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棉959|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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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壹心理想和你聊聊：家人的牺牲。
“牺牲”不仅出现在贫困家庭，而是中国家庭的常态
前不久，北师大教育学部讲师程猛在《一席》的演讲中，讲述了一个农家子弟的故事。
一位重点大学女博士，每年开学都是她最担心的时候：
“爸爸本来是抽烟的，但是为了让孩子上学把烟都戒了。
家里实在太困难，上初二的哥哥觉得她成绩比较好，就主动辍学去早餐店打工。哥哥做早餐非常辛苦，几个月之后头发都白了。”
程猛自己也是农村出身，他总结到：
"这些孩子很清楚家人的付出和牺牲。唯一能做的就是让自己真的成为一个“读书的料”，像一个苦行僧那样自制和专一，用更好的成绩来回馈深爱自己的家人。学习对他们来说不只是一种个人事务，而是一种道德事务。”
言语之间，满是身为人子的内疚感。
农家子弟的圈层进阶，总是充满了家人的“牺牲”。
但其实，并不是只有贫困家庭才需要牺牲。
我自己的毕业论文，主题就是“教养牺牲”。
访谈了十几个家庭，给几百个家庭发了问卷后，我发现：
在并不贫寒的家庭中，甚至是一般人看来富裕的家庭中，父母也做了许多让步和牺牲。
“我今年买的新衣服，一只手都数得过来，倒不是没钱，是没心思。”
“孩子七点要到学校，我五点多就起床做饭，还要送她上学。”
“娃娃们来大城市上学这半年，我在这边带着，孩他妈则在老家上班。只有在周五，孩他妈才能坐晚上的火车，来和孩子团聚。”
无数父母都曾经为孩子牺牲过，无论贫富。
被牺牲浇筑长大的孩子：
穿上了铠甲，也背上了枷锁
活在“牺牲”氛围的孩子，有一部分深刻地认识到，家人这些牺牲行为保护了自己，让自己不必早早地吃生活的苦，可以安心读书。这让他们觉得生命更有意义，也对生活更加满意[1]。
另外，他们的心理弹性也会更强[2]，家人的坚持激励着他们，家人的吃苦耐劳给他们树立了坚忍不拔的榜样，那些不曾压垮过他们家人的生活重担，也压不垮他们。
在这些家庭中，家人的牺牲真的成了一副坚硬的铠甲，让孩子变得坚强。
但是，在另外一些家庭中，孩子却被“牺牲”这副所谓的铠甲压得喘不过气。
黄执中在《奇葩说》上，重新解读过“妈妈吃鱼头”的故事：
妈妈吃了一辈子的鱼头，临终前告诉小孩，“我从来没喜欢过吃鱼头。”
这句话，足够孩子内疚终身。
孩子会觉得，家人做出的巨大牺牲，都是被迫做出的，都“怪我”。
这让他们不仅在当下难以专心学习，满足家人的期望；连长大后的内心，可能也会一片荒芜：
a. 对家人抱有幸存者式的内疚
幸存者内疚，通俗点形容，就像从旧生活的废墟中幸存下来，一转头却看见，曾经自由的家人被埋在下面。
“如果没有生下我，他们一定比现在过得更好。”
这句话不一定是事实，但一定是这些孩子的真实感受，他们因此内疚、自责，甚至有强烈的负罪感，好像来到这个家庭就是他的原罪。
b. 对自己要求过高，不舍得对自己好
在负罪感的驱使下，他们会不停地努力。好像一定要有很高的成就，这样才能“赎罪”，不辜负家人的牺牲。
如果有人问他们：“你这样生活累吗？过得舒服一点不好吗？”
他们会说：“我的家人吃了那么多苦，我怎么敢放纵自己？”
在他们眼里，“舒服”就是“放纵”，他们想的只有“不辜负”家人的牺牲。
c.没法适度地对别人好：要么“用力过猛”，要么不敢付出
看惯了家人的牺牲，很多孩子长大后会误以为，这就是人与人的相处方式。
所以，当他们进入一段亲密关系时，可能会忍不住“用力过猛”，委曲求全，万般讨好，因为他们从父母身上只习得了一种方式——爱一个人就是为ta牺牲。
同时，家人的牺牲示范，也可能会吓到他们，甚至包括不敢生孩子，因为他们觉得：
自己如果做不到家人那样，孩子会怪自己做得不够；
或者担心，自己的孩子也会背上跟自己一样的精神枷锁。
那些牺牲的父母怎么想的：
是委屈，还是自愿？
不是所有做出牺牲的家庭，孩子都有内疚感。
牺牲行为，不同于牺牲感。
牺牲行为+委屈+道德绑架，才是牺牲感。
正是这些牺牲感，困住了那些内疚的孩子。
在鱼头的故事中，如果那个母亲的快乐，真的是来自于子女吃鱼肉的快乐，她就不会觉得这叫牺牲，也不会有委屈。
可是，她在临终前讲出的那句话，真正的含义是：“我一辈子都想吃鱼肉，我从来没有开心过，你看我有多爱你。”
这就是父母们的牺牲感。
牺牲感，一旦以父母的委屈痛苦为基石，孩子就感受不到“爱”了。
那么，不同于牺牲感，什么才是父母对孩子真正健康的爱呢？
我在做研究时发现：
一部分父母会勾勒出很多自己的牺牲，比孩子知道的还多；
但在另一些父母眼里，这些行为并不算什么牺牲，而是应该做的、自愿做的：

“孩子是我们自己要生的，当然要好好养了，这都是当父母的该做的，是责任义务，算不上牺牲。”
比如，努力让孩子去大城市上学的父母。
周末，孩子父亲送大孩子去上小提琴班，到培训班要开45分钟车。
等孩子下车，他就窝在车里打个盹儿，等孩子两个小时的课程结束。
他说，发呆的时候也会想自己在老家的工作，原来是有晋升机会的，但为了让孩子来大城市，他请了长期病假，还不知道能不能回去。
但他没有委屈：“也许，我的整个人生轨迹都不一样了。但为了孩子，这是我们夫妻俩共同的决定，我愿意这么做。”
面对家人的牺牲，孩子并不会天生就觉得“都怪我”。
父母的一句“要不是为了你，我才不会这样”，也许只是为了让孩子听话，也许只是自己烦恼的发泄；
但对于孩子来说，这就是筑起他内疚的石头，他自我攻击的矛头。
被牺牲禁锢住的一家人，
该如何自由地前行？
那么，该如何摆脱牺牲感的枷锁呢？
这里有以下三方面的建议。
a. 父母方面：自己也要快乐
伊能静生下女儿小米粒后，暂时退出娱乐圈，有网友评论 ：“这是每个妈妈都有的牺牲”，但伊能静反驳到：
“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心甘情愿的，并没有为孩子牺牲任何东西。”
“孩子没有要你牺牲什么，他要你快乐。”
这正是对父母来说，做出牺牲选择前的一大重要原则：自己也要快乐。
这不是要道德绑架，哪怕牺牲也要强行快乐。
而是说，不必为难自己、过度牺牲。
网上常常有新闻报道，为了让不喜欢吃饭的孩子吃得营养，精心做出诗词图案的早餐、卡通动物的便当。听上去很费时间精力、家长牺牲很大，但这些家长，往往本来就喜欢做饭，自己是开心的。
但如果家长自己讨厌做饭，就大可不必逼着自己这样做了。
其实，孩子需要的、想要的，未必有过度牺牲的家长们想象的那么多。
孩子肯定不想听到家长总是说，“都是为了你”“要是没有你就好了”。
每一个子女真正想要的是父母快乐，而不是父母委屈地牺牲。
b. 代际沟通：多点深度交流
一旦父母停止抱怨，子女的心理压力，就会骤减一截。
但这还不够。
父母和子女之间的感知差异，是稳定存在的，即便父母自愿牺牲、感到快乐，我们依然可能会误解为“都怪我”。
中国父母往往羞于表达，即便做了什么好的事情、有什么积极的感受，也不会跟子女说。
但父母不跟孩子说的结果就是，孩子自己会胡思乱想。
研究发现，只有沟通越多，父母和孩子之间的这种感知差异才会越小[3]。
深入沟通当然不是“吃饭了”“去睡觉”的简单对话，而是双方坦陈自己的想法和感受：我的考虑是什么，我感觉怎么样……
如果你对父母怀有误解式的愧疚，通过一次深入的聊天，听到爸妈的答案“我们是自愿的”“我们很快乐”，也许就能解开心结，相信“这不是我的错”。
c.子女方面：对自己更友善
处于枷锁中的孩子，总会攻击自己“不准过得舒服”，无论自己做得多好，都会陷入自我批判。
所以，自我友善，才是破局的最终关键点。
自我友善，就是对自己温和、接纳、理解、关心，要相信：暂时的失败和困难，都是很正常的；每个人都有情感和欲望，想过得舒服并不是什么滔天大罪。
坦然地对自己好后，相信你与其他人相处时，也会顺利得多，因为你可以把自己当成普通人，而不是另一个牺牲的家长、一尊拯救对方的神。
这里要注意的是，上面这三方面的建议，是建立在父母通情达理基础之上的。
万一父母对你无休止地进行道德绑架，甚至“吸血”，要记得：建立边界，别被过度消耗。
物质上，我们当然要对家人尽赡养义务。
但在心理上，我们也要建立合理的边界。
家人曾经的牺牲，是为了更好的未来，而不是之后无休无止的反向牺牲。
这样，牺牲就毫无意义了。
写在最后
也许在一些家长朋友们看来，这篇文章看起来，多少有点“不领情”。
这里，我们并不是想批评谁，指责谁。
而是希望好心的父母们，不要再在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下，让孩子背负上沉重的枷锁。
知乎上，有个匿名用户在“家人牺牲”的话题下这样写道：
在我理解来，父母的付出，牺牲是我的累赘，是我内心愧疚的源头。
我这种思想在大多数人看来，其实就是一种不负责任，一种自私。这种感觉又有多少人知道呢，一方是内心的愧疚，另一方面是恨，恨我不能改变现状……
不知道这个匿名回答，写出了多少内疚孩子的心声。
这篇文章，就是希望让你们看到：你不是一个人。
我也真心希望，能够帮助你活得轻松一点点，让这样的愧疚和恨少一点点。
最后，我还想跟大家分享一点，在访谈中我印象深刻的事情。
当我问家长们：“你们觉得为孩子所做的一切，对自己有什么影响？”
本以为他们会诉苦，但他们大多都是笑着的：
“这不只是付出，也是成长，我很有收获。”
“虽然累，但生活有意思，跟孩子说说话，就觉得高兴。”
你看，他们在爱着你。
世界和我也爱着你。
参考资料：
[1] Leung, J. T. Y., & Shek, D. T. L. (2018). Parental sacrifice, filial piety and adolescent life satisfaction in Chinese families experiencing economic disadvantage. Applied Research in Quality of Life, 15(S1).
[2] Leung, J. T. Y. (2017). Cultural family beliefs, maternal sacrifice, and adolescent psychological competence in Chinese poor single-mother families. Social Development, 26(4), 767-782.
[3] Ehrlich, K. B., Richards, J. M., Lejuez, C. W., & Cassidy, J. (2015). When parents and adolescents disagree about disagreeing: Observed parent-adolescent communication predicts informant discrepancies about conflict. Journal of Research on Adolescence, 26(3), 380-389.
- The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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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木棉959，北师心理硕士，中学心理教师，知乎心理学话题优秀答主、2020新知答主（ID：木棉959），其他平台都叫“心理学生看点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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