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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21中国互联网公益峰会上，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提出了直接而新鲜的观点，
“内地互联网公益发展之快以及形式之广，值得香港学习和借鉴。”
这不仅让我有些感慨。
尽管最近几年，不少网友不再觉得香港值得学习，但我们无法否认，从经济发展的角度上来判断，香港依旧属于发达地区，是公认的国际大都市。
 GaWC 2020年版排名
香港过去几十年的高速发展，得益于其历史与现实结合产生的独特性。
无论是回归前后，香港始终保持自由港地位，其发展也建立在资本主义体制之上。因此，香港在经济发展上尊重市场、自由放任，给予了很大的自由空间。
作为自由港，它享有独特的跨国性质的贸易和商业网络。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香港都是内地与西方市场贸易往来的重要门户，为其经济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而且，香港的自定位一直是经济城市，实施自由市场经济，这导致香港整体的贸易环境更亲商、亲资本，也容易引入国际资本。
即便曾经因制造业成本上升，遭遇过第二次发展危机，香港却幸运地赶上了内地市场化改革，通过向珠三角地区转移加工制造业的形式，降低成本，维持着稳定的市场竞争力。
如今，香港依旧保持着一定的经济增速，但伴随着互联网科技的广泛普及，香港在科技研发方面的短板也逐渐暴露出来。
香港传统慈善公益展现出的颓势恰好是一种证明。
源于港媒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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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几十年，香港一直被认为是东南亚“首善之地”，曾经连续五年入选全球十大慈善地区，每年有超过六成市民作出慈善捐款，“全民慈善”的概念深入人心。
他们公益事业的兴起要从上个世纪60年代讲起。
1967年，香港岛内因“劳资纠纷”引发暴乱，随后逐步升级为工人与警察之间的暴力冲突。
为了尽快恢复社会秩序，本土志愿福利机构与香港政府建立密切合作，以提供社会福利的形式安抚人心。
这类非营利性机构不仅分担了政府在服务和财政两方面的负担，还在后期成为维持香港社会安定的重要能量。双方形成了稳定的合作联结，无形中支持和推动了香港公益事业的发展。
当时香港的公益事业还仅限于岛内。
直到改革开放初期，中英正式建交，大量香港华人以个人名义或以家族基金会、商会和同乡会的名义，公开对内地各项事业进行捐助。
载于《华人华侨历史研究》1996年第4期
香港和内地的慈善往来由此而始。
根据《华人华侨历史研究》刊载的数据，1978年到1988年十年间，广东省经批准所接受的华侨、港澳同胞捐赠的用于兴办公益事业的款物就多达10万多宗，折合人民币36亿元。此外还兴建大中小学、医院、图书馆、敬老院、幼儿园等各类基建设施无数。
载于《华人华侨历史研究》1996年第4期
值得一提的是，1983年，霍英东投资5000万港元，和广东联合创建了中国第一家五星级宾馆——“白天鹅宾馆”，且酒店从开业第一天起，就免费向大众开放，任意参观。
白天鹅宾馆内部
这里还有个插曲。
起初，很多人反对霍英东的这个决定，担心开放免费参观后，人多拥挤，地毯会被踩坏，花瓶会被碰坏，各种设施会受到影响，但霍英东坚持如此。
最后据说是某位领导拍板说“开”！领导说，要让老百姓看看高档酒店是什么样子，让他们知道改革开放以后的生活肯定会越来越好。
从此，这间宾馆成为改革开放的一件标杆展品。
白天鹅宾馆
这一时期，考虑到大量捐款、捐物流入，国家还多次出台相关政策，如1978年《关于接受海外华侨、外籍人、港澳同胞捐赠外汇或物资的有关规定》等，用以规范行为。
载于《华人华侨历史研究》1996年第4期
福建、海南等其他地区同样收益良多，得到了大量捐款、捐物。
同样在这一阶段，中国第一家全国性基金会——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成立，带动了一批具有公益慈善性质的全国性基金会的成立，为中国内地公益事业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签字，改革开放进程加快。
香港的家族基金会对内地的捐助快速发展，超过1亿港元的大额捐赠频频出现。同时，香港华人开始习惯性通过捐献学校、支援教育的形式帮扶内地，形成了一种典型的香港慈善模式。
有“世界船王”之称的相关环球航运集团主席包玉刚，捐献5000万元人民币，创建宁波大学。
宁波大学奠基仪式
霍英东，于1986年出资1亿港元，与教育部合作设立霍英东教育基金会。
还有个不得不提的知名人物，香港邵氏影业集团董事长邵逸夫。
1986年，邵逸夫向内地捐出第一笔教育款项，金额1亿港元，用以帮助内地10所大学兴建图书馆或科技馆，从此开启了逸夫楼在内地落地开花的进程。1987年，邵逸夫又从邵氏基金会中拨出1.16亿港元，给内地15所高等院校兴建教学楼和科学馆。
此后，这样的捐赠习惯长期保留下来，邵氏基金会几乎每年都会针对性地向内地捐款超亿港元。无论是发展节奏更快的一线城市，还是地广人稀的内蒙古自治区，都能见到逸夫楼的痕迹。
它驻守在每一所学校里，成为陪伴着无数内地孩童成长的一种标志、一个记号。
受长期、广泛的教育援助影响，联合当时国情，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于1989年发起并实施“希望工程”，以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少年儿童为目的，建设希望小学，改善农村办学条件。
这一项目持续至今，是我国社会参与最广泛、最富影响的民间公益事业。
希望工程大眼女孩
时间来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国际非政府组织逐渐兴起，中华慈善总会成立，明确了内地慈善组织独立发展的大方向。
1995年在北京召开的世界妇女大会，则向内地输入了非政府组织的概念，成为内地公益事业发展的小小引线。
此时香港回归在即，两岸联结日益密切，进入内地开展项目活动的香港公益组织数量激增，涉及领域更多元化，在医疗、扶贫、助残、助灾、社会服务、社区发展等方面均有涉猎。
该时期最为典型的项目莫过于“健康快车”，它于香港回归当天启动。
这一项目通过一列流动的货车，向偏远贫困地区的白内障患者提供免费的手术治疗。
它没有固定注册地点，是中国唯一流动的、专门从事慈善医疗活动的眼科火车医院。
在1997年7月发出第一组列车后，该项目陆续发出共四列火车医院，并配备眼科医疗设置和志愿者眼科医院，截至2021年1月，帮助21万白内障患者重见光明。
“健康快车”被视为是香港当代公益慈善项目深入内地的一个标志性项目。
此时，内地公益组织初步兴起，其行事模式与工作体系受香港公益组织影响良多。
1998年夏季，中国三江流域洪水肆虐、灾情严重。中央电视台、中国红十字总会、中华慈善总会联合举办大型赈灾义演晚会，向海内外进行募集。
最终，筹集到物、款超过6亿元人民币。
慈善事业对社会发展的功效初有显露。
这一方式似乎正是受到了香港慈善组织行事的影响。
1991年华东水灾时，香港就曾以赈灾义演的名义，集结两百多名港星义务拍摄电影，并举办大型音乐会，为当时的内地受灾民众筹集善款。
赈灾筹款总额高达4.7亿港元，超过全球捐助总额的44%。
到了21世纪初期，香港公益组织和内地组织进入共同成长的阶段。内地公益事业有了相对完善的规章条例做指导，不仅在内地公益活动中有所建树，支援外部也颇有余力。
2004年12月，印度洋发生地震海啸。中国慈善组织迅速组织民间救助行动，全国共接收到民间援助印度洋海啸灾区款、物近7亿元，开启中国民间捐赠支持国际灾难先河。
2008年，中国重大自然灾害频发，破坏力巨大的汶川大地震牵动着所有民众的心，也大大激发了中国社会各界的慈善捐助热潮。
当年的捐赠总额达到了1070亿元人民币，个人捐赠首次超过企业捐赠。
以此为契机，内地公益事业进入飞速发展的黄金时代，2008年也被称为“中国民间公益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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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8月，风靡美国的冰桶挑战传到内地，在互联网上引发了一阵传播热度，被认为是中国公益史上的一个重要节点。
与传统公益慈善的形式不同，“冰桶挑战赛”兼具创新、娱乐等多重属性，并借助互联网实现了高效、直观的爆炸式传播，为内地公益事业打开了新的大门。
内地公益事业由此进入数字化、互联网化阶段，这得益于移动互联网的普及与内地移动支付的发达。在其加持之下，慈善拥有更多的可能性。
其一，慈善拥有更多的形式。
募捐、义卖、大型筹款活动等传统公益模式不再是慈善的唯一选择，更多公益形式被移植到线上，发展出更新鲜、更普适的慈善模式。
2017年腾讯公益推出的“小朋友画廊”项目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这个项目说来简单，通过H5的形式展出36位自闭症小朋友的画作，所有用户都可以通过手机端进行捐赠，购买这些画作的电子版本。
感谢电子时代信息的高效流通，每一笔捐赠都能及时收到真实的反馈。
去年疫情缓解后，央视新闻多次借助互联网平台，进行公益带货直播活动，帮助湖北经济快速回复。活动期间，直播观看人数超过千万人次，交易额超过四千万元。
这一模式也被广泛运用在过去几年的扶贫工作中，效果显著。
这类新兴公益模式，让公益的对象更为多元化。
比如针对乡村的留守儿童，“新一千零一夜”项目通过线上播放绘本故事的形式，给孤独在家的孩子们提供情感陪伴。数据表示，项目实施后，寄宿留守儿童的抑郁增长速度减缓了63.6%，学生被霸凌的情况减少了11.8%。
如果再辅以其它形式的前沿科技，如AI深度学习等，也可以针对独居老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提供监护系统，通过算法判断异常事件，进行自动示警，可提升公益服务的时效性。
其二，慈善拥有更多的渠道。
传统形式的慈善以捐钱、捐物为主，这意味着其接受捐赠的渠道也相对固定。
除开由学校、单位发起的集体性质公益活动外，想要自发参与某项公益活动，通常需要通过银行、邮局，进行物品和钱款的邮递。
这样的方式效率低下，容易打消大众做慈善的积极性。
但在互联网时代，通过手机、电脑，可以方便、高效地进行慈善捐赠，足不出户就能做公益，畅通的物流体系也为物品的流通提供了保障。
我自己常常参与的“免费午餐”项目也是很好的例子。
这是为贫困学童提供免费午餐的一项基金公募计划，可以通过线上平台进行捐赠和支付，捐赠数量也是自定义的，而且每次捐赠都会提供对应的公益证书。
其三，慈善不再有门槛。
在科技发展的助力下，慈善的门槛日渐走低，几乎可以说是没有。
以前的惯性思维认为，只有富人可以做慈善，只有出钱出物才可以做慈善，但互联网打破了这些刻板印象。
分享、转发、宣传都可以成为慈善的载体。
以“冰桶挑战”为例，当你参与挑战，或只是转发挑战，让更多人看到这个活动，并借助这个活动看到了需要帮助的群体，你已经完成了一次广义上的慈善工作，不是吗？
总而言之，在移动互联网和移动支付的普及、与新兴科技的持续助力下，内地的公益慈善事业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发展态势。
相比之下，香港在互联网发展上，始终落后一步。
上个世纪末，数码港规划超前出世，以发展及应用资讯科技为目的，希望打造第二个硅谷，乘上互联网与信息科技这股东风。
但项目实际启动后，规划一变再变，导致其由高科技项目沦为房地产项目，长线计划变成了短线捞钱的手段。
此后，香港财团似乎对互联网失去信心，连资本都不愿意围着互联网投资者转，香港政府也没有提供扶持科技发展的政策。
迄今为止，香港在互联网技术运用和创新方面依旧是落后的，在网络采购和移动支付，以及社交网站的创新领域，并无建树。
这直接导致香港公益事业也依旧停留在传统模式。
去年疫情爆发后，香港地区的线下公益明显受到影响，停滞不前，大量慈善团体的工作无法顺利展开。
而内地的数字化公益依旧发展喜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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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毋庸置疑，香港地区“全民慈善”的基因依旧活跃着。
他们有近一万个慈善团体，每年来自商界、市民的总慈善捐款超过100亿港元，即使最近受疫情影响数字有所下降，仍然非常可观。
这意味着，如果香港能够引入内地的数字化公益模式，完全可以在公益事业上更进一层楼。
这恰好暗合本届中国互联网公益峰会的主题，希望双方共同进步，“数字共建，公益流深”。
这不仅仅是两岸公益事业的共同进步，更是两岸民众关系的互恰与融合。
或许也是两岸融合发展、互利共赢的必经之路。
正如林郑月娥所说，内地互联网公益发展值得香港学习和借鉴。
这似乎意味着，香港开始期望在互联网与科技发展上有所发力。
长期以来，香港经济发展得益于其亲商、亲资本的政商关系，但内部市场的垄断和对其的自由放任，显然无法为科技发展挖掘出创新性的、具有活力的土壤。
如果要有所改变，香港必然会在拥抱互联网科技的同时，迎来短暂的阵痛期，但考虑到其经济活力缺乏的现状。
但也许这才是走上正轨的修正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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