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顾城是一种非常奇异的存在。
舆论对他总是“不忍责备”。27年前的10月8日，这位“童话诗人”在遥远的新西兰激流岛上，砍死妻子谢烨后自杀而亡。对于此种暴戾，当年的媒体责备甚少，以至于谢烨之母曾发出不平的悲鸣：
“明明是杀了人，居然还有人专门作‘悼念’，愿他‘安息’；明明是从背后活活地劈杀了我的烨儿，却说成是什么‘殉情’，……明明是一件残酷的血淋淋的凶杀案，却弄出‘水仙子’、‘女儿国’、‘绝唱’什么的花花绿绿的东西来！……那些文章，就像砍到我的烨儿头上的斧头，如今天天在砍着我的心，我的头！”
时过境迁20余年之后，谢烨母亲的控诉仍然成立。无论当年，还是今天，嘈杂的悼念、追思声中，“不忍责备”始终占据主流。譬如某与顾城同时代的女诗人撰文感叹：
“我选择了一种平凡庸常的生活，工作，丈夫和孩子。而顾城比我更诗人，他不甘委屈，就算饿肚子，也不能忍受红尘。”
所谓“更诗人”，大约正是舆论20余年来对顾城“不忍责备”的主因之一。“更诗人”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形态，女诗人没有细说。不过，顾城自己有一番解释。1986年10月，他在漓江诗会上讲过这样一段话：
“伟大的诗人都不是现存功利的获取者，他们在生活中一败涂地，而他们的声音，他们展示的生命世界，则与人类共存。”
这种带有“强烈自我牺牲精神”的自我表述，使人胆战心惊。历史经验俱在，那些不断强调自己为“全人类”做出了多少贡献与牺牲之人，往往也恰是“一个个具体之人”的噩梦。他们沉浸在“为全人类谋福利”的虚幻的道德快感之中，被他们裹挟的一个个具体之人，则成了这道德快感下的齑粉。当然，顾城只是一个能量有限的诗人，他的这番话，只是站在一种“自我牺牲”的道德高地，将自己对具体现实生活的极度冷漠，和对抽象精神世界的狂热迷恋，刷上一层使人目眩的圣光。真正的好诗人，既不必为自己营造道德高地，更不必将现实生活打入另册；爱世界的第一步，是爱自己、爱家人和爱邻居。
与顾城有过密切交往的德国汉学家顾彬，曾如此描述和理解诗人对现实生活的冷漠与痛恨：
“谢烨需要衣服，顾城又一步都离不开他妻子，只好陪她去了市区的一家时装店，他一声不吭地坐在地上，对他来说没有什么比生活的具体化更可恨的了。穿衣和吃饭，他后来总是说，在他看来毫无实质”；“顾城谈到他的矛盾：被母亲惯坏了，他贪爱却不愿给予。他有贾宝玉情结，像是《红楼梦》的主角那样，对他来说少女的世界是纯洁的，他想活在其中却做不到，因为他是男的。女人只有无所事事才显得美，因而他要求谢烨什么都不干，呆在家里，也不去看电影。”
由顾彬的这两段回忆，不难窥见顾城夫妇后来的凄惨结局。一方面，在具体的现实生活中，顾城对谢烨有着无尽的依赖；另一方面，诗人又奢望谢烨能够融入其虚构的理想世界，成为其中的一个关键角色。前者要求谢烨全盘负责诗人的衣食住行，以及帮他整理、出版作品。离开谢烨，意味着诗人将丧失基本的生活自理能力，也无法继续创作。后者却“要求谢烨什么都不干，呆在家里，也不去看电影”，因为“女人只有无所事事才显得美”。
这种冲突，时刻存在于顾城夫妻之间。顾彬说，1992年3月份的一天，他们去顾城家做客：
“谢烨很高兴，因为她又可以烧菜了，不是来了客人嘛。在新西兰顾城不准做饭，规定全家人吃植物、野菜。”
不许做饭烧菜尚在其次。诗人甚至不允许妻子过一种“相夫教子”的正常生活：
“塞穆儿寄养在一户毛利人家，当亲儿子一样。他早就被送去了，顾城讨厌这孩子，……谢烨临死前的几天总是问她在新西兰的朋友，是自己还是孩子死了的好。她总是想方设法与孩子在一起。顾城离开北京到明斯特前爱上一个叫李英的女孩，他在新西兰开始缠她。谢烨给她出了机票，一个冬天都把丈夫让给她，自己好跟孩子在一起。”
顾城曾说，谢烨是他在人群中的一见钟情。但顾城后来另有了“英子”，谢烨据说也另有了一位“大鱼”。谢烨还曾把英子接到激流岛上，三人共同生活。此种纠纷被当年的媒体爆炒，但事情发展到这种程度的内在逻辑，则始终模糊不清。时隔多年再来回看，这段情感纠纷的实质，或许正是：谢烨终究无法满足诗人分裂的需求，无法既扮演俗世事事操心的保姆，又充当诗人精神世界里虚构的那个不食人间烟火的女神。
在给母亲的最后一封信中，谢烨如此写道：
“其实我是个俗人，一个女人而已，真不该闹什么事业的。人间事对我来说像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如果要木耳（笔者注：顾城夫妇的孩子），事业是可笑的。我是个好人，应该有好报才对。”
谢烨是个好人，一度“好”到愿意与“英子”分享顾城。在“英子”视顾城为神经病弃之而去后，谢烨还曾做过说客，尝试让二人和好。谢烨为什么这么做？顾彬的判断或许是对的——谢烨“一个冬天都把丈夫让给她（英子）”，是为了让自己“好跟孩子在一起”。因为孩子，夫妻二人常爆发尖锐冲突，顾城曾“威胁说要伤害他（孩子）”。顾城也多次殴打谢烨，殴打的肇因，谢烨不说，身边亲友也无从得知，但伤口是清晰的，很多人见过。
然而，当谢烨终于决定终止这段婚姻时，顾城终于不得不从“暴君”的位置上走下来，以一种乞求的姿态尝试挽回。他精神世界里的“英子”已经消失，断不容世俗生活的支柱再次坍塌。于是，在顾城姐姐顾乡的采访记录里，出现了这样一幕奇特的情景：
“顾城最后和谢烨每天写孩子。写到最后，就是星期四晚上，他就受不了了，他觉得伤心得受不了。然后他就说他再也不写了，就停止了，就不写这个东西了。……就是顾城说，谢烨给他打字（电脑打字）。他就是说得感觉特别好，你知道吧，说得进入一个气氛……然后就是特别可怜，然后星期四晚上之后，他就觉得不行了，他太伤心了！好像又都回去了，本来他以为他能把什么都度过去，结果有度不过去的感觉。他就不写了，他说写东西太可恶了，走火入魔了，他说……就是因为一直有一个事情，就是谢烨有一个朋友，今天已经到了。他就特别紧张。顾城就想他能度过去。然后他就想他怎么才能度过去。觉得他跟谢烨那么习惯，就好像最后一个晚上，他觉得谢烨又全回去了，觉得到处都是谢烨。然后——这又加上了我的一些想法。其实——就是……他就想呵，离婚，他说办离婚，离婚之后，他就觉得谢烨就离开他了。他说这样心理上好像也有一个支持，好像自己也能鼓励自己一下，就能把这个事情度过去。可是这个离婚，他们一直在办。就说办离婚，谢烨的感情也特别摇晃，她一会儿觉得写东西、说好的时候就特别好，但是一到具体生活间，就又受不了。她也摇晃。……然后，这样星期五上午，他说他好了。然后他就说他要学驾驶。然后他不是已经开始学驾驶了吗？他说学驾驶，等到离婚以后，他就可以不见谢烨，自己开车去接孩子。过去他都不做这些事，全是谢烨给他做。他做的都不是具体的事，具体的事他都不做。……然后星期五上午他就读交通规则，……那天下午，就出事了。”
一个忍心长期将孩子寄养在别人家中的父亲；一个可以因妻子回家晚了，就把妻子出门时给孩子准备的奶糕抢吃掉的父亲，在那场家庭惨剧发生之前的最后一段时光里，“每天写孩子”。自己口述，妻子敲字，如此反常，无疑是在向妻子展示自己对孩子的“深厚感情”，以求挽回这段行将崩溃的婚姻。顾城自己也说，这次关于孩子的写作，是为了最后给一本书让谢烨“出气”。但终于，诗人还是失控了，还是把谢烨打了，用顾乡的话说就是：“没打死，就打了，打了——顾城就吊死了，吊死了。谢烨送到医院救也没救成。”
以上对顾城与谢烨之死的回顾，自然不是为了在时隔多年之后，重提“著名诗人的桃色家庭纠纷”。而是为了引出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一个能够写出“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这样句子的“童话诗人”，一个致力于在诗歌中传达“本真”、传达美与爱的人，何以在现实生活之中，却成了别人的噩梦？
顾彬也有类似的疑问。
在与顾城夫妇的交往中，他常听到顾城抱怨：“从没人说爱他，最多说‘多吃点’、‘穿暖点’。谢烨也从不说爱他”。噩耗传来时，顾彬也很疑惑：
“为何那些最渴望爱的人，自己却不能给予爱？为何他们，视美高于一切，却如此不美地离开人世？”
其实，诗人并非“不能给予爱”，只是他的爱是抽象的，只能给予他自己营造的抽象世界。这也是真正的问题所在——人类历史上，尤其是近现代历史上，已有无数人，自觉或不自觉地践行着“爱抽象的人类，却不爱具体的人”，自居于“我正在为众生牺牲”的道德高地，招致的却是万民涂炭。当然，顾城并未手操天下之权，不可能造成万民涂炭。但他是谢烨和儿子的噩梦。他拥有太多的抽象之爱，并将之灌注在用诗歌构筑起来的抽象世界里。在现实生活中，他却只是一个自私的爱无能患者。
海子自杀后，王家新对多多说：“海子是替我们去死的”，言辞间有对一代人精神困境的深切体认。顾城的死，其实也可以如此理解。
朦胧诗一代是反抗“文革美学”的先锋。关于美与爱，他们有着与上一代人迥异的追求——顾城之父顾工也是诗人，他写过文章《两代人》沉痛谈及父子两代在诗歌理念上的巨大差异。但世事的吊诡之处也正在这里：反叛者与旧时代，往往只是立场相反，思维逻辑却常常惊人一致。在“文革”后关于拨乱反正的历史叙述中，可以找到无数这方面的案例。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对许多人来说，往往也只是解放了立场与结论，并没有解放他们的思维逻辑。朦胧诗一代大体也是如此，宏大词汇已从他们的诗歌意象中消失，但以新意象构筑起来的诗歌王国，仍是现实具体生活的对立物。
所以，在抽象的诗歌世界里，顾城是爱与美的传道者；在具体的现实生活中，他却成了别人的暴君与噩梦。接受访谈时，顾城对“文革”有过这样一段独特的理解：
“有一个毛泽东检阅红卫兵时候的镜头，那镜头给我的印象很深，他笑得跟菩萨似的，挥动着他的帽子；然后红卫兵挤进金水桥里忽然都不走了，一个劲儿地喊万岁，就不走了；毛泽东顿时就有了个表情，特别的不耐烦，他把帽子这样，向下使劲儿地挥，那意思是让你们快走；那个样子简直像赶苍蝇一样。我想他对整个文化革命的态度，从此也就看得出来了。”
历史的真实情境，是否与顾城的解读一致，此处不论。惟顾城将挥帽子解读成“简直像赶苍蝇一样”，且认为这就是“他对整个文化革命的态度”，究其实质，可以说是顾城将自己的境况折射在了挥帽子这个动作之上，是一种典型的“六经注我”——顾城自己的精神世界正与现实生活发生激烈冲突，所以受其景仰者的举动，也被赋予了相似的涵义。简而言之，他摆脱了宏大词汇，但却没有摆脱由宏大词汇构筑的思维逻辑，他依然是一个“爱抽象的人类，却不爱具体之人”的爱无能患者。当他无法让抽象之信仰与具体之生活达成和解时，他代表前者举起了斧头，劈向了代表后者的妻子。他很清楚妻子的离去意味着什么：具体的生活会让他寸步难行，抽象的信仰也将陷入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绝境。
他是时代的病人，他没有能力治愈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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