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纽约时报教会我的创业法则

撰稿：Huini

坐标：上海

任何一个科班新闻学院毕业的人，大概都会把《纽约时报》当作职业的终极梦想——那里是全行业的风向标，专业主义的天堂，媒体人的精神圣殿。即使在传统媒体行业走下坡路的今天，《纽约时报》仍然被评为美国大学毕业生最理想的就业单位之一。

对选择向来随心所欲的我，毕业后竟然误打误撞地加入了《纽约时报》的上海分社，成为其中一位中方研究员。选择这份工作前，我经过了好一番内心挣扎。

那时我刚从哥大新闻学院毕业，更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在文章标题底下留有署名的真记者。而在《纽约时报》这样的外国媒体，中国人的名字只能在文末以“某某某对此文亦有贡献”的形式出现。

当时恰好有一家香港的英文报纸给我提供了一份全职驻站记者的工作。一边是在殿堂级的机构“帮工”，另一边是行业翘楚“独当一面”的工作机会，一时间确实难以抉择。

当我在那份颇具规模的香港媒体实习了一段时间之后，我果断地选择了当时只有两个常驻人员、工资只有一半、甚至对中国人没有“正式编制”的《纽约时报》上海分社。

事后证明这是我做过的最好决定之一。不夸张地说，它构建了我对于工作和事业的DNA。在创业接近两年的时间里，在纽时的那段时间的职业训练仍然让我受益匪浅。

纽时上海分社是一个只有一室一厅的办公室，在我去之前，X君已经独自一人在外间奋斗了数月，我的老板大卫在里间。办公室那时的电脑是几台用了很长时间的戴尔机，额外有一个装有几十份国内外报刊杂志的书架。没了。

在那个时候，我绝对不会想到在这么简单的配置下，我会亲眼见证和参与了两个普利策新闻奖报道的诞生。

我现在回想，几乎所有“高大上”的事情，都始于一种意想不到的简单。

我问过大卫在做每一篇报道时会想什么？他跟我说：我想把一个问题搞清楚。

嗯。搞清楚一个问题。

直到现在我才多少理解这句话的意义。“问题”与“清楚”，几乎概括了做好任何一件事的起点与终点。

第一，待解决的问题到底是什么？能提出一个好的问题、一个正确的问题，往往是处理解决任何事情中最难的一步。做科研的人很明白这个道理，因此每个课题往往是立项最难。做决策的人也明白这个道理，只有方向对了，执行才有价值。

我参与普利策解释性报道，就始于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为什么苹果公司富可敌国，却没有给美国本地带来成比例的就业机会？”同时，也要认识到，好的问题，往往是人人“心中有，笔下无”的。

我记得吴思先生写出《潜规则》一书时，就提出自己写的恰恰时很多中国人天天经历的事，但是没有人落于笔下的事。创业时，我也经常会反问自己，是不是真的看明白了问题？有的时候，追寻问题往往会钻进一个虚无的循环中，到头来要解决的可能只是一个极其普通、具有常识性的问题。

第二，何为搞清楚？清楚的界限是什么？对于这个界限的理解不同，决定了做任何事的格局、境界、高度，也决定了在执行时的持久度。很多人会羡慕有的人总是格外能坚持。我认为坚持不过是表象，可以坚持，无非标准更高——别人觉得已经到终点时，你会再往前走几步。

我记得在一个报道的调研阶段，X君与我卖了老命地折腾了三个月，我们觉得此事已到尽头了，该了解的都了解透了。大卫却觉得还没够，要等等。等过了六个月，大卫和我们觉得已经筋疲力尽了，纽约总部的编辑们觉得还没够，要等等，于是又过了数月。到最后，经过接近一年调研的报道，与当时三个月的成果比，自然有天壤之别。

后来看到2015奥斯卡最佳影片《聚焦》，讲的也是极其类似的故事。当记者们觉得找到13个涉案牧师已经差不多了时，主编大人正色道：“不够。我们要针对的是整个制度。”当我领导一个公司时，我也要问自己：真的推到底线了吗？是不是还有再进一步的可能？

不怯于面对真问题，不含糊清楚的程度。在这一个起点与一个终点之间，就是执行的能力了。

说到执行，更加简单，就是两条：穷尽一切可能；最笨的方法就是最好的方法。

穷尽一切可能。纽时的记者真的比同行们要聪明吗？完全没有。他们只是比同行多试了一个渠道。

为了能尽可能多地采访到苹果员工（这个公司并不允许自己的员工接受外界采访），时报的记者专门做了一个数据库，收集了所有能找到的苹果前任员工联系方式，然后再逐个拨打电话。有时我为了找到一条线索，可以翻查追溯数十年的文献材料，明确当时的相关人物。有时因为年代久远，人物的工作单位几经变迁，也能顺藤摸瓜，一个一个地打电话查访。

有一次找寻一位三十年前报道中出现过的老先生，他早已退休回家。我最终联系到他所在村子的居委会，得以在电话中与老先生沟通。为了找到某次爆炸事故发生后的死者家属，我先立下找到死者同事的目标，然后加入了数十个QQ群，昼伏夜出，与工人们一个一个小窗聊天，终于得以找到相关人员。在一个新闻报道的采访中，横亘在我们面前的难题，往往就是时间和数量。

“穷尽”这两字是吓人的，看上去意味着可怕的工作量。事实上，做起来却感到乐趣无穷。因为只有不怕穷尽办法，你才发现每个人的创造力几乎没有边界，任何艰难的问题，都可以找到方法解决。

最笨的方法就是最好的方法。也往往是最快的方法。什么是最笨呢？简单地说，就是重复，重复，再重复。

我的老板大卫已经入行二十年有余，每次写稿据他说仍然“提心吊胆”。他常常将文章写成手稿，一字一句念出声，遇到不顺耳处改写，然后再誊录到电脑中。几经修改后，仍如此反复。身处纽约的记者无法来到国内采访，会将问题清单，落成数十页纸的文档发来（3000多英文单词）。而这些只是日常之法。

后来我在工作中面试问到名校刚毕业的学生：打算如何做市场？愿意发传单吗？多数答曰：“我想我可以找到更有效率的方法。”结果往往是：找了半天更有效率的办法，幡然醒悟者最终回归源头，但时间往往被浪费了；更多执迷不悟者则开始埋怨所有可以埋怨的条件，一事无成。

我有一位同事，任何角度看似乎都比别人慢半拍，但突然一天似乎全身开窍，卓然超群。有一次吃饭时她无意间跟我说：“Huini，我发现你的声音地铁里听着挺舒服的。”我才知道，她把工作中的很多会议都做了录音，在通勤期间反复地听。

做事并非学生时代的竞赛解题，找到快速途径者胜。后来我看到一篇讲阿里巴巴的帖子，说到阿里最早一批创始员工都“又笨又执着”，深以为然。

说到头，所谓《纽约时报》教我的那些法则，都可以被忘却。

归根结底，我只是看到山有多高，山有多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