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以前，我写人如何逃避自己的过去，这一次，我写的是人如何拒绝凝视未来。”

主笔｜陈赛

《克拉拉与太阳》脱胎于一个给孩子写的故事。

一个小玩偶，在商店里等着被人买走。后来，一个女孩买走了她。女孩住在郊外，但她病得很重，每天只能待在家里。她担心小玩偶会失望，因为家里很枯燥无趣。他们每天只能一起看着太阳东升西落。他们觉得太阳是落到了隔壁家的棚屋里。也许，那里是太阳的家。

有一个晚上，女孩觉得精力充沛。她第一次下了床，对小玩偶说，“我们去看看太阳”。他们跑过花园，看到棚屋后面有一扇门。推开门，阳光涌出来，原来太阳正打算睡觉。太阳很好，给了他们一些茶，跟他们解释为什么自己每天东升西落，为什么世间万物都是如此。他们一起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夜晚。

回到家后，女孩对小玩偶说：“我一直担心你会后悔来我家，你会更愿意被别的孩子买走。”小玩偶说：“不不，这已经是最好的。”

第二天，女孩死了。

很可惜，这个故事最终没能变成一本绘本。但石黑一雄说，在这个对孩子来说显得过于灰暗的故事里，他直觉到一种动人的力量，于是决定把它写成一个给成年人的故事。

石黑一雄笔下的人物，经常在记忆与遗忘、醒悟与幻灭之间挣扎。在2017年诺奖的获奖演说中，他提到了他自己的一次幻灭与醒悟。“我自孩提时代起就理所当然地以为，自由主义－人本主义价值观前进的脚步不可阻挡，但2016年发生的一切逼迫我承认，也许这种想法只是幻觉。”

石黑一雄：日裔英国作家，曾获得1989年布克奖、2017年诺贝尔文学奖、大英帝国勋章、法国艺术及文学骑士勋章等多个奖项，与鲁西迪、奈保尔被称为“英国文坛移民三雄”

那一年，欧美发生了多起出人意料的政治事件，全球范围内恐怖袭击更是此起彼伏。一边是极右思潮和狭隘民族主义的泛滥，另一边是科技与医学的重大突破，尤其是人工智能与基因技术，对人类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我，一个已年过花甲的男人，揉着双眼，试图在一片迷雾中，辨识出一些轮廓——那是一个直到昨天我才觉察其存在的世界。我，一个倦态已现的作家，来自智力上的倦态已现的那一代人，现在还能打起精神，看一看这个陌生的地方吗？我还能拿出什么有所帮助的东西来，在当下社会挣扎适应巨变之际，为即将到来的争论、斗争与战争提供另一个视角，剖出另一些情感层面？”

《克拉拉与太阳》，就是他花费5年时间给出的答案。有趣的是，这一次，他选择了一个小女孩的视角，而且是一个机器人小女孩。

克拉拉是一个专为陪伴儿童而设计的太阳能人工智能机器人。我们并不知道她长什么样子，只知道她有一头黑色的短发，一双善良的眼睛。故事一开始，她站在商店的橱窗里，独自观察着外面的世界，尤其是那些孤独的人和情境——让孩子不孤独，是她存在的目的。

克拉拉观察世界的视角很独特。一方面，她对这个世界一无所知，天真无邪如赤子；另一方面，她似乎又目光如炬，因为她有极强的观察与学习能力，尤其对人类的情感。有一次，她隔着橱窗看到街头两个老人相遇，也许是多年未见，他们拥抱在一起，欣喜若狂，又泪流满面，她迅速在自己的头脑里为欢喜与悲伤两种矛盾的情绪找到了一种符合逻辑的解释：在某些特殊的时刻，人类的快乐会夹杂着痛苦。

还有一次，她看到路边一个乞丐和他的狗躺下不动了——她认为他们死了。但第二天太阳升起，他们又活过来了。她认为是太阳令他们复活。克拉拉对太阳的信仰是与生俱来的，毕竟她是一个太阳能驱动的机器，但乞丐和狗的遭遇一定进一步强化了她对太阳的信仰。所以，当她的小主人——乔西，一个病得很重的女孩出现时，她决定向太阳求援，而这也构成全书最重要的戏剧冲突。

乔西对克拉拉一见钟情，并将她带回家中。她允诺给克拉拉最好的友谊与家庭生活，但克拉拉很快就发现，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人类世界的复杂性，将是她要花很长时间去理解和把控的。乔西的病因扑朔迷离，管家似乎对她充满敌意，妈妈显得有点喜怒无常，似乎藏着什么难以启齿的秘密……

关于他们所生活的更大的社会，通过克拉拉视角的过滤，我们只能瞥见一些有限的事实：环境污染，有时候好几天遮天蔽日；机器人取代了人的工作，很多人失业，包括乔西的工程师爸爸；人与人之间隔着深深的壁垒，包括阶层甚至基因的；孩子们在家里远程学习，有钱人家的孩子接受基因“提升”，拥有最新款的人工智能朋友做伴……

克拉拉以一种机器的平静和精准叙述着她眼中所见的世界，几乎没有什么事情发生，一场孩子的社交聚会，一趟瀑布之行，一次城市之行（大部分时间陷在车流里），几番穿越谷仓……但我们得退开一步，才能体会其中弥漫性的焦虑和不安。克拉拉遇到的每个人都很孤独，各自怀着隐隐的失落或恐惧。他们生活的世界正处在剧烈的动荡变化之中，有很多不稳定的因素，但仍然冷漠无情地高速运转。石黑一雄曾说，他喜欢肖邦的音乐、契科夫的小说、小津安二郎的电影，因为它们都有着相似的气质和张力，即“在平静、内省的表面，涌动着强烈的情感”。《克拉拉与太阳》也是如此。

“这个故事不是对未来的预警。我更想表达的是，我们其实已经身处这样的社会了。”石黑一雄在采访中告诉本刊。

他的小说常常是这样，将我们熟悉的现实世界拆解改装，抚去一些熟悉的痕迹，又加入一些陌生的规则和细节，于是，就有了一个个微微变形的平行宇宙，就像《浮世画家》中的日本、《长日将尽》《莫失莫忘》中的英国、《我辈孤雏》中的上海。他说，这就是文学“陌生化”的效果。风景和人物明明很真实，却让你觉得陌生而遥远。但再定睛一看，原来还是我们的世界，还是我们自己。平静抽离的视角，像一面碎裂的黑镜，我们从中清晰地辨认出自己的孤独、遗憾、被遗弃的恐惧、被利用的悲哀，或者是突然袭来的悚然心惊，我们是否也像书中人物一样，为一个幻象浪费了一生？

石黑一雄的作品

石黑一雄笔下的人物，常常受限于视角。他们本是正直体面的人，但因为身处一个狭小、封闭的小世界里，视野太小太窄，看不到自己在更大的社会政治情境中的位置，也理解不了那些真正主宰他们命运的更大的力量，所以，尽管付出了最大的努力，原来却只是随波逐流，白白浪费了一生。

也许，这也是我们绝大部分普通人的共同处境，所以才会对他笔下的人物有如此深刻的共鸣。我们都是管家（《长日将尽》），对爱心存惧怕，所以宁可自我封闭；我们不理解世界运转的逻辑，所以拱手让渡自己的权力，让渡给某个权威，上司、政府或者国家，然后告诉自己一切辛苦都是有意义的，我们是在为那些重大的事业做贡献。我们也是那个为了寻找双亲而迷失在30年代的上海战火里的侦探（《我辈孤雏》），因为太怀念少年时代那个更好更善意的世界，以至于在现实人生中寸步难行。当我们为《莫失莫忘》中的克隆人感到悲伤时，我们是想到了自己有限的生命、生存的痛苦与短暂，有时候幸福似乎就在眼前，你却偏偏抓不住。

很多人疑惑，为什么你笔下的人物从不反抗？

“我们并不擅长反叛。更多的时候，我们接受秩序，接受命运，接受自己的无力和限制，努力维持尊严和自我。至少这是我观察到的人性。”石黑一雄说。

说到底，活30年和活80年究竟有多大区别呢？我们又何尝真正自由过？

在他看来，这就是隐喻的力量。如果我们足够幸运的话，这些隐喻能让我们获得新的视角，得以从狭窄的小世界里挣脱出去。

《克拉拉与太阳》书本封面

那么，在《克拉拉与太阳》中，当我们为克拉拉感到难过时，是什么样的隐喻在起作用？尤其是最后一幕，克拉拉被独自遗弃在堆场，但她并没有悲伤、恐惧、哪怕一点点的自怜和抱怨。相反，她在平静地整理一生的记忆，“将一段段记忆在时间之轴上一一整理归位”。

当她刚到乔西家时，乔西的妈妈曾经不无羡慕地对她说：“这样一定挺好的。不会怀念任何事情。不会渴望回到过去。不会没完没了地回首往事。一切都会是那么的……”

但读到这里，我们才明白，整个故事其实是克拉拉在临近生命的终点时，对自己一生所做的回顾。在石黑一雄的小说里，记忆是最常用的装置，常常充满了一个人不愿面对的愧疚、遗恨和伤痛，所以他们逃避、躲闪，自欺欺人。但有时候，记忆又像一个类似于天堂的地方，无论你失去了什么，只要记忆还在，就可以从中找到抚慰。

克拉拉从未说过，这些记忆对她来说意味着什么。石黑一雄说，对他来说，克拉拉的视角里有很大的创作自由，因为没有人知道一个有感情的机器是怎样思考的，目前为止也没有一个人工智能跑来抱怨他的表述有误。所以，关于克拉拉的记忆，有一些空白和盲点，我们恐怕永远无法理解，但我们能感受到的，是它温暖而悲凉的质感。如果你细细体味的话，隐隐还有一种针刺般的痛感，指向我们自身的人性。也许，更重要的问题是，这份记忆中折射出来的人类形形色色的爱与孤独，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爱真的能战胜孤独，甚至死亡吗？人真的有独一无二、无可复制的灵魂吗？在那些我们不愿回望的过去，或者不敢凝视的未来里，到底隐藏着什么？

以下是本刊对石黑一雄的采访。

关于孤独

三联生活周刊：你的小说经常在不同的文学类型中穿越。你曾经说过，《克拉拉与太阳》是从一个儿童故事开始的。整本书的气氛受到儿童绘本的影响。能不能谈谈你对这种文学类型的理解？

石黑一雄：2014年，我刚完成《埋葬的巨人》，伦敦的一个出版人问我，有没有想过写一个孩子的故事。她希望我能写一个《哈利·波特》之类的故事。但我意识到，自己一直对孩子的绘本很感兴趣。我四五岁的时候离开日本，关于日本的很多记忆都跟绘本有关，对于绘本一直有一种类似乡愁的情感。

我很喜欢绘本的形式，大大的画面，小小的故事。但更重要的是，在这些书里，你经常会看到成年人内心的冲突：一方面，他们想保护孩子，想告诉孩子，你们即将进入的世界很美好，充满了美好的事物、善良的人；但另一方面，他们内心又总有一部分在呐喊，我不想对你撒谎，这个世界有黑暗，有悲伤，坏的事情会发生。现在，别担心，先享受这些美好的事物，但很快，我会告诉你那些危险、悲伤、死亡……

即使在最温柔的绘本里，你也会看到这种冲突，尤其是插画里，你会看到一些角落里，比如天空、树木，隐匿着悲伤，甚至邪恶。这是绘本最让我着迷的地方：虽然是给孩子写的，却表露了那么多成年人对世界的看法。

三联生活周刊：你在书中安排了一个太阳的奇迹，与这种情感冲突有关吗？

石黑一雄：关于克拉拉的信仰，我有两个选择。第一，让她对太阳的信仰渐渐被腐蚀、被摧毁，很多小说里都有这样的角色，他们会经历一个从天真到幻灭的过程；第二，让她从头到尾一直保留孩子式的逻辑，对太阳天真、纯粹的信仰。

我很早就选择了第二项。如果克拉拉是个人类角色，这种设置可能会过于感伤。你会怀疑这人是不是有什么毛病，因为他们不会学习，看不到真相，也不懂得吸取教训。但克拉拉是一个奇怪的机器，失去希望这件事情几乎超出她的能力范围，所以我们就不会责怪她。

其实，这样的人类角色也是有的。就像《阿甘正传》，阿甘的纯粹和天真始终没有被破坏过。还有一部电影叫《富贵逼人来》，主角是一个自闭症患者，因为一个机缘巧合，他必须和现实世界打交道，你总是担心现实世界里的各种碰壁和磨难会让他变成悲剧角色，但并非如此。这就很有意思，因为更让人惊奇。

作为作者，我并不确定到底是太阳拯救了乔西，还是纯属巧合。但很多宗教性事件都是如此。人们相信奇迹，这种时候，你很难告诉他们，一切只是巧合或者幸运。但在书中，我确保只有克拉拉相信乔西的治愈是一个与太阳有关的奇迹。

《别让我走》剧照

三联生活周刊：英国作家菲利普·普尔曼曾说，有些主题对成人文学来说太大了，只有在儿童文学中才能适当地表达出来。你认同这种说法吗？

石黑一雄：我想，普尔曼恐怕只是在说笑。不过，我想，童书确实给了我们更多的许可，无论对于作者，还是读者而言。我们被允许更自由地思考和想象。比如你可以打开窗户，放一把梯子，直接走到月亮上，好像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我想，J.K.罗琳和普尔曼的书之所以对成年人有那么大的吸引力，原因部分在于此。

但成人小说不同。我们有文学批评、大学课程告诉我们，只有这样的文学是好的。对很多读者而言，这就像全副武装去听一场歌剧。在听到歌剧之前，有很多关于着装、行为之类的规则要遵守，就好像如果你不了解这些规则，就无法欣赏舞台上的表演。所以，当有一天所有这些规则突然都不见了，你一下子回想起小时候有人给你讲一个故事时的感受。童书提醒我们叙事最初的力量。我的写作生涯到今天，我感觉到越来越多的许可，我可以用科幻、幻想的形式，为什么不能是童书？

三联生活周刊：你的小说喜欢采取局外人视角。克拉拉的局外人视角有什么独特之处？她看待人类社会的方式，与外星人看待人类，甚至泰迪熊看待人类，有什么不同？

石黑一雄：一个火星人会带着自己的价值系统，无可避免地会在人类和火星人之间进行比较。比起火星人，克拉拉更像一个婴儿，初来乍到几乎是一片空白，但她学得极快，而且她学习的方式与人类孩子不同，在某些方面非常快，但某些方面又毫无进展。这样的设置允许我聚焦在一些我想聚焦的主题上，比如人类的孤独、爱与太阳上面。

虽然我说她是几乎空白，但她的确带来了两样东西。第一，她是太阳能充电的，她认为太阳是一切滋养与善的源头，不仅对于机器，对于人类也是如此。这个信仰她一直没变过。

第二，她被创造出来的目的，是让孩子不孤独。所以，她非常专注于孤独，她用孤独这个滤镜观察世界，她认为这是她要解决的问题。

三联生活周刊：为什么你要她从孤独这个滤镜看世界呢？

石黑一雄：这个世界有很多种不同的孤独。我对日常的孤独不感兴趣，比如缺少朋友，或者身处一个陌生的城市。在这本书里，以及我过去的许多书中，我想说的是一种根本性的孤独，正是这种孤独令人类如此特殊。正是我们的复杂，制造了某种根本性的孤独。或者说，因为我们每个个体都太复杂了，我们在自己的意识周遭建起一座座城堡，却很难在城堡与城堡之间建立桥梁。生命中有很多时刻，尤其是当面对死亡时，我们会强烈地意识到这种孤独——我们的愿望、关心、遗憾、记忆都不可能跟另一个人相同，即使这个人是你的至亲至爱。在我所有的作品中，我都试图反映这一点。人类比任何动物都要孤独。克拉拉要观察的，就是这样的孤独。

三联生活周刊：克拉拉呢？她孤独吗？

石黑一雄：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无论对作者还是对读者而言。从逻辑的角度来说，克拉拉不是人类，但在阅读过程中，我们不自觉地会投射自己的感情在她身上，为她感到悲伤，感到某种保护欲。你问，最后她孤独吗？我想，也许并不孤独。她接受自己的命运。我认为，至少她不比她遇到的那些人类更孤独。

三联生活周刊：有人说，这个故事里的机器更像人，而人类更精于计算，反而像机器。你同意吗？

石黑一雄：我不这样认为。人类原本就是工于计算的。人是很复杂的动物，总是在不同的本能和冲动之间作战。随着克拉拉对人类社会了解越多，她会越来越意识到，人是复杂的混合体，善与恶、自私与慷慨、崇高与卑下都是人性的一部分。事实上，动机越纯粹，在我看来，反而是越远离人性的。

三联生活周刊：你的很多小说，核心都是一个隐喻，像《长日将尽》中的管家、《莫失莫忘》中的克隆人身上都能看到我们自己的影子。那么，克拉拉是否也隐喻了什么？

石黑一雄：如果读者为克拉拉感到悲伤，我想，这是因为克拉拉的一生，隐喻了我们自己的一生。克拉拉有强大的学习能力，所以我让她在极短的时间里，经历了人类一生的生命周期，从一个婴儿，到一个孩子，到青少年，到成年，到父母，再到老人，到死去。我希望读者从她的人生中认出，我们的人生也是如此。即使读者意识不到这种平行，我也希望他们能感受得到，克拉拉的每一个阶段里都有我们非常熟悉的情境。

这是一种我很熟悉的策略。在《莫失莫忘》中，我压缩一群年轻人的人生，让他们在很年轻的时候就面对死亡，他们得问正常人类在三五十年的时间内不得不问的问题。读者即使不能立刻理解，应该也能在直觉上感觉到，其中有一些对他们自己来说很根本性的问题。

关于爱

三联生活周刊：有一本童书叫《爱德华的奇妙之旅》。在那个故事里，小瓷兔爱德华不爱他的小主人，也不懂得爱，然后在人间经历了一番痛苦和分离之后，他懂得了爱，并最终得以与小主人重聚。但克拉拉对乔西的爱似乎从一开始就是很坚定的。这是算法的设定，还是习得的结果？克拉拉的任务是照顾乔西，不让乔西孤独，这与爱是一回事吗？

石黑一雄：根据我的了解，人工智能经历过几波发展，第一波是编程，第二波是监督式学习，由人类监督机器的学习过程。但真正的突破来自第三波，即“强化学习”，你给机器一个任务，然后让它自己在处理大量数据和信息的过程（人类几千年的任务，他们可能只要几分钟）中学会一件事情，但我们并不理解它们到底是怎么学习、怎么完成任务的。

克拉拉就是这样操作的。没有编程，也没有监督，她只是被赋予一个任务——照顾乔西，做对乔西最好的事情。所以，她做的任何决定，对人类而言都是神秘的。从这一点来说，她有复杂和神秘的一面，但她的行为又是以完成任务为目的，所以又剥离了一些人类的动机。

就这一点而言，克拉拉的表现其实很像人类父母。你不觉得人类父母有时候会表现得像个机器人吗？为了孩子，他们会像棋手一样，步步为营，深谋远虑，甚至做出一些很极端、不可想象的事情。比如我的母亲，她思考每一件事情，做每一件事情，背后都是关于我的考量——这是不是对我孩子最好，会不会帮助他的未来？

父母本能在我们身上如此强大、根深蒂固，就像进化植入我们体内的程序一样。即使是一些其他方面都很可怕的人，当他面对自己的孩子时，你也能发现一些很美好的东西，有时候甚至不惜牺牲自己。总体上，我觉得这是人类身上很可敬的一种特征。

美国电影《终结者2》是一个非常纯粹的、强大的关于父母本能的隐喻。那个邪恶的机器人代表了父母恐惧的一切，而施瓦辛格演的那个好机器人则代表了理想父母，他会不惜一切代价保护这个孩子，哪怕自己断手断脚，灰飞烟灭。

《伯爵夫人》剧照

三联生活周刊：你是有意在克拉拉的爱与乔西母亲的爱之间制造一种对比吗？比起母亲，似乎克拉拉对乔西的爱才是无条件的。不过，乔西母亲的痛苦很多中国父母可能都能感同身受。

石黑一雄：我不认为克拉拉无条件地爱着乔西。事实上，她的爱是有条件的，条件就是实现它存在的目的——照顾乔西。我不知道她的爱是否能超越这个目的。

人类的爱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可以适用于所有人。我们与他人相遇，共同经历某些事情，发展出关系和情感，互相支持，患难与共，这是人之为人的根本之一，也是人类之所以强大的原因。我不知道克拉拉是否有这种爱的能力，所以不要过于浪漫化她。在这本书里，我并没有进入到克拉拉的爱的负面部分。但我完全可以写另一个故事，一个克拉拉式的角色表现出毁灭性的一面，当她认为某些事情有碍于实现她的目标时。

至于乔西的母亲，我并不评判她。在今天的社会里，父母不得不做出很多这样的决定，比如教育。很多人都会认为，这样激烈竞争的教育环境对孩子是不好的，但身为父母，你其实并没有多少选择。因为一旦从这样的竞争中退出，等于接受了你的孩子将来身处社会底层的可能性。

寄宿学校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英国的寄宿学校有300多年的历史。这是一个很奇怪的制度，充满了性虐待、体罚、霸凌之类的恶行，这些事情众所皆知，但英国最有权力的人仍然会挤破脑袋把自己才七八岁的孩子送进去，因为这些学校是进入特权社会的入场券。

这些孩子要付出的代价不仅是过多的作业，而是持久的创伤、孤独和痛苦。而且，很多父母自己都经历过，他们知道会发生什么，但仍然愿意这样做。他们这么做，很难说是为了孩子，还是为了他们自己。不仅英国社会，每个社会恐怕都是如此。所以，在这本小说里，我想象了一个世界，处在一种更极端的情境里，父母可以制造出更优越的孩子，无论智力上还是身体上，但是有风险，甚至是死亡的风险。这种时候，父母会怎么选择？

这不是对未来的预警。我更想表达的是，我们其实已经身处这样的社会了。对于基因剪辑技术，到底要怎么管制，恐怕需要在国际范围内进行严肃而广泛的讨论。我们得决定，到底如何最好地利用这种技术，而不是让它毁掉整个社会。对于近在眼前的未来，我们远远没有准备好。

三联生活周刊：人工智能呢？你真的那么担心人工智能对人类情感关系可能造成的影响吗？

石黑一雄：是的。但同样的，我想它也对我们过去对爱的看法提出了质疑。人类所有对爱的理解，都建立在一个根本性的假设之上，即我们每个人都有着独一无二的灵魂，令每个人可以区分于其他任何一个人。唯有如此，你才能说，你爱着某个人，而不是他/她之外的任何一个人。当你失去这个人，也就永远失去了他/她。但很有可能，这只是我们人类的迷信而已。

爱是很复杂的东西。每个社会都会创造某些关于爱的概念，但很多时候只是为了方便这个社会自身的组织和运转而已。无论是不同部落、国家之间结成的外交，还是家族与家族之间基于土地、利益建立的结盟，都是通过婚姻将权力固定在某些群体或阶层之内。比如美国的种族之间曾经有严格的通婚禁忌，一旦有人违反，就会招致非常暴力的惩罚。

相比之下，父母之爱可能是最纯粹的一种爱。也许是因为它更生物性，根植于进化。但即使如此，它仍然有社会性的一面。比如，几个世纪以来，父母鼓励他们的子女，尤其是儿子去战场，无论他们多爱这个孩子，因为他们认为为国家而死是一件值得自豪的事情。我觉得这很有趣——即使是如此强大的父母之爱，外部社会的需求仍然有办法去控制这种爱，把它变成别的什么东西。

我想，我们的社会可能费了很大的心力想让“爱”这件事情看起来简单一点。我们更愿意把它看成是一种无可分析的力量，就像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爱情悲剧。但我想，它的复杂之处，不仅在于洞照人心，还在于告诉我们很多关于社会的事情，社会需要什么，它如何以近乎自我欺骗的方式掩盖其中经济和权力的关系，掩盖某些丑陋和残酷的需求。我并不谴责它，我只是觉得很有意思。

《克拉拉与太阳》要问的就是，如果我们的科技发展到足以挑战这种近乎宗教性的关于人的特殊性的观点，这会改变我们如何看待彼此吗？这会改变我们彼此相爱的方式吗？我们会以不同的方式面对痛失所爱这件事情吗？

三联生活周刊：有人说，我们之所以执着于要制造一个人工智能，是出于某种皮格马利翁情结。我们想要制造一个绝对爱我们、永远不会背弃我们的机器。你同意这种说法吗？

石黑一雄：如果是这样，我想，狗就很符合条件。猫也许不，但狗会无条件地爱它的主人，甚至不惜赔上自己的生命。既然你可以买一只狗，何苦要开发什么人工智能呢？

真正的驱动力，我认为有两个。第一是权力和财富的驱动，我们一直渴望机器帮助我们变得更强大、更富裕。第二，我认为是好奇心，是解决一个谜团的智识层面的冲动。这跟数学家花几十年时间解决一个数学难题是一样的。我跟一些AI领域的风云人物交流过，他们会说，他们想解决智力（intelligence）的问题，他们想知道人类大脑如何运作，人类的共情能力（empathy）是怎么回事，人类的记忆能下载吗？人类大脑很神秘，神秘到几乎就像登陆和探索外星球，他们对这些可能性感到很兴奋。现在的状态有点像五六十年代的太空竞赛，科学、工业、地缘政治等各个维度的需求都凑到一起了。

三联生活周刊：你说过，这是你迄今为止创作的最乐观的小说，到底乐观在哪里？为什么安排一个如此悲伤的结局？

石黑一雄：我刚才说过，我希望克拉拉的每一个人生阶段都映射我们人类自身的经验。

克拉拉的结局之所以这样设计，是为了映射老人的悲伤和满足——她被她为之付出一切的人忽视和遗忘；但她又是一个成功的老人，因为她成功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如果乔西一直依赖于她，那她就算是失败了。这是人生巨大的悲哀之一，也是父母之爱内置的矛盾：为人父母这份工作要求你最终必须亲手剪断你与孩子之间的纽带，也许你的孩子仍然感激你、爱你，但他们不再需要你。

日本导演小津安二郎晚期的作品大都是关于这个主题的，比如《晚春》《东京故事》。主角是一个孤独的老人，通常是男人，他知道女儿走了，自己会陷入孤独，但故事常常是在讲他如何努力地将女儿推出家门，推向成年生活，通常是婚姻。我想，不仅当时的日本如此，很多社会都是如此，父母必须面对一个事实：孩子必须离开你，建立自己的生活，我们的社会才能一代代地运转下去。

我们为克拉拉感到悲伤，但我不知道克拉拉是不是悲伤。当她回头看一生时，我想她是满足的。老去，被取代，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人和机器都是如此。在我最初的那个故事里，在女孩生命的最后一夜，她和太阳有一段对话，太阳会说些什么？我想，太阳会告诉她，就像它每天升起落下，周而复始，是生命无可回避的循环。我们必须接受，没有什么是永恒的。

我想她唯一感到困扰的是，假如太阳没有拯救乔西，她会怎么做？她会延续乔西吗？所有人的爱，包括妈妈的、爸爸的、里克的爱都转移到她身上，这会是正确的事情吗？虽然最后她不必做这个选择，但这仍然困扰她。

关于记忆与未来

三联生活周刊：你说自己年轻的时候喜欢用老人的视角来叙述，回望过去，感觉时间的流逝，反思那些无意间被浪费的人生，以此作为一种反面教材；在这篇小说里，却是在凝视未来，而且你选择用一个孩子的视角来叙述。这种转换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石黑一雄：是的，我年轻的时候的确愿意以老人的视角来叙述，是为了提醒自己，或者提醒我这一代人，关于我们所有可能犯的错误。这是因为我在战后日本出生，我常常会想，假如我早出生几年，我会不会参与那场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还是说，我会有反思的能力，能看到那场疯狂的群体行为会导致巨大的邪恶？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也许对日本人来说并没有那么自然，因为日本人从来没有像德国人那样质疑过自己。但我知道，与我同一代的德国人一直在问自己这个问题。哪怕几代人之后，那些纳粹的孙辈、曾孙辈，仍然在问自己这个问题，一种近乎偏执的自我折磨。我在欧洲长大，脱离了现代日本的政治气候，我也总是在问自己这个问题，我们在犯同样的错误吗？尤其当我们上街游行，振臂高呼时。

但是，随着我们走出冷战时代，随着年龄增长，我开始更多地担忧，或者说对未来感兴趣。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我笔下的人物在变得越来越积极。比起《长日将尽》里的管家史蒂夫，我赋予了《莫失莫忘》中的凯西、汤姆更多人性中积极的特质。我想展现三个本性善良的年轻人，当他们最终意识到自己时日无多时，并没有过多关注自己的物质财富或地位，而是更关心彼此，并正确地处理问题：为自己造成的伤害道歉，宽恕他人的过失，修复被破坏的友谊，明确地表达自己的爱。它说的是人类对抗道德黑暗面时的积极举动。

相反的，我的背景变得更加反乌托邦，更像是对未来的警告。而在过去，我的故事背景是很稳定的，因为社会刚刚从战争中走出，正在自我疗愈，走向一个更光明的所在，而个体则不得不独自审视自己犯下的错误，人生的失败和荒凉。

《告别有晴天》剧照

三联生活周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

石黑一雄：可能是因为我注意到，我们不仅逃避过去，也不愿意去想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在我的很多书里，书中人不敢去看他的背后有什么，他们想要逃避那些不好的记忆。但你也可能不愿意正视未来。凯西可能就是开始。在《莫失莫忘》里，她和她的同伴们面对的是一个非常黑暗的命运，但她尽一切努力不去看它，活得就像未来还很长久一样。她否认的是未来，而不是过去。

我觉得克拉拉可能也是一样。她知道乔西生病了，可能会死，但她有一种迷之自信，相信自己可以救乔西，因为太阳会帮助她。但她也不能算完全自欺，至少她知道乔西可能会死，她得做点什么。

三联生活周刊：我曾经亲眼目睹AlphaGo战胜李世石。不久李世石隐退棋坛，因为他觉得从小奉为艺术的围棋已经失去了意义。如果将来真的有Alpha托尔斯泰，你还会继续写作吗？

石黑一雄：我曾经和Deep Mind的创始人杰米斯·哈萨比斯在附近一家咖啡馆聊天，我问他是不是可能发明一个托尔斯泰3.0？我不知道他对这个事情有多认真，但我们确实就这个话题讨论过。我们那次见面相当尴尬，因为我们在一家小咖啡馆，他的声音很大。他说，他会在三个月里解决这个问题。咖啡馆里的人大概觉得我们是疯子。

AI可以写小说，但至少目前为止，还不足以吸引我们，原因是AI还不能很好地理解人类的感情。假如有一天，AI写的小说真的能令我们落泪，我想我们要担心的，绝不仅仅是我的饭碗问题，而是它所进入的新维度——操纵人的情感。

剑桥分析数据门事件里，特朗普选举操纵的还只是数据，但假如AI懂得如何操纵人的情感，它就不仅能操纵政治选举，甚至可以创造选举。比起人类政治家，它会更精准地知道这个社会的愤怒、戾气、挫败感来自哪里，可以如何操纵和利用。它甚至能发明新的政治理念，从而影响整个社会组织的方式。当然，目前我们还没有跨越那个界限，但情感计算是目前人工智能研究的前沿之一，它的发展绝不只是关于写小说，而是关于非常非常大的事情。

三联生活周刊：但是，写小说这件事情，会失去意义吗？

石黑一雄：李世石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围棋手。我看过一部关于那场比赛的纪录片，你能看到他在为一些很重要的事情战斗，为了身而为人这件事情。那些画面感人至深，我想这与李世石这个人的性格有关。我对他有很大的尊重和敬意，无论作为棋手，还是作为人类。但我怀疑他只是在说所有冠军在隐退时都会说的话，与机器无关。

会有这样的时刻到来，我再也不能写出好的小说了，年轻一代的作家比我更理解这个时代，我会说，现在，属于你们的时候到了。事实上，我已经说了有一阵子了。我认为我这一代的作家在文学上占据显要位置太久了。我们是属于过去时代的人，也被那个时代所塑造，二战、冷战、核武器……

我不理解当代社会的挑战，尽管我非常努力地观察它，但我绝对无法像年轻一代作家那样理解它，写出清晰的关于它的小说。他们才是在这个时代里成长起来的。就小说而言，我期待他们写出非常重要的作品，尤其是关于技术在如何影响这个社会，还有气候变化。这些都是我们这个时代很重要的问题。

（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21年2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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