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海边的西塞罗
来源：海边的西塞罗（ID：cicero2020）
一个宽容、自由、只琢磨事、不琢磨人的舆论和学术氛围，才是对袁老最好的纪念和告慰。袁隆平先生去世了，昨天网上铺天盖地的都是悼念他的文章，有朋友问我：小西，你是不是也会写一下这个话题？
其实我本来是不想写的，真正伟大的人物，历史自会授予他冠冕。我想袁先生这样的伟大科学家，历史早已为他备好了恰如其分的辉煌冠冕，在这冠冕前，我们这些凡夫俗子的浅白的表述，都是苍白无力的。那我觉得我自己适时藏拙，也不失为一种明智。
但今天早上，在看了很多相关争论之后，我觉得我有必要不揣冒昧的写几个字：袁隆平先生的伟大在何处？我说说我自己的看法。
可能是因为赞誉的声音实在太多，有不少人相应的提出反思，认为袁隆平先生主导研发的杂交水稻对解决中国粮食问题并没有某些文章所言的那样夸张，中国依然是粮食进口国，解决粮食自主问题任重道远。还有一些科学业内人士指出，当今的科学研究，其实是一种团队化的“集体作战”，在这种背景下，我们过度地将杂交水稻的功勋和赞誉只授予某一个人，可能是有欠妥当的。我对生物和农业并不懂行，不知道这些质疑在专业上是否站得住脚。但我觉得单从历史观的角度来看，这种反思有他们的道理。自周代以来，中华民族就是一个高度世俗化的民族，我们没有其他民族那样的“神明崇拜”，但相应的发展出了一套“圣人崇拜”，我们习惯于将一个伟人的事迹不断夸大、堆高，甚至把同时代其他一些成就也穿凿附会的加到这一个人的头上。胡适先生曾经形象的说，我们的历史就是在不断制造这种“箭垛式人物”。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黄帝，我至今都不相信，如车轮、渔网、船舶、弓箭、号角、钟、鼎、镜子等等等等那么多发明，竟然都是他一个人搞出来的。但史书上就喜欢这样写，搞得好像同时代的其他华夏劳动人民都是弱智和傻瓜一样。这种叙事有一个好处，那就是让服从“圣人”的领导和统治就成了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给后世帝王“代天牧民”提供了方便。而类似的思维，在当下对袁隆平先生的纪念中不得不说也有点苗头。比如昨天我看到很多刷屏的感谢语都在说：“感谢袁隆平让我们吃饱了饭。”这样的说法作为一句夸张的玩笑话则可，要拿来当正经话说，我就觉得就有点太过了。袁先生本人在生前就明确表示过不接受这种过誉，现在人刚死，就拿这话来捧杀他，是不妥的。天生万物以养人，一个人，只要他愿意付出体力或智慧去劳动，“吃饱饭”就应当是他不可被剥夺的权利。尤其是时间进入现代以来，全世界那些大规模的让人吃不饱饭的饥荒事件，20世纪20年代的乌克兰和80年代的索马里，绝大多数都是人祸、而非天灾。一个生活在正常现代社会的人，不应该卑贱到为“能吃饱饭”而感谢任何人。诚然，袁隆平先生的研究让我们中国人能更轻松的达成了这一点，这已经非常伟大了。但我觉得，身为科学家的他不会喜欢被描绘的如同庙里的神祗一样，成为一尊接受跪拜的“农神”。因为这种奴性的“感恩”，一定是不符合他的科学审美的。 但，虽然这些反思是正确的，我依然认为袁隆平先生是个伟大、值得被敬重和纪念的人。因为他身上有一种当代中国人特别值得学习的精神：他只琢磨事，不琢磨人。我曾经看过人物杂志对袁隆平先生的一个专访，袁隆平先生在专访中直言自己“不懂政治”，在某个特殊年代，曾经多次因为“乱说话”而招来杀身之祸。1966年时，他因为一个“错误发言”几乎已经走到了人生的边缘，幸亏他同年写出的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引起了中科院领导重视，才把他保了下来。在之后的多年里，袁隆平先生一直远离现实两派斗争，一心一意搞他的研究。他说：“当时各单位两派都斗的厉害，我们（他的团队）不参与斗争，正好可以专心搞杂交水稻。”我觉得这段话里，就透着他之所以能人生成功并造福世界的关键——当其他人都把精力都投注于“人整人，人斗人”的政治斗争时，只有那些真正热爱学术、热爱人类的实干者，才会不计成败利钝的埋头苦干。而这种做法在当时看来肯定是很傻、甚至很危险的：苦哈哈的到地头去做研究，显然没有“紧跟形势”能给自己带来的现实利益大。袁先生和他的同事们能够塌下心来、在那样的时代安心做研究，说明他们是一心琢磨事，不琢磨人的实干者。而正是这群人，最终在上世纪70年代末，搞出了高产杂交水稻。他们以及那些同样不计成败利钝甚至自身安危，在那个年代坚守事业的人，才是真正的“最美逆行者”，是我们这个国家可以从苦难中走出，重新振作，走上复兴之路的民族脊梁。 王立群教授在解读《史记》的时候有过一个有趣的论断，他把人分为三类：只琢磨事、不琢磨人的人；只琢磨人，不琢磨事的人；又琢磨人，又琢磨事的人。然后基于《史记》，王教授打趣的说：只琢磨人、不琢磨事的人肯定是小人；又琢磨人、又琢磨事的人可以成为伟人。而只琢磨事、不琢磨人的人在我们的文化中经常活不下去，只能当死人。这个论断非常精准，但梳理了袁先生的生平后，我在想，一个让“只琢磨事、不琢磨人的人”走投无路的社会，其实是病态的。因为它最终会让那些又琢磨人、又琢磨事的人扭曲、裂变，也被迫成为小人或死人。袁老生前从不讳言，他大学时代曾经基于“李森科理论”搞过一段错误的研究，但后来，实事求是的他发现这种研究不靠谱，就果断的放弃了这个方向，重新回到了基于孟德尔遗传学的研究轨道上来。——而这种学术上的转变，奠定了他后来的成就基础，但在当时居然是要冒一定政治风险的。这就要说到苏联历史上非常有名的“李森科事件”了。这是一场人类科学史上“琢磨人”也“折磨人”的浩劫。李森科这个人，原来是个苏联育种站的技术员，他早年其实有点王立群先生所说“又琢磨人、又琢磨事的人”的气质。可惜，他把事情琢磨歪了：1929年，他的父亲偶然发现，在雪地里过冬的小麦种子，在春天播种可以提早在霜降前成熟。李森科听老爹这么一说，就瞎琢磨开了：这个小麦为什么冻上一冻，就能提前成熟了呢？嗯，肯定是因为它们经受环境考验后发生了进化！这个技术可以推广么！于是他就搞出了所谓“李森科春化处理育种法”，上报给了苏联农科院。有一点生物学常识的人都知道，李森科这套说法的背后，其实就是典型的“获得性遗传”理论，既认为生物可以依靠外部环境主动地改变自身的遗传性状。而这种理论其实早在19世纪末就在达尔文和孟德尔两位大咖的联手打击下从生物学退场了。打个比方，如果说达尔文是生物学界的哥白尼，孟德尔就是伽利略，而“获得性遗传”理论，就是早已被扫进历史垃圾堆的地心说。20世纪初的苏联农科院学者们的水平可真不白给，人家都是与国际一流学界接轨、有高深学术素养的学者。看到李森科这种民科文章顿时就笑喷了。还编各种段子揶揄他，其中最搞笑的一个是这么说的：台下一位科学家故作外行，“请教”李森科：李老师，你是不是想说，在生物进化中，没有用的器官就会被淘汰，而有用的才会被留下来。该科学家一拍桌子：很好、很好！那您给我解释一下吧：处女膜是怎么留下来的？科学家会钓鱼，李森科挡不住。于是这小子只好另辟蹊径，开始琢磨起了怎么整人。当时正赶上斯大林的大肃反时期，于是李森科就写信给“慈父”检举揭发他的同僚们。善于琢磨人的李森科一下子就猜透了斯大林急于确立领导权威的心思，他说：苏联科学界现在存在一群fd学术权威，把西方腐朽的基因理论奉为圭臬，压制我这种响应您号召、基于无产阶级科学理论搞科研创新的人，您可得为我做主啊……当时斯大林在苏联号称“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科学全才”，但这位伟大领袖的生物学知识储备……应该还停留在胎教肄业的水平。看到李森科这封检举信之后，老大哥不知道是真被这小子忽悠住了，还是就是想借机整人。居然决定鼎力支持李森科的观点。于是一场学术界的滔天巨祸在全苏联境内展开，克格勃的秘密警察有权逮捕所有敢于反对李森科观点的人，有些学界泰斗甚至因为与李森科结仇被判处极刑。科研机构中停止了一切非李森科主义方向的研究计划；一大批研究机构、实验室被关闭、撤销或改组。有资料说，全苏联有3000多名遗传学家失去了在大学、科研机构中的工作，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而二战之后，李森科事件的恶劣影响，还随着苏联的影响力波及到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众多社会主义阵营国家。比琢磨事更善于琢磨人的李森科，至此获得大胜。成为全苏联乃至全社会主义阵营的“科学明星”，但科学却惨败了。整个苏联以及受其控制的东欧的生物遗传学学术水平退回到十九世纪末，当同时代西方遗传技术基于基因理论突飞猛进的时候，苏联和东欧的学者们却被逼着基于错误理论在做无用功。而且苏联的这种蛮干一直持续到1964年。因为相比琢磨事儿，李森科这小子实在太会“琢磨人”了。斯大林死后，他又成功忽悠住了乌克兰放猪出身的赫鲁晓夫支持他的理论，直到赫鲁晓夫下台，这场风波才停止。但无可估量的损失已经造成了，时至今日，俄罗斯、乌克兰等国家的农业育种技术之所以全面落后于西方，就是拜这场浩劫所赐。相比之下，我们国家受这次风波的影响是相对较小的，这其中当然有同时代中苏关系破裂的原因，但也有袁老和比他更前辈的学者们顶住压力、默默坚持真理的功劳。是的，回首袁隆平先生的一生，我们得说老先生遇到了很多偶然：
在研究初期，他幸运的碰到了李森科主义因中苏关系走冷而在我国出现松动，他得以及时将研究方向拉回了正轨。而到了某个特殊时代，他又因为一篇论文受到重视，较少受到冲击，得以专心搞自己的学术……而在未来，中国人该做的，就是要将这种幸运常态化。让袁老这样的人不要再只依靠侥幸和偶然才能继续安心的只琢磨事、不琢磨人。
在学术圈，舆论场上，让我们只就事论事的谈问题，不要动辄就搞“你这么说什么目的？”“你站在谁的立场上说话？”的诛心之论。一个社会唯有保持这样风气，才能让李森科那样的学术混蛋少点、再少点，而让袁隆平先生这样“不懂政治”的实干者多些、再多些。也是基于这份考量，我十分反感眼下有些公号借着袁先生的去世对其他人乱扣帽子。甚至把这位伟大科学家的死又引导为一场中国舆论场上的左右之争。如前所言，这样的行为，就袁老所厌恶的那种逻辑的延续，这样的文章对他是一种亵渎。让我们实事求是、就事论事，少上纲上线，少搞人身攻击。最重要的是，对观点不同的探讨和理论，我们需要包容。我相信，一个宽容、就事论事、只琢磨事、不琢磨人的舆论和学术氛围，将是对袁老最好的告慰。 阅读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