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情人节，在这个浪漫的日子，我们煞风景地讨论一个严肃的话题：如何为国家和社会做贡献！～
网上有过这样一个关于情人节的段子，摘录如下： 
明天就是小三和正房抢一个男人的日子，是多少地下党浮出水面的日子，是玫瑰花升值的日子，更是大造活人的好日子！下午四点，花店的老板笑了；傍晚六点，饭店的老板笑了；晚九点，夜总会经理笑了；子夜，宾馆的老板笑了；隔天，药店的老板笑了；一月后，妇科医院医生护士笑了；一年后，花店、饭店、酒店、宾馆、婚庆公司和妇产科医院都笑了。提前祝大家情人节快乐！...

大家通常认为：众多有情人在欢度浪漫快乐的情人节的同时，为众多商家创造了商机，拉动了消费和GDP，为国家和社会做出了无可置疑的贡献！拉动消费当然值得承认和认可。但仅仅看到这一点，那我们可能就忽略了人们在情人节做出的远比拉动GDP更加突出的贡献！
刚才问一位医生朋友：今天是打算送情人节什么礼物给太太。他的回答是：今天是手术日，他用治病救人的实际行动作为情人节礼物！治病救人肯定比拉动消费更加重要；不过就贡献而言，救人可能还要排在造人之后！因为两者有先后次序，而且当我们谈到造就人才时，“造”在“救（就）”前！而造人：可能正是众多有情人所能为国家和社会做出的最大贡献！
为什么？因为人口的数量和质量关系到我们国家和中华文明的兴衰！
我们中华文明一脉相承，历经“五胡乱华”及蒙元和满清的统治却历久弥新。这很大程度归功于主体民族顽强的生育文化和庞大的人口基数。《尚书》曰：“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意指天地是诞生万物的母体，而只有人才是万物的灵魂。《周易·彖辞》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将爱护生命看成是天地之间最伟大的道德。正是这种以人为本，重视生命的价值观赋予中华文明强韧的生命力。
其实，这种对生育的崇尚和家庭的重视，并非中华文明的特征，而是所有留存下来的民族的共同之处。基督教产生初期是个微不足道的宗教流派，但几百年后成为西方主流。社会学家斯塔克（Rodney Stark）认为，基督教崛起的重要原因是禁止堕胎、杀婴和生育限制，使基督徒的生育率远超异教徒，逐步形成压倒性的人口优势。伊斯兰教认为父母不应该为是否生孩子而纠结，因为孩子只要出生自有安拉的照应。生殖崇拜的图腾和仪式更是广泛存在于各种文化之中。
中国是人口最多的国家，但作为一个文明，中国现在并无人口优势。如果将人类分成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华文明四大板块。相对较低的生育率已经让中华文明占世界人口的比例在过去200年中不断萎缩，从四个文明中人口最多降为与印度文明相似的末位，并将很快被印度文明大幅超过。即使全面放开生育，但如果无法显著提升生育率，中国占世界人口比例急剧萎缩的风险不容忽视。
影响文明兴衰的绝不仅是人口数量，还有人口质量、组织能力和凝聚力等方面的因素。但人口数量是基础，在其他因素相同时，文明的力量随人口数量上升。虽然人口多并不一定表示会强大，但人口急剧萎缩则一定预示着衰亡。一个文明或种族，不论其科学、文化或社会发展的成就有多高，如果在繁衍后代上长期处于劣势，最终必将没落。西方社会学之父孔德（1798～1857）就曾断言，“人口即命运”。
中华民族是世界第一大民族，庞大的人口基数是祖先留给我们最珍贵的遗产，也是维持中华文明相对独立和实现民族复兴的根基，但短短几十年内这个根基就可能被摧毁。如果无法逆转这种趋势，中华文明衰落并非不可能。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1889～1975）被誉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之一，他的主要著作是12卷的《历史研究》，专门论述世界不同文明的兴衰。在人类创造的许多古代文明之中，中华文明可以说是硕果仅存的一个不曾间断的文明，但过去30多年，中国却义无反顾地以空前方式大规模地消减未来文明之本而浑然不觉。正如汤因比曾言：“文明死于自杀，而非他杀。”
伟大的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在1919年出席凡尔赛谈判时，就欧洲各国命运做过一段精妙论述，这位不可一世的经济学凯撒这样说道：
“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往往由像人口增长或者其他根本性经济因素的长期变动所引起，但是由于这些变动具有渐进性，所以容易被同时代的人所忽视，而被归罪于统治者的愚蠢或者无神论者的狂热。”
另一位世界级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也对人口问题做出过精密论述和研究。1992年荣获诺贝尔奖的贝克尔是一位非常杰出的经济学家，他开创性地从论证经济学有效性的最基本层面——人类社会行为来检验和论证经济学理论。
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
对于中国人口和计划生育问题，贝克尔在其与理查德·波斯纳合作博客中指出：
“由于独生子女政策产生的低生育率，还导致中国在经济发展的早期就有了相对较少的年轻人和相对较多的老年人，这比西方和其他发展中国家都出现地更早。中国的年轻人口正在迅速下降。在中国传统观念中，子女应该赡养年老的父母，但由于父母生命的延长和生育更少的子女，使这种观念实施起来非常困难。此外，老龄化的人口结构，也就是工作人口比老年人少，导致难以实现用传统手段支付养老金，即通过对工作人口收税给老年人养老。”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所谓的人口红利本质上也是人口借贷。人力在18岁之前，是一种需要被不断投资、反复经营的极其宝贵社会资源，此后大约63岁之前能够产生丰厚的社会收益。但到了63岁后，人口红利将因为老化不可避免地变成人口负担——此时的人已经丧失了大部分社会效益，反而需要长期不断的社会扶助。
这就是人口红利的微妙之处，在18-63岁之间，人口是社会红利，在63岁之后，人口是社会负担。这种属性决定了，人口红利的量级越大，其所延伸的人口借贷——即63岁后的人口负担将越大——除非最大可能地对人力进行可持续性利用，在尽可能地使用人力资源的同时确保其繁衍增殖空间。
由于人口红利终究要在63岁之后变成负担并被偿还，为了支撑这种负担，就需要尽量做到人口红利的持续性利用，不仅仅要利用人口红利的低成本，同时也要确保足够的人口繁衍来承受后续的负担。
主要国家劳动力人口的变化趋势
2019年中国人均GDP刚刚突破1万美元，约为全球人均GDP的90%，但早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也居于全球第二，根本原因还是中国拥有14亿人口。可以说，中国人口规模优势是中国的一个核心优势。假如现在中国人口只有2亿多，现在中国的综合国力恐怕与巴西差不多。
过去200年来，美国人口增长了约40倍，而中国人口仅增长约3倍。中国现在的人口是美国的4倍多，但在目前的生育率趋势下，两三代人后，中国每年新生儿数量将少于美国；再考虑美国从全球吸引移民的因素，到本世纪末，中国的年轻人口将少于美国，中国或彻底丧失对美国的人口优势。
2011至2012年间曾在贝克尔指导下做博士后研究的携程旅行网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梁建章在研究过程中发现：一方面，未来几十年里，中国的人口结构会出现巨大变化，拖累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另一方面，中国的生育率已经处于全球末尾，但仍然执行计划生育。“我们在斯坦福的研究表明，一个国家人口结构老化后，其创业和创新活力会随之衰退。”
梁建章
梁建章随后至于与让中国公众和决策层接受自己对于人口问题的研究成果。他与北大教授李建新，分别从经济学角度和社会学角度，合著了一本通俗易懂的《中国人口太多了吗？》，以论述中国的人口问题和生育政策改革的迫切性。

不仅仅是出书，梁建章还试图用自己的观点来影响精英阶层，进而影响社会。2017年1月28日大年初一，央视一套《欢乐中国人》栏目出现了多个呈现大家庭欢乐与祥和的节目；特别是来自安徽十姐妹的亲情和融洽，更引起现场嘉宾的赞叹。这些节目的播出，标志着官方生育观念的重大逆转，预示全面放开并大力鼓励生育将成为我国人口政策的主旨。也令包括梁建章在内的我国人口开放政策倡导者们倍感欣慰。
梁建章与黄文政撰文表示：
“人们有多生的权利，也有不生的权利。真正合理的生育政策是让民众完全自主决定生育数量和间隔。在超低生育率趋势严重威胁民族的正常繁衍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的情况下，政府则有责任鼓励生育，也就是创造各种条件，让普通家庭能够更长远地规划自己的未来，并顺利地实现自己的愿望。具体措施包括，确保教育资源的规划和配置足以维持可持续的生育状态；将托儿服务和幼儿教育、父母科学育儿教育等分别纳入免费义务教育和公共培训服务；减免生育家庭的税赋，适当延长产假并保障产妇在产假期间和之后的工作权益；让父亲和母亲享受同等产假，以降低养育孩子的负担并减少工作性别歧视等等。我们相信，只有在税收、教育、法律等各个方面切实减轻养育家庭的负担，让普通家庭愿意生孩子、生得起孩子、养得起孩子、养得好孩子，每个家庭和整个国家才有美好的未来。”
最后，再次祝各位情人节快乐，希望有条件的读者能够抓紧节日春宵良机，快乐造人、多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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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Pearly，本文部分内容引用梁建章、黄文政、李建新所著《放开生育刻不容缓》第十章，图片来自网络。本文版权归属作者/原载媒体。
免责：本文仅反映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号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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