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港矛盾愈来愈极端
极端港青的仇恨从何而来，这是个需要思索的问题。一般来说，没有对现实的失意，就不会有对社会的极端，更不会有所谓的仇恨。那么，港青们的失意来自哪里？
香港青年租房住房极度困难，社会援助遥不可及，处于被社会抛弃的境地。
翻开香港统计处2014年下半年公布的数据，我们看到，港人月均工资约为14000港币，相比于内地似乎挺多，然而实际上尚不足支付市区20-30平米小房的月租。迫于现实，无公屋可住的港青不得不租住人均面积仅4.44平米，月租高达4000港币的劏房(2014年底劏房居住者超过17万人)--低于香港监狱的人均面积4.46平米。在这种劏房中，居住者腿不能伸，腰不能直，居住条件之恶劣，人性尊严之卑失，不居其间者着实难以想象，更别提什么幸福感了。
港青的租房贵，对应的是港青结婚买房越来越难。1986-1997年，香港年均新房供应为24918套，能轻松满足年轻人的婚房需要。回归后7年（1997-2003年），每对新人依然能对应1.37套新房。但从2004年-2011年，香港每年有48841对新人结婚，而年均在售房数仅13650套，造成每3对新人抢购1套新屋的局面--这事实上剥夺了大部分新人买房的权利。与此同时，香港房价不断暴涨，而人均住房面积却急剧缩减，到2015年，香港人均住房面积下降到仅7.5平米，冰冷的现实大大加重了年轻人的负担，最终破灭了港青对美好生活的憧憬。
对于租买房屋困难的港青来说，相应的社会援助也是遥遥无期。尽管香港建有大量的公屋以照顾弱势群体，但是根据香港房委会的配额计分制度，普通单身年轻人从18岁开始申请公屋，需要等到49岁，才有机会获得配额。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公屋供需的极度扭曲：2013年香港新建公屋数量为14057套，而2014年申请者人数竟达6万人以上。在这种情况下，绝大部分港青在35岁之前很难获得社会帮助，这也很难让他们对当前体制抱有好感。
香港年轻人难以通过体制渠道与政府沟通，无处发声之下，他们走向极端。
然而，当香港的年轻人对现实高度不满时，他们却很难通过体制内的渠道与政府沟通。
香港青年事务委员会是港府与年轻人沟通中最重要的机构，然而在这个委员会里，却很难看到普通港青的代表：现任委员平均年龄超过40岁，以富二代居多，其中恒基主席之子李家诚、霍英东长孙霍启刚和恒通主席施子清之子施荣忻等都位列期间，更有56岁的陈振彬，担任委员会主席长达5年，曾公开发表无视港青利益的"公屋放弃论"。2015年1月，香港新民党副主席田北辰就曾公开批评港府缺少与年轻人沟通的能力："同青年人訴求係兩碼子嘅事。"
因此，尽管大陆在给香港不断让利，香港的发展也似乎如火如荼，但是广大的港青却已被高速发展的香港社会无情抛弃。他们难以安居，难以成婚，难以生子，难以发声，更难以在正当生活中找到归属感，最终在绝望中不得不迈向极端。面对愈演愈烈的贫富差距，港青中的部分人，只能一头扎入社会运动的洪流，在奔腾的仇恨与怒火中，追寻自己的人生价值。
政运新星对失意青年产生了示范作用，海外反共舆论环境影响港青价值观。
更令人担心的就是，当正常的生活方式对港青失去吸引力时，政运新星的迅速崛起，让他们看到了一夜成功的希望，并产生的不可低估的示范作用。2014年年仅18岁的"学名思潮"召集人黄之峰出身平凡，竟然成为2014年《时代周刊》封面人物和全球百大思想者；香港大学学生周永康通过组织占中运动，一跃成为香港公民运动的领袖；同为占中运动组织者的香港中文大学学生岑敖晖则通过参加政治运动，跻身香港重要的政运领袖，并作为香港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的旗鼓相当的对手参与谈判；酒保出身的招显聪则通过无休止的社运，成了全港皆知的政治人物。这些例子，无疑给了失落青年极大的鼓舞，让他们以更极端更激烈的方式投入政治运动，以博取一夜成名的廉价成功。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再考量到海外华语圈的反共倾向和大陆华语网络的对外隔绝——这使得以网络获取信息为主的港台年轻人不但无法充分了解大陆的经济进步和政治实情，反而极其容易受到相对反共的海外舆论影响，并最终在误解中走向大陆的对立面。
随着失意港青越来越多，香港的反体制政治运动已经开始失控。
需要注意的就是，以2014年占中运动为节点，香港的反体制政治运动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在2014年的市民为主的"占中运动"演变为港青为主的"雨伞革命"以前，香港的反体制政治运动主要是由知识分子、议员及一些富商为领导，表达诉求的方式大多数都在社会承受范围以内，提出的理念也相对温和。比如梁国雄、张超雄、何俊仁等泛民议员致力于合法方式反体制，而发起占中运动的"占中三子"如戴耀廷（香港大学法律系副教授）、朱耀明（香港柴湾浸信会主任牧师）和陈健明（香港中文大学副教授），也同样提倡非暴力。这些人属于香港社会中的成功人士，大多拥有稳定的事业和家庭，社会阶层决定了他们在追求政治目标的同时，更注重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所以这些政运是理性可控的，不会真正危及社会稳定。
然而，"雨伞革命"之后，香港的反体制政运开始变味了。以往温和的社运领袖，逐渐在政治运动中丧失了话语权。社运参与者及领导者大多变成除了政治以外，事业家庭一无所有的学生或社会失意者（即无产者），如黄之峰（"学民思潮"领袖，学生，无业）、梁金成（"驱蝗运动"领袖，职业仓务员）和招显聪（"香港人优先"领袖，职业酒保）等。这些人大多属于被香港社会抛弃的失意者，对现状毫无认同感，其中部分人甚至巴不得推倒重来。所以这些"无产者"领导的政治运动，对政治的激情更狂热，对政治的定位更偏激，对暴力手段更热衷，对体制的态度更不屑，他们不但会毫无顾忌地冲击现有秩序，也几乎不会在政治谈判中做出妥协，比如：2014年11月19日凌晨，抗议者直接冲入立法会；2015年7月，香港大学学生直接冲撞校委会；2015年9月"鸠呜团"殴打路人并围攻旺角警署；2015年12月，香港立法会示威区发生预谋爆炸；2016年1月26日，香港学生冲击沙宣道会场。凡此种种，在2014年的"占中运动"之后，比比皆是。
以上事实充分表明，香港的反体制政治运动，已经开始走向失控。可以这样说，如果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香港年轻人所面临的生存困境，香港未来将更加令人担忧。
香港的社会问题根源不在大陆，而是香港阶层利益分化及治理低效引起的。
在此，需要指出的就是，港青的最大难题--住房租房及公屋申请困难，根源不是来自被仇视的大陆，而是香港自身的阶层利益分化及其衍生的治理失效。
譬如香港住房租房贵得离谱，部分原因是内地居民的大量迁入，但更大的原因在于房地产土地开发困难，香港1100平方公里的土地，2/3被规划为不可开发的郊野土地，住宅用地仅占可怜的4%，占土地面积的5%农用地处之无用。然而，因为开发新楼盘会触及大量有房阶层及房产炒商的利益，港府的房产开发项目被反对者以各种名目阻止。结果就是，从2000年到2013年，香港住宅用地仅增加9平方公里，比2013年上海一年的增加量还要少100公顷，这种极低的土地供应量，无疑会加剧房价的暴涨。
而香港的公屋福利之所以难以申请，则可以归因于两个原因：一个是香港地产商的阻挠。如2003年由于经济放缓，香港开发商抱怨楼市疲软，迫使港府无限期停建公租房，直到2011年才重新开建--这一决定对现今香港社会矛盾的恶化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另一个是香港房委会低效的公屋管理能力。香港房委会有个规定，住满十年的公屋每两年要申报家庭收入，不符合要求的富裕者（公屋租金极低，福利较多，很容易攒钱）要搬出公屋。然而事实证明，富裕者即便不符合要求，管理者也无法赶走对方。这导致公屋流转使用率极低，最终形成了公屋远远无法满足社会需求的局面。
所以，港青对大陆的仇恨是极端错误的，但是，即便是错误的仇恨，也有着深刻复杂的社会根由，也具有让执政者正视和反思的处政价值。如果没有主流社会的长期漠视，也就没有今天陆港双方彼此对立的矛盾。尽管从事实来讲，大陆一方是极度无辜的，然而，这并不是愤怒的理由，因为傲慢和偏见从来无补于事。
无论是大陆，还是香港，都需要认清仇恨的根源所在，并努力从根本上真正去除极端化的土壤。只有这样，一祖同胞的陆港青年才能真正化解彼此的隔阂，从而念起同气连枝的共同血脉，最终能够合衷与共，一起为大中华的辉煌贡献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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