悉心呵护如何造就了失败的一代？
作者   | 色人
小乐写在前面
在我们的上一篇文章中，在写“过度养育”的时候，我提到了纽约大学著名的社会心理学家Jonathan Haidt 和从事教育权利倡导的 Greg Lukianoff 合著的 “The coddling of the American Mind: How Good Intentions and Bad Ideas are Setting up a Generation for Failure”。 
这个书名很难直译。“Coddle” 是两位作者和出版商经过长久争辩，最终选定的关键动词。Coddle 在字典中的意思强调过分保护，比如用极度或者过分的照顾或善意去对待。Mind，在这里是思想，头脑。所以书名可以理解为：过度呵护思想如何造就了失败的一代。这本书自打去年在美国出版，就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我自己很喜欢这本书，但是一直没有机会给它写笔记。上周我在豆瓣看到了朋友 “色人”写了这本书的笔记和感想，详尽归纳了这本书的主要内容，而她的个人感想也和我的想法契合。所以立马就请她授权给我们合作社来发这篇读书笔记。
色人是我这位朋友的笔名，她本人是美国一所大学公共健康系的教授，有一个五岁的儿子。平时在群里交流的时候，我很喜欢她既理直气壮的坚持自己的生活/养育方式，也充分尊重和理解不同的方式。在这篇文章中，我看到了她坦荡坚持和开放灵活背后的一些更为基石的东西，比如对真相的探索，对复杂性的拥抱。而这些，对于我们，或我们的孩子成为一个思想独立的个体而言，是必不可少的。
这本书是基于美国近年来年轻人，大学教育，养育方式等等话题来写的。如果没有关注美国的社会和政治问题，读起来也许会有一点距离感。所以我稍微增加了一些背景信息希望拉近这个距离。而就算对美国的政治社会问题不了解或者不感兴趣，开头的几段之后的内容都是对一个年轻人的成长，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的思考。
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阅读凝结了这本书精彩之处的文章，也一起来思考和讨论吧。
美国校园的激烈冲突
这是一本两个中间派学者反思左派校园和年青一代的书，作为一个数年来几乎强迫性地给自己输入非左派信息和观点的左派，我非常喜欢这本书。
去年看过右派学者Heather Mac Donald的The Diversity Delusion，和它相比，这本书涉及了许多类似的话题，从校园学生完全无法接受异见，到学校管理者的无能和自保，到左派政客和支持者打着政治正确的标语回避真正的问题，两本书都有深入阐述，但这本书的观点更加中立（两名作者其实都是中间偏左的学者），分析也更加深刻。最重要的是，它不仅仅揭示了各种问题，还试图找出这些问题的根源，提出了许多有意思也很有说服力的观点。
从2013年前后起，美国大学校园里，尤其是相对精英的高校中，开始出现诸多令人担心的现象，包括学生大规模要求校方取消右派学者和活动家的演讲与集会，攻击支持言论自由的教职员工（其中很多人其实是左派），对言语冒犯变得格外敏感，甚至要求教授在课上要提到一些让学生感觉有压力的内容时候之前给出提醒。而在16年大选之后，这个趋势愈演愈烈，甚至出现更加暴力和极端的对抗事件。
发生在伯克利大学的反对右派人士演讲的抗议最后演变成暴力，学校在最后因为安全问题取消了演讲。
作者认为，高等教育的主旨在于追求真理，而真理——用俗话来说，是越辩越明的。学术界、知识界、信息界如何避免偏激和狭隘？靠的是持有不同观点的人互相拮抗，挑战对方，提供新的视角、证据和思维方式，这样的争论也许不免痛苦，甚至有时混乱，但它是接近真理的唯一方式。
而美国过去几十年里，校园全面左转，右派甚至中间派的比例越来越低，这个历史趋势本身也许并没有什么不好，但由此而来的、对右派和中间派学者的边缘化，再加上左倾学生群体对言论不同者越来越强烈地排斥，阻碍了有益的双边或多边争议，将本应多样化的校园变成了“回音室”，强化既有的偏见，挡住了追求真理的道路, 也距离真实的社会越来越远。
将保守派的声音屏蔽杂气校园意外并不会消除这些声音，改变这些意见，反之，那只会让年轻人在离开校园的时候对保守派，对国家政治，对美国社会中真实存在的问题和人群无从了解，从而固化自己简单化的误解，离真实越来越远。
最让人感慨的是，有时候，校园冲突里左倾学生的斗争对象，本身也是左派学者——譬如耶鲁万圣节事件。2015年万圣节前夕，耶鲁大学校方发出了一封长信，对学生们在万圣节的着装给出了若干具体建议，提醒学生们在选择装扮的时候多考虑文化敏感性，并附上具体建议装扮成什么样和不要装扮成什么样的链接。
Erika Christakis, 耶鲁儿童发展中心的讲师，也是一本畅销的儿童发展书籍的作者，对这封校方的邮件进行回应。她，从青少年发展的角度，提出这应该是青年人自己选择决定的。青年人应该被允许犯错，也应该从中学习，思考，和成长。就算有了冒犯，也可以通过沟通，讨论一起来解决问题，而不是由校方出于保护学生的目的进行干预。
这封信激起了一部分学生的愤怒，在他们眼中，Erika是在支持种族主义的装束。几天以后，大约150个学生高举“我们知道你住在哪儿”的标语，到Erika家门口进行抗议。Erika的丈夫，Nicholas Christakis，耶鲁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试图和学生们沟通，也为妻子造成了学生们心理不适进行道歉，但是他拒绝批判妻子的那封邮件。学生们指责他们夫妻是种族主义者，大声让Nicholas闭嘴，并要求他们辞职。此后抗击继续升级，Erika离职，Nicholas休了学术假暂时离开校园。
被愤怒的学生包围的Nicholas
这只是近年来美国大学校园中类似事件其中之一。这些事件，都是聚焦在一个矛盾点上。矛盾的一边，是“言论自由”：让不同声音都被发出，不同思想都被听见，然后进行讨论，辩论。另一边，是一些群体对不同声音感觉不安全，受伤害，于是要求干脆封杀，直接取消这些声音的出现。
这些事件中的教授或者校方人员几乎本来都是左派，支持自由派的理念，但是因为他们坚持某些立场，譬如为了捍卫言论自由而挑战了学生们的观点，遭到了学生严重抗议，甚至受到惩罚。
可悲的是，在这些事件之中，不但暴怒的学生里没有人试图去了解这些人的政治历史和立场背景，或者尝试冷静地思考对立观点的来龙去脉，甚至对当事人抱有同情支持态度的其他教授也不敢发出异见违逆学生，而校方的行为更是以息事宁人为首要目标，把教育、追求真知、学术自由抛之脑后。
生活在水晶泡泡里的年轻人
从表面看，这些是政治事件，是左倾校园对右派影响的抗拒，是左派自我保护的措施，但深入来看，抛开政治色彩不谈，它们所反映出来的，实际上是年青一代在文化和性格上的弱点：不能接受世界上有和自己不同的观点（更不用说去聆听），把情感上的不适和意识形态上所受到挑战和不安全与危险等同起来，希望作为“成人世界代表”的校方提供过度保护。
当然，每一代都会有人想要永久活在水晶泡泡里面，也会有人能走出自己的舒适区接受更广阔的世界，但作者认为，这一代人的敏感、脆弱似乎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是一个警示信号，值得关注，需要被改变。
那么，是什么让现在的年轻人变得更加偏激狭隘、听不得对立意见呢？作者指出了几个原因，包括美国两极化的政治气候，年轻人中日渐增长的精神疾病，社交网络普及所带来的各种负面的交流问题，以及大学从追求真理到服务学生的转型。
这里，第一点大概是最根本的原因，其实今日之校园，只是更大的社会分裂现象在左派中的一个缩影。放眼到整个社会，蓝州愈蓝，红州愈红，持有不同政见的人，从平民到政客，都越来越不能相容。
作者提到许多造成这个现象的因素，从东欧剧变之后美国不再具有强大的外敌以至于民众的关注点更聚焦在内部纷争上，到议员们上任后不再携家眷进驻华盛顿，而是每周在本州和国会之间来回，不再有周末与异党同僚建立友谊的机会。
我觉得这些固然都对，但作者没有提到的是，两极化并不仅仅是美国所独有，如果放眼全球，在许多国家内部，以及国家和国家之间，极端化都是当地愈演愈烈的剧本，所以，美国社会也只是更大的历史潮流的一部分。这种全球趋势，也许只是历史里难免的震荡和反弹，也许有更深入的必然性，不管如何，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书中所写的校园现象，恐怕在当今大环境下难以避免。
另一方面，我也同意作者所说的，在这股校园风潮里，某些现象似乎又确实体现了这一代人独特的问题——寻求过度保护，对哪怕微小的异见也无法容忍。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代人呢？作者认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他们的成长环境造成的。
一方面，近二三十年来，父母在养育子女的时候越来越倾向于过度保护，另一方面，与此相关但并不相同的，是孩童时代自由玩耍时间的急剧下降。
首先，我觉得现代社会重视保护儿童，随之而来的成就是儿童死亡率降到历史低点，这无疑是社会发展的重要成就。作为一个五岁男娃的家长，我也完全赞成基本的的安全措施。
但是，我同时也确实觉得和我小时候相比，现在的孩子独立探索世界的边界被大大缩小了，在我看来是非常可惜的事情。因为，对世界的独立尝试和探索，往往是一个孩子建立对自己的认知的重要过程，在犯错和纠正自己的错误之中，慢慢建立起来的“我能做到这个”的信心，才是真正的自信力，而不是外界给予的他信力。
Peter Grey是波士顿学院心理系教授，他一直在倡导捍卫孩子自由玩耍的时间。
除了危险以外，自由玩耍，尤其是和其他小朋友自由玩耍的另一个主要益处在于，它会让小朋友们在互相交往的过程中学习摸索社交规则，体验伤害别人和被伤害的感觉，学习尊重他人的边界，建立均衡的人际关系。
但现在很多小孩玩耍时，大人都在一边看着，稍有矛盾，就急于介入，平息事端，实际上是剥夺了小孩子自行学习沟通和处理矛盾的机会。
当然，有的过界行为，譬如校园霸凌，无疑需要成人的及时介入干涉，但游乐场里大多数的推推搡搡和口角纷争，都最好由孩子们自己去尝试解决。此外，近几十年来课外班日益风行，许多小孩的课余时间充斥着成人主导的各种课外教育，同时也造成了和小伙伴们自由玩耍时间的急剧下降。在这种情况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从小没有机会在自由玩耍中培养独立解决人际矛盾的能力，不难想象成人之后，也会对各种异见不知所措。
在我看来，在小小娃阶段，适度保护和大人诱导无可厚非，但随着孩子的成长，边界应该大大放宽。然而，如果家长过于担心孩子受伤犯错，这种过度保护经常会成为一个固化的思维定式，很难随着孩子年龄增长而改变，尤其当孩子到了一定年龄以后，家长的担忧和限制与孩子的发育需要出现越来越大的鸿沟。
书里提到，有的家长不让他们十七岁的小孩独自乘坐地铁，这当然是一个极端的例子，而且每个家庭所处的环境不同，父母孩子性格不同，都会对危险有不同的评估，我也无意批评任何具体的家庭做法。
但作为一个大体上来说，今天孩子享受安全童年的一个副作用，是独立独立摸索、犯错、吃苦头、反省的过程大大减弱，由此造成独立精神不够，倾向于寻求成人世界的庇护，这一点催生了书中所提到的校园现象的原因，我觉得也是一个有道理的观点。
作者进一步提出，因为现在孩子的成长背景没有给他们提供足够的独立能力，所以进入大学那些十八九岁的年轻人，往往并没有准备好进入“成人的世界”，所以他建议更多的高中生在毕业之后，不是马上开始上大学，而是先去独立生活工作一年（gap year），再进入大学校园，也许会对校园气氛产生正面的影响。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建议，我会考虑让自己的孩子以后采用这个做法，而且，我也觉得在整个社会层面上，让gap year成为一个常规选项，供广大家长和学生参考，也是不无裨益的。
两种追求“正义”的方式
书的末尾，有一章专门讲述社会公正。作者认为，每一代人在高中和大学时代的经历会对他们今后参与政治和社会活动产生关键性影响，而今天的这些年轻人所关注的大多是涉及平等正义方面的问题，这无疑会对未来几十年的美国社会进程有重要作用。这里作者提到有两种追求正义的方式，一种是追求 ”成比例的程序正义“，一种则是“结果正义”。
前者强调的是劳有所获，每个人群都能有通过努力而上升的通道，并且强调程序的正义性（在参与社会决策的过程中，是否每个个体都受到尊重和平等对待），而后者强调的是结果，往往是可量化的结果，追求绝对简单的平均分配。显然，作者是支持第一类程序正义，而不支持第二类。
我对这一章的感觉比较复杂。一方面作者有两个观点我赞成：

第一，是结果导向做法，经常会导致政府、大学、工作单位采用简单粗暴的配额制，拿明显的外在指标（性别、种族等等）做指挥棒，只求纸面上数字好看，这样的配额制在促进平等上效果不好，而且容易引发人民的反感，有时候起到负作用。
第二，追求纸面上数字好看，以及政治正确的风潮，会阻碍我们调查更深层次的问题——当结果在性别、种族之间不平衡的时候，根源究竟在哪里？这个根源往往非常复杂，涉及许多家庭、教育、文化、政治、经济方面的因素，而且往往从人生最早期就开始起作用。如果不仔细调查这样的根源性问题，把锅都推在歧视身上，实际上是回避了真正困难的问题，是一种懒惰和盲目的做法。
但另一方面，我觉得作者对第一种程序正义的缺点避而不谈，是本章很大的缺陷。譬如作者说到，程序正义的目标是让付出与收获成比例，而且这个比例在各个人群中保持一致。这个说法大大简化了事情的复杂性：如何去衡量付出？如何去衡量收获？如何去区别付出的不够是由于自身能力或者动力的缺乏，还是结构性的限制阻碍了人去付出？缺乏动力去付出真的只是自由意志的选择，还是有更深层的原因降低了人的动力？
而程序正义也是非常主观的体验。同样的程序，也许有人觉得是正义的，有人觉得不是，或者从某个角度来说是正义的，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不是。实际上，正如作者所说，连三五岁的小孩都会直觉性地支持proportional-procedural social justice（多劳动的人多吃糖，每个人都有机会表达自己的看法），为什么还会有那么多人反直觉、顶着被人批判的浪潮去实行结果公正？不就正是因为前者想法虽好，执行起来却模糊、困难、缓慢吗？
虽然我从根本上认同作者对这两种社会正义的取舍，但仅仅批判一种做法，而对另一种做法的局限性只字不提，在我看来，是不够诚恳的做法。而且正如作者自己所说，如果不能分析和面对一件事情的复杂性和困难性，怎么能做好它呢？
杰出的教育核心是什么？
最后，听这本书的时候，写这篇读书笔记的时候，我不断想到2016年的八月底。那时我刚刚抵达中西部的大学城，开始自己的独立职业生涯，学期之始，我读到了芝加哥大学校长Robert J. Zimmer 在华尔街日报的一篇专栏文章：“Free Speech Is the Basis of a True Education.”
也许是身份转换带来的自省与思索，提高了自己对周遭信息的敏感度，那篇文章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尤其是这一句话有醍醐灌顶的效果：“让一个人的假设被挑战，并经历过程中的不适感，是一种杰出教育的核心要素。“ （Having one’s assumptions challenged and experiencing the discomfort that sometimes accompanies this process are intrinsic parts of an excellent education.” ）
在读到这封信以前，也许我也下意识地试图保持开放心态，避免以偏概全，但是读完这封信以后，我才真正开始有意识地主动搜寻和自己预定立场不同的声音，不断挑战自己的既定想法，强迫性地要求自己换位思考；在面对让我不舒服不赞同的观点时，不是满脸不屑地转过脸去不看它，而是直视它、分析它、试图理解它的起源、基础和影响。
不，我并不迫使自己接受所有不同的观点，我并不迫使自己一定要改变自己的立场，但我不允许自己逃避，躲藏，盲目，无知，我更不允许自己把情绪上的对峙转化成理智思考的壁垒。
在三年前那个八月，我所不知道的是，三个月以后，Donald Trump将赢得大选，美国社会的撕扯与对立将从尖锐变得更加尖锐，而回头来看，我只是更加感激这封公开信，因为它，在短暂震惊之后，我才并未陷入长久的质疑和失望，而是在随后的阅读和思考之中，更深化了自己对当前社会与历史的理解，形成更理性、更多面、也更强健的观点。
在这个过程里，我自认为所经历的是一段excellent education，而我真心希望有更多人，拥有同样的经历，因为它在今天的社会，是如此稀缺，又如此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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