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观君（ID:china_2049）的中国历史系列一直在继续。已经分享到了元朝。接下来该明朝了。这个朝代很多人都很熟悉，选择其中一个角度吧。这个也和之前分享的东西方文明大分流的文章有一定逻辑联系。上面提到的这些文章我就不做链接了，感兴趣的自然都看过。不感兴趣的，链接了也没人看。对不？
关于今天文章的观点，也是有争论的。从文章中提到的各种人的观点，就可见一斑。关于大明王朝的故事，这只是其中一个角度而已。以后还会有其他角度的文章。
作者：格伦·哈伯德 蒂姆·凯恩
来源：《平衡：从古罗马到今日美国的大国兴衰》（中信出版社2015年9月）
编辑：坐观君（ID:china_2049）
古代中国的发明与创新
如果公元400年的罗马帝国能以某种方式孕育一场工业革命，就能避免黑暗时代的来临，世界的发展也不会经历一段可怕的中断期。但这种想法无异于妄想。罗马文明在当时虽然令人叹为观止，但其他众多因素的制约使一场本来能够克服马尔萨斯陷阱的技术革命未能发生。罗马帝国分崩离析，变成了一个个小国，这既是坏事也是好事。说它是坏事，因为它使世界陷入长达千年的经济衰退之中；说它是好事，因为它带来了不可避免的竞争，比如英国与法国、佛罗伦萨与维也纳。
中国基本上主宰着亚洲大陆，所以缺乏欧洲各国间的那种竞争氛围。然而，跟罗马帝国不一样的是，中国绝对有潜力实现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技术进步。很多人相信中国应该领导工业革命，而不是英国。安格斯·麦迪森估计，公元400~1000年，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450美元，大约比西欧同期水平高出1/3。凭借经济上的种种优势，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稳步提高，到公元1300年，估计可达到600美元。之后的500年，中国的人均收入停止了增长，但并没有下降。相较于世界其他地区，中国的高收入并不仅仅依靠庞大的规模经济，还依赖于独一无二的技术。
公元105年，蔡伦发明了造纸术。公元232年，中国人发明独轮手推车，比西方早了1000年。诞生于唐朝（公元618~907年）的雕版印刷术使书籍得以向各地群众普及。瓷器的制作也在唐朝得以推广。公元1041~1048年，毕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
人们一直有这样一种偏见，认为中国人只懂发明而不懂创新。也就是说，中国人不懂得如何将新发明商业化，变成有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商品。更糟糕的是，他们还认为，中国人只把发明看成取悦皇帝的小“把戏”。火药（就是烟花）就是一个经常被提及的例子，说它直至传入西方才被充分开发，应用于弹射性武器（滑膛枪和大炮）。但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我们现在用的马颈轭早在公元前250年就在中国广泛使用了。在一个由农业主导的经济体系里，不能让驮畜窒息似乎是一个常识，但在罗马或欧洲其他任何地方，马颈轭的使用却比中国晚了1000年。在中国被广泛使用的其他实用性创新发明，还包括牙刷、雨伞和火柴。
莫基尔在他编写的技术发展通史中，列举了不下10项中国的重大创新：
大米种植技术方面的重大进步引发了中国的农业革命。
公元前4世纪，中国发明了铸铁术，这项技术最早传入欧洲是在14世纪末期。虽然中国开始生产铸铁的具体时间不详，但毫无疑问，中国在中世纪的铁产量即使按人均计算，也远远超过欧洲。
在纺织业中，手纺车在中国出现的时间和欧洲差不多，都是13世纪（可能在中国出现的时间稍早），但在创新的速度和深度方面中国远胜于欧洲。
中国的发展大约在明朝时期出人意料地戛然而止。人口增加了，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却没有增长。当15世纪中国的人均收入处于低迷状态时，西欧的生产率却在缓慢而平稳地上升。到19世纪初，欧洲的人均收入是中国的两倍。此时发生的工业革命又使这个差距越拉越大，呈几何式增加。
古代中国的发展为什么会停滞？莫基尔认为：“技术发展史上最大的谜团就是中国为什么没能保持技术上的领先优势。在1400年之前的几个世纪里，中国的技术发展势头之迅猛令人吃惊，根据有关研究，其速度之快堪比欧洲，甚至比欧洲的技术发展速度更快。”由此展开的辩论非常有趣。传统观念认为相比西方国家，中国就是落后，这是一种从19世纪殖民时期流传下来的偏见。
但是，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对古代中国的技术成就的总结较为客观和中肯，并对这种观念提出了挑战。200年前，较之正处于工业社会的西方，中国可能显得落后，但这不能抹杀中国500 年前的强大。另一个挑战这种观念的观点认为，直到英国工业革命之前，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一直与西方国家旗鼓相当，甚至高于西方国家。这个观点并无多大价值，历史学家肯尼斯·彭慕兰在他的《大分流：欧洲、中国与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一书中做出了这样的评价。彭慕兰认为，大分流发生在1800年之后，而不是1800年之前；而且人们“最需要回答的问题不是中国为什么和欧洲国家不一样，而是1800年的中国为什么和1300年的中国不一样”。其间肯定发生了某些事情，它们改变了中国的命运。
关于郑和下西洋的真实故事
郑和七下西洋之所以值得注意，并不是因为这几次航行具有首创性，而是因为其船队的庞大规模。这支船队共有317艘船，平均每艘船上配有90 名水手。1405年，船队从南京扬帆起航，那些有着六七根，甚至8根桅杆的商船满载成吨的丝绸、瓷器、漆器等货物。这些船到底有多大？可以这么说，那些最大的船的宽度甚至超过了哥伦布的船的长度。
很多历史学家把这几次航行定义成一个皇帝的耀武扬威之举。确实，这个皇帝充满了优越感，但这种描述既不符合常识，也不符合考古事实。这几次航行肩负着贸易使命，当然，古代中国人说话很委婉，他们说那些船上的珍宝是给外国国王的贡品。但是，他们期望通过送出这些“贡品”也能收到回报。最明显的证据是，记者和作家路易斯·雷瓦西说：“朱棣一当上皇帝就马上废除了他父亲制定的严苛的进贡和贸易政策。”路易斯·雷瓦西这样写道：朱棣允许个人经商，放宽了对胡椒和黄金贸易的限制。他打开国门欢迎外国商人，并对他们说：“四海一家亲。”他的那些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顾问对此备感惶恐，因为他们笃信中国的繁荣只能靠农业来实现。这位皇帝下诏：“开放边境贸易以满足国家之需，并以此鼓励外国商人来中国开展贸易。”
卡利卡特和印度西部是郑和航行的目的地，他的到访巩固了中国和这些地区的贸易关系。他还和日本建立了贸易关系（日本曾两度抗击元朝的大规模侵略），海上的海盗也被他肃清。因此，朱棣在位期间，中国成为亚洲经济的霸主。
这是帝国的过度扩张吗？一些历史学家认为，郑和航海耗资不菲，带来巨大的财政负担。福山举税收为例，说朱棣在位时的赋税是之前的3倍，虽然我们可以反驳说，这主要是为了开挖运河和建造紫禁城这两个公共项目，而不仅仅是用于建设海军。马特·里德利对此的评价尤为犀利，虽然他批评的主要是洪武皇帝的政策。（“这是一个如何扼杀经济发展的活生生的教训：禁止一切未经政府批准的贸易和航行，强迫商人每月登记他们的货物存量……”）虽然这些政策后来被他的儿子朱棣废除，但又被他儿子的继任者们恢复。
从经济学家的角度，我们认为贸易服务于经济增长。平定海盗，为贸易保驾护航确实需要大笔的财政投入，但贸易为私营部门带来的收益却远大于投资。然而，现代对朱棣的批评却集中在皇权政治而不是公共财政上。信守儒教的朝廷命官不信任朱棣，朱棣也不信任他们。他下令科举考试向全民开放，使这项考试不再是贵族世家的专属权利。他最信任的就是像郑和这样的宦官，士大夫们不声不响地密谋造反，为得到下一任皇帝的提拔打基础。试想一下朱棣死后，明朝的政治制度将是何等脆弱。
（朱）高炽即位后，与一群持传统观点的文人过从甚密，其中包括他的两位老师蹇义和杨荣。蹇义强调仁政，杨荣则主张限制宦官的权力，让郑和的船队（从东南亚）撤回……1424年9月7日，朱高炽正式登基，颁布第一道诏令：宝船队必须停止所有航行。这道诏令清楚地反映了他的老师和顾问们的儒家思想。
诏令颁布不到一年，朱高炽的儿子登基做了皇帝，并撤销了这道诏令。虽然朱瞻基的身边也簇拥着一群儒家顾问，但他成功协调了宦官和士大夫之间的关系：宦官负责管理贸易和军事，士大夫负责管理朝政。朱瞻基赞成开展贸易和对外开放，不同意搞武力征服。在朱瞻基治下，郑和又继续航行了10年，直至1433年病逝葬于海中。不幸的是，三年后朱瞻基驾崩，他的继任者倒向了士大夫一边。远洋探险和对外贸易的终结，既不是一个皇帝一怒之下的决定，也不是因为财力不支，而是集权政府内部权力斗争的结果。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非常有趣，是一个研究失衡如何导致国家衰落的好例子。宦官和士大夫之间展开了长达数十年的斗争，其激烈程度堪比一场内战。朝贡贸易崩溃了，许多船只被废弃在港口，逐渐腐坏。当时，沿海地区的人民仍然可以依靠外贸获利，但朝廷认为这是不合法和危险的。士大夫们做了一件所有目光短浅、对经济一无所知的官僚都会做的事：削弱潜在对手的力量，于是，仁政到此为止。
政治制度的致命缺陷
中国人为什么会发明而不会创新？这个疑问从欧洲人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时就产生了，至今仍然没有答案。传教士和他们带来的机械钟让中国的官员瞠目结舌，原本他们认为自己的皇帝是无所不能的权威。外国的先进技术使清政府感到了威胁，特别是当欧洲人带来了大炮、煤油、工厂和新科学—天文学、数学和工程学时。虽然清政府常常假装无视这些新事物，嘴上说欧洲人的这些雕虫小技了无新意、毫无用处，然而，一场国家内部的斗争爆发了。朝廷中的一些官员鼓吹改革，但最终失败了，并且断送了其政治生涯。
历史学家戴维·兰德斯解释道：“这些想改革的人受到重重阻挠，不仅面临巨大的人身安全的威胁，还要处处提防朝廷里的政治阴谋。在那里，判断一项创新是否可行，看的是它会对权势等级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每提出一项创新建议，都会遭到激烈的反对；每出现一种新事物都会使既得利益者感到恐慌。而且，在所有层级的官员中，害怕受到训斥（或者更严重的惩罚）的心理压倒了对获得奖赏的期望。”根据政治经济学理论，这种情况属于典型的制度停滞。官员等级制度下所有的利益集团界限分明，导致清朝制度落后僵化。我们可以将其称作国家层面的损失，或者一个朝代的集体行动问题，最终导致清朝的衰亡。
对于很多18世纪到过中国的人来说，中国处于极度贫穷的状态。它曾经是一个强国，其人口规模和城市规模都令人印象深刻，但最终却难逃马尔萨斯陷阱。【坐观君（ID:china_2049）注：马尔萨斯陷阱,又称为“马尔萨斯灾难”，以政治经济学家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命名。人口增长是按照几何级数增长的，而生存资料仅仅是按照算术级数增长的，多增加的人口总是要以某种方式被消灭掉，人口不能超出相应的农业发展水平就被人称为“马尔萨斯陷阱”。】
但清政府（公元1644~1911年）听任古代中国的创新天性随着公共产品的破败而泯灭。正如莫基尔所写：“清政府没有为经济发展提供必需的常见基础设施或其他要素，比如标准计量单位、商法、道路和警察部门。”
保罗·肯尼迪认为，明朝船队的衰亡是中国开始闭关锁国的标志。实际上，古代中国衰落的原因不在船长郑和，不在清政府的保守主义，不在过度扩张，而在于深层次的政治问题。朱棣推行的政策解释了中国经济为何崛起，而他的那些继任者们推行的反复无常的政策则解释了中国经济为何衰落。
中国曾经在过度扩张与收缩之间、侵略与合作之间、对外部世界充满好奇与对新生事物不屑一顾之间摇摆不定，但相同的情形在其他任何一个大国也都发生过。真正导致明朝灭亡的是其脆弱的制度。中国人称其为“坏皇帝”问题，但即便是这种叫法也没能恰如其分地揭示中央集权的潜在危害和风险。“坏皇帝”的确存在（就像美国有坏总统一样），但正如罗马历史一样，对皇权缺乏制约是古代中国历史的一个显著特征。中国皇权政治制度的设计本来是为了保护多数人的利益，结果却沦为利益集团之间争夺权力的一场零和博弈。这是罗马禁卫军把持帝制统治悲剧的重演。
福山认为制度不是导致古代中国衰落的原因，因为“中国明代的大多数制度在今天仍对促进经济发展至关重要”。但是，这个观点并不正确。没错，制度在古代中国的确存在，但这些制度在古代中国要比在现代中国脆弱得多。我们相信，如果政治制度保持稳定，或者少一些中央集权，明朝的势力将会继续增强。
利益集团之一的士大夫阶层千方百计怂恿明朝皇帝停止海外贸易，并在这场短期博弈中获胜。他们肯定认为他们提出的自给自足政策是明智的，但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他们这样做是出于一种主观臆断式的宗教虔诚—重农轻商。我们还看到，1436年的海上贸易创造了经济繁荣，但士大夫们被仁政思想蒙蔽了双眼，看不到商业是财富的源泉。
中国明朝的兴和衰都突如其来。永乐皇帝执政的时间只有20年，他的孙子在位的时间更短，只有十几年。这两个皇帝死后，中国陷入了动荡状态，斯密式增长被摧毁，熊彼特式学习受到冷遇，索罗式投资遭到无情打击。
孔子认为领导者应该心怀仁义，对开明的君主来说，这是金玉良言；但对于政治设计来说，这是一句废话。政治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构建一个能够产生仁义之君的社会，光有科举考试还不够。我们这样说并非责备圣哲，因为我们可以看出孔子本人就呼吁统治者与被统治者达成社会契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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