有二:1)劳动力占比下降,意味着价值创造能力降低,经济增速下滑;2)老龄人占比上升,意味着社会养老负担加重。
中国能否为破解“老龄化挑战”这一世界性难题提供“中国方案”?
01
老龄化成为基本国情
全球瞩目的“中国人口普查数据”终于公布,这项数据已经成为过去数月内全球关注的焦点,因为:
• 中国依然是世界经济火车头,“人口红利”是推动增长的重要因素。而人口老龄化被视为制约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重要因素
• 外媒此前炒作中国 2020 年已出现人口负增长,摆好了“围观”的准备
官方公布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有以下重要信息:
• 人口仍在增长但增速显著放缓:2020 年全国人口与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增长 5.38%,年均增长率为 0.53%。
• 2020 年数据异常事出有因:2020 年中国出生人口仅 1200 万人,较 2019 年下降 18%,为自 1961 年以来的最低水平。笔者认为,2020 年出生人口数据之所以下降 18%,主要是百年一遇的新冠疫情影响。由于新冠疫情集中于 2020 年第一季度,很多人很可能因此而推迟生育计划,考虑到“十月怀胎”的生育周期,2020 年下半年到 2021 年上半年会出现生育低谷。数据表明,2020年出生人口下降集中于第四季度。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张翠玲指出,“国际经验表明,疾病等灾难性事件平均导致9个月后人口出生下降10~15%”。
• 老龄化趋势加剧:2020 年,65 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 13.5%,比 2010 年的 8.9% 高出不少(7%为老龄化,14%为深度老龄化,20%为超老龄化)。人口老龄化是经济发展的阶段性规律。但由于中国从 1980 年开始推行“一胎制”,中国人口老龄化速度快于其他国家。与此同时,医疗、生活水平改善,也会导致寿命延长,老龄化率提升。1980 年 25 岁的年轻人可能适逢生育高峰但却遇到“一胎制”影响导致出生率断崖式下降,而 1980 年 25 岁的人到如今恰好步入 65 岁的高龄阶段。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坦言,“老龄化已成为今后一段时期我国的基本国情。”
• 计划生育效应仍在持续:受“一胎制政策”惯性影响,2020 年平均每个家庭户的人口为 2.62 人,比 2010 年的 3.10 人减少 0.48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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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易斯拐点显现:与2010年相比,2020年中国劳动力减少4000多万,下降了6.79个百分点。诺奖得主刘易斯总结出一个规律:在“城乡二元经济”中,农村剩余劳动力可以向城市工业部门转移,最初劳动力是无限供给阶段,但随着传统农业部门中的剩余劳动力被现代工业部门吸收完毕,劳动力进入短缺的阶段,联接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的交点称为“刘易斯拐点”——2020 年中国农民工总量出现自 2008 年有记录以来的首次下降。2020 年全国农民工总量 28560 万人,比上年减少 517 万人。当然,2020 年农民工总量数据也会受新冠疫情影响而出现失真。
• 经济差异引发人口跨区域流动:经济繁荣地区就业机会更多,自然会吸引人口流入。2020 年流动人口为 3.758 亿,其中跨省流动人口为 1.248 亿,省内流动人口为 2.509 亿。
• 2020 年,31 个省份中,有 25 个省份人口增加,换言之,有 6 个省份人口下降人口增长较多的 5 个省份为:广东、浙江、江苏、山东、河南。人均 GDP 最高的广东省成为中国第一人口大省,反映了经济与人口流动的密切关联。最值得关注的区域变化是:与 2010 年相比,东部地区人口所占比重上升 2.15 个百分点,而东北占比下降 1.20 个百分点
• 城市化率持续提升但户籍依然是瓶颈因素:2020 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 63.89%(比 2010 年上升 14.21 个百分点。),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只有 45.4%,两者差距达到 18.49%
02
怎么了?
人口是影响一国经济发展的长期变量、慢变量、重要变量。
对于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要有两个基本判断:
• 这是规律,不是世界末日:日本 2020 年出生人口仅 84.8 万人,是 1899 年有统计以来最低值。韩国、台湾、香港均在 2020 年录得首次人口负增长。
• 中国的老龄化的确有其特殊性,导致“未富先老”,需要引起重视:1)2020 年,中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 1.3, 跌破国际公认的 1.5 的警戒线,也低于美国的 1.63。2)联合国数据显示,1990-2019 年,世界老年人口年均增速为 2.7%,发达国家为 2.1%,而我国为 3.2%;3)其他国家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老龄人占比14%)时人均GDP多在三万美元以上,而我国只有1万美元还不到美国的 1/6,于是出现了令人担忧的“未富先老”局面。2020 年中国的人口年龄中位数是 38.4,正式超过美国的 37.8。
未来趋势不容乐观:
• 经济学人智库(EIU)中国首席分析师预测到 2030 年,中国老龄人口占比将达到 18% 左右,相当于西班牙和挪威当前的水平。
• 中国社会科学院 2019 年《人口与劳动绿皮书》指出:中国人口会在 10 年后到达最高峰水平,之后出现负增长。到 2065 年,人口将减少到 12.48 亿,回到 1996 年的规模。
• 美国布鲁金斯中国经济资深研究员杜大伟(David Dollar) 认为,到 2049 年,中国高龄老人数量将超过美国和欧盟的总和。
这一问题的确值得重视,但原因比任泽平等人吆喝的“全面放开生育”要复杂和困难的多。
• 中国 2015 年宣布放开“全面二孩”政策后,2016 年新增人口超过 800 万,2017 年 737 万左右,然而这一趋势仅仅维持两年,2018 年和 2019 年新增人口大幅跳水,仅为 530 万和 467 万左右。
显然,指望“全面放开生育”一招制胜真的很傻很天真任泽平这个人,too young,too simple,sometimes naive中国人民大学陈卫2016年调查发现,育龄妇女只有不到30%打算生二胎。
△历年出生人口数据
对于导致生育率下降的因素,我们可以区分为:无法改变的因素、可以改变的因素。
▐ 无法改变的因素
• 生育观念的改变:随着人均收入水平提升,年轻人生育观念会出现变化,这是全球性现象,例如“丁克”家庭、单身族、晚婚晚育等。中国目前已有超过两亿人单身、超过 60 万丁克家庭,这种观念的变化,是很难扭转的。
• 中国强大的文化和传统,决定了也不可能像美国那样大量接受移民。况且,移民会带来很多长期的社会矛盾和冲突,埋下社会不稳定的隐患。
▐ 可以改变的因素
• “结不起婚”:“买房结婚”是根深蒂固的社会文化,畸形的房价导致结婚难,成为“出生率下降”的第一杀手。巧合的是,在公布人口普查数据的同一天,财政部等四部门在京召开房地产税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导致出生率降低的是房价!笨蛋!)。
• 养不起:苏宁金融研究院研究报告称,北、上、深、广的“养娃成本”均在 200 万元以上,就连长春也要 121.5 万元。
• “上学难”令人头大:中国家庭传统上重视教育,而上学难始终是令父母头疼的大事。从前些年的“条子生”到如今的“学区房”、“摇号”,上学难令准备生育的年轻人望而却步。
• “鸡娃现象”令人揪心:在现行考试选拔制度下,“一考定终身”的观念导致家长为各种培训班而奔波,此类“羊群现象”虽然短视,但也给那些不参与培训的家长以心理焦虑,导致“劣币驱逐良币”,于是出现全民打鸡血的“囚徒困境”,培训费用水涨船高。“鸡娃现象”令年轻人在经济能力上和心理上都会排斥多生孩子。
03
怎么办?
1. 激励力度要大:对生育二胎和多胎的“中低收入家庭”免除个人所得税,这一措施“心理感知度高”,容易取得显著的激励效果。
美国总统拜登在国会发表“执政百日”演说时宣布:
对拥有 6 岁以上儿童的家庭,实行 3000 美元的“儿童税收减免”(6 岁以下为 3600 美元),这样一个家庭可以获得 6000~7200 美元对税收减免用于照顾孩子。这一计划至少会持续到 2025 年。
2. 下决心根治房地产泡沫(只有从根本上入手,才能避免房价“空调”:伟大的博弈:摁不住的房价与经济学无敌逻辑)。
3. 下决心向不健康的“996”社会风气宣战,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又见马云)。
4. 全面取消生育限制,这是社会共识。
5. 财政从“投资型”向“保障型”转变,大幅度提高对医疗、教育、养老相关的支出比例,从而降低年轻人生育的后顾之忧。
6. 向各类“应试培训机构”严厉监管、长期高压,减少“零和博弈”所带来的社会焦虑和资源浪费。
7. 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提高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员工权益保护、加大教育投入、压缩政府规模、反垄断、鼓励创新创业等),扩大中产阶级群体规模和收入水平;
8、顺应人均寿命延长的趋势,适度提高退休年龄,延长“人口红利”;
9. 为父母双方提供更长的“产假”激励。《“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探索实施父母育儿假。
10. 推动中小学教育的“供给侧改革”,扩大社会办学准入,增加学校供给,缓解上学难
11. 推动大学“供给侧改革”,扩大社会办学、中外合作办学,逐步引导“大学录取标准的多元化”,从根子上改变“唯学分论”。目前已有西湖大学、南方科技大学、上海科技大学、广东以色列理工大学、宁波诺丁汉大学、上海纽约大学、昆山杜克大学、西交利物浦大学等成功案例。
-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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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胜军
坚持讲真话的经济学家
国是金融改革研究院院长
2014 年参加总理经济座谈会
70 后经济学家代表人物之一
著有《下一个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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