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才是真正的诗人和戏剧家，任何一个作家都别想超越她。——茨威格
2020年，大量黑天鹅事件，集中爆发，坊间一度笑谈：“2020年，什么也没干，只见证历史了”。
然而，这并非网友的戏谑，许多学者甚至开始讨论，是否应以2020为界，将人类的纪元重新定义为新冠前(Before Corona)，和新冠后(After Corona)。
2020年，是21世纪前20年的最后一年。过去20年，物质充裕与精神空虚、经济繁荣与贫富悬殊、技术进步与社会重构，大国崛起与文明陨落，种种交织在一起的因素，让这20年的历史像被按了加速键，在疫情的冲击下炸裂开来。
21世纪前20年，是一个充满无限希望，但又矛盾重重的时代。如果我们把过去的2020年，放入21世纪前20年之中进行考察，也许会惊讶地发现，正在发生的一切，其实早已注定。
20多年前，凯文·凯利曾这样预言全新的世纪：“所有的火焰都将熄灭，所有变异都趋于平淡，所有结构都将自行消亡，所有的秩序都将归于混沌，所有的控制最终都将失控。”
今天看来，凯文·凯利成功预言了一切的失控，但他所没有看到的是：有失控必然有控制，过去的20年，一边失控，一边控制。甚至可以说：所有的失控，都重回控制。
2001年，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加入WTO。不久，欧元正式成为欧盟的合法货币，至此，经济的全球化，驶入了快车道。
因此，2005年，对全球化充满了美好想象的学者托马斯·弗里德曼满怀憧憬的预言道：“世界正被抹平。”
然而近20年后，人们发现，世界并不是平的，地球依然是圆的，上面住着两百多个国家，所有国家都有国界线，许多国家并不愿看到世界“被抹平”。
“试图抹平一切”与“顽强地抵抗被抹平”，这一冲突的根源，是经济与政治遵循着完全不同，甚至是截然相反的运行逻辑。当情境相合时，二者相向而行，当情境相悖时，失控也就成了必然。

▌经济全球化的逻辑：世界是平的
2007年，哈佛大学经济史学教授尼尔·弗格森和柏林自由大学石里克教授共同创造了一个新词——“中美国”（Chimerica）。
弗格森笔下的“中美国”，极大地促进了全世界的经济繁荣。以IT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日新月异，国际贸易空前繁荣，全球资本自由流动。
这就是最大消费国（美国）和最大储蓄国（中国），最大的发达国家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逻辑下给人类带来的巨大进步。
2001年11月10日,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当政治家与企业家共同遵循市场的逻辑行事，他们所编织的新世界必然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消除国界、互利共赢的共同体。
因此，当全球化促进合作共赢时，全世界最优秀的企业家、政治家无不拥抱全球化，为全球化鼓与呼。
▌政治的逻辑：民族国家本位
2016年英国公投脱欧，是过去20年的黑天鹅事件之一，也拉开了民族国家本位的政治大幕。近两年，全球化曾经的主导者美国也要求退出WTO。
在政治的阻击下，一股强大的“逆全球化”浪潮愈演愈烈。经济的逻辑与政治的逻辑，在这一节点上正式分道扬镳。
美国思想家、《知识分子与社会》一书作者托马斯·索维尔说：“经济学的第一课是稀缺，而政治学的第一课则是无视经济学的第一课。”反之亦然。可见，经济逻辑与政治逻辑的根本冲突在于：
经济无国界，但政治有国界；经济趋向失控，政治的天性是控制。
打破现有的平衡，进行破坏性创新是企业家的天职；但是，政治的首要问题是维系稳定与平衡。卓越的企业家，考虑问题以世界为单位，像马斯克那样的企业家甚至以宇宙为单位考虑问题，而政治家考虑问题则必须以国家为单位，奉行本国利益优先。
因此，当政治全球化止步不前，经济全球化在狂飙突进后的突然失控——大国之间的贸易战也就成了必然。
▌新版全球化仍在酝酿之中
近些年来，虽然后发国家纷纷要求改造国际政治秩序，发达国家也强调旧秩序已经不能满足新时代的需要，推出多个新版的全球化构想。但是，不仅两个阵营的具体主张大相径庭，即便在两个阵营内部，意见也远未统一。
正如俄国作家克雷洛夫的一则寓言：天鹅、梭子鱼和虾一起拉车，天鹅朝天上拉车，梭子鱼朝水里拉车，虾想朝后面拉车。这辆车最后又将开往何方呢？
可以肯定的是，无论最终哪个版本成为现实，经济权力与政治秩序之间的张力与矛盾，仍将贯穿接下来的几十年。
2000年，一种全新的大众媒体——“博客”开始流行，新媒介的产生为知识分子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他们说，大众听，人们对思想、文化的向往和尊崇，对社会问题的关注，成了孕育意见领袖的沃土。
20年后的今天，那些真正铁肩担道义的知识分子，在进行非专业领域的评论时，也纷纷遭到大众对其判断力的严重质疑。
更流行的说法是，知识分子“翻车”了。换句话说，知识分子失控了。
▌知识分子话语权的失控
工业时代，一边是大众教育的普及，一边是发声的渠道被电视、报纸等传统渠道垄断。移动互联网的技术赋权，首当其冲的是打破了信息渠道的垄断，过去20年，人类进入社交媒体时代。既然人人都可以发声，有几个人还愿意听知识分子高高在上的训导？知识分子的话语权被稀释、摊薄。
问题随之而来。社交媒体时代的典型特征就是，每个人都试图控制发言的管道。但无论什么年代，最容易引发关注的，无外乎两种内容：少之又少的真知灼见和危言耸听、哗众取宠的低劣信息。如果前者稀缺，后者一定失控。 
于是，转发最多，传播最广的，一定是情绪强烈、言辞激烈的，正所谓“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内容。以至于许多知识分子理性、深邃的言论，往往没有市场。
结果是，人们不再关心事实和逻辑，只关心立场和情绪，真相烂尾，共识梦碎，舆论场不再有凝结核。
▌知识分子形象的坍塌
现代世界主要是由两场思想革命塑造的：一是宗教改革；二是启蒙运动。两场运动的方向不同，导致的结果也存在巨大差异。
许多知识分子获得了此前由神父、牧师掌握的话语权。他们扮演起先知的角色，先是“接管”了此前由教会主导的大学，此后随着大众传媒的兴起，又主导了传媒。双管齐下，他们成了不证自明的社会的“良心”和“灯塔”。
《知识分子与社会》一书作者托马斯·索维尔说：“知识分子实际上掌握着巨大的权力，这是一种最隐秘的权力，那就是思想标准的制定权，而且他们还能享有一种特权，那就是不必为思想的后果负责”。
结果，在20世纪，很多声名显赫的知识分子为社会病症所开出的“药方”，通常被认为是巨大社会性灾难的根源。
《知识分子与社会》作者托马斯·索维尔
阳光底下无新事，20世纪的历史，更是21世纪的现实。
当知识分子不负责任的言论与21世纪的大众媒体相遇时，喧嚣的时代就来临了，知识分子的话语被任意解构，曾经高高在上的“社会良心”、“人生导师”，转眼间就被扣上无数数不清的大帽子。
众声喧哗等同于众声淹没，舆论越多元，人心越荒芜，精神越苍白。
2020年对中国的思想市场来说，是撕裂的一年：围绕疫情、美国大选等公共事件的大辩论 ——知识分子群体不是因思想相左而割袍断义，就是到了形象坍塌的地步。
在这样的背景下，索维尔的《知识分子与社会》被再度热议，或许是应有之义。
人们常说，一个人有什么样的思想，就有什么样的命运，一个国家，有什么样的思想，就会有什么样的未来。
这其实有一个隐含的前提假设，那就是一个国家对于接受什么样的思想，有大致的共识，然而，在这个话语权走向失控，再也难以凝聚的时代，知识分子又将扮演一种什么样的角色？或许，我们还需要重读这本《知识分子与社会》。
过去的20年，有两场大瘟疫席卷全球：
一场是发端于2002年的非典型肺炎，一场是2020年的新冠病毒。
这两次瘟疫的共同点是，人类迄今还没有找到发病原因和特效药；不同在于，后一场瘟疫让大半个世界彻底失控了，持续的时间和对人类造成的伤害几乎空前。
据霍普金斯大学统计数据显示，截至北京时间12月30日，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达82314931例，换句话说，已经有全球总人口1%以上的人，感染了新冠肺炎。
▌科技让人类无所不能
疫情让人类无所适从
过去的20年，是人类理性飞速发展的20年，人类利用科学一度战胜了饥荒、瘟疫以及各种自然灾害。理性的狂飙突进，让人类信仰的对象从宗教变成了科学，“科学主义”大行其道，似乎只要掌握了科学，就能掌控一切。

然而过去20年的尾声之际，上帝好像以一双无形之手为理性的高涨猛进踩了刹车——人在瘟疫面前无能为力，这让所有人意识到，科学本身的局限，和人类理性僭越的后果。
一方面，疫苗的研发显然只能落后于疫情的爆发；另一方面，随着疫苗应用的种种不良反应，没有证据表明人类一定能研发出对所有人都有效的疫苗。
在基因工程等尖端技术面前，人类可以编辑基因，可以设计自身。然而，突如其来的疫情，让无所不能的人类，变得无所适从。
▌一次社会治理的危机
如果说2020年的新冠疫情有什么副产品，那一定是由疫情引发的关于自由与秩序，以及应对公共事件的两种不同治理模式的反思。
在新冠疫情中，美国多州爆发反对口罩令的游行集会
“不佩戴口罩是我们的自由”“封城是不人道的”......自疫情爆发以来，西方世界的种种新闻，一次又一次地令中国人大跌眼镜。
关于自由与秩序，以及社会治理模式，有两种截然相反的叙事逻辑：
一种是集体主义式的：秩序高于自由，公共利益大于个人自由，与之对应的是能够集中一切力量，调配所有资源的举国体制。

另一种是个人主义式的，自由高于秩序，反对抽象的、空洞的公共利益，与之对应的，是站在举国体制对立面的自发秩序与自治模式。
两种价值观、两种模式究竟孰优孰劣？过去20年的历史，恐怕还没有定论。但至少可以讨论的是：社会治理的对象，必须区分为常态与非常态。像新冠疫情预测、预防、治疗之难，影响之坏的公共事件，显然属于非常态。
正如美国思想家拉塞尔·柯克在《保守主义的精神》一书中写道：“一个公正的政府在权威的诉求和自由的诉求之间，始终维持着一种健康的张力。”
因此，比回答两种价值观、两种模式孰优孰劣更重要的是，当我们讨论这个问题时，先要确定讨论的对象，到底是常态事件还是非常态事件，否则，又是另一个版本的鸡同鸭讲。
20世纪的最后10年，柏林墙轰然倒塌，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接踵而至。当时的西方文明，几乎一枝独秀，美国更是成为一超独霸的超级大国，甚至被誉为人类文明的灯塔，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组织可与之相提并论。当时的世界秩序甚至一度被称为“美利坚治下的和平”。

因此，政治学者福山大胆预言：“随着冷战意识形态的终结，以美国制度为代表的自由民主将使历史走向终结”。
然而，21世纪前20年过去了，历史非但没有终结，反而出乎意料地走向了失控，一系列看似偶然的事件，似乎敲响了西方文明衰落的丧钟。

▌从9.11恐怖袭击到欧美的“绿化”
2001年9月11日，两架被恐怖分子劫持的民航客机撞向纽约世贸中心。
2015年1月7日，法国《查理周刊》总部遭恐怖分子袭击，12人死亡。
2020年10月16日，巴黎郊外，47岁的历史教师萨米埃尔·帕蒂，因为向学生展示与宗教有关的漫画，被当众斩首。
这一系列事件，被解读为西方世界同伊斯兰世界“文明的冲突”，而冲突的源头则是西方世界自毁根基的移民政策——恐怖活动都是西方国家内部受过良好西式教育的移民，精心策划实施。
正如亨廷顿在上世纪末所预言：“当人种和民族单一的国家不复存在，内部多元主义文化造成的价值混乱，将使塑造西方文明的文化根基遭受严重侵蚀。”
▌次贷危机：
货币权力腐蚀了资本主义的根基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这场违约风暴迅速席卷整个世界，升级为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
2008年9月15日，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倒闭，危机彻底失控
这场堪比1929经济大萧条的金融危机，让无数美国人无家可归，一夜之间陷入赤贫，同时也让全世界掉入了深不可测的泥潭。然而，危机的始作俑者——美联储官员，还有犯了错不仅得不到处罚、反而获得政府纾困救助的华尔街大佬们，非但没有锒铛入狱，反而大开香槟，拿到了前所未有的高额奖金。
当美联储试图不加节制地通过发行钞票，试图给美国经济打强心针时，并不断出手拯救“大到难倒”的金融巨头，金融的一次次崩溃也就成了必然。正如沃顿商学院前院长拉塞尔·帕尔默所说：贪婪才是引发这场危机的根本原因。
其实，包括美国政府官员、华尔街大佬等在内的既得利益集团贪婪背后的根源在于，他们不断背离美国小政府的自由至上主义传统和“创造、节俭、奉献”的保守主义精神，利用美元“国际结算货币”的优势地位来赚快钱，而这种赚钱模式成为主流后，一定会产生毒瘾般的依赖，使经济的根基彻底溃烂。
结果，不断扩张的货币政策和政商勾结的公司福利主义侵蚀了资本主义的根基。过去20年，美国的制造业快速空心化，好的传统企业也越来越少，连美国工业皇冠上的明珠——波音，也濒于破产。
▌没有力量的理想，是空想；
没有理想的力量，将蜕化为暴力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人博说：“坚船利炮的力量其实并不取决于科技，而是与制造出它的手之间具有内在关系，那就是它的价值观。”
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能够主导世界的大国，不仅需要经济、技术、军事等硬实力，更需要向全世界输出一套理想——一套能被大多数国家所接受的价值体系，和可以不断拓展的秩序。 
对大国而言，力量与理想是互为倚靠的两个要素，没有力量作为支撑，理想只能是空想，没有理想作为引导，力量将会蜕化为暴力。
换句话说，没有实力，根本不可能主导世界，但仅有实力，如果提供不了能被普遍接受的价值观和秩序，那么，就不会有国家自愿加入这一秩序。相反，强大的硬实力，还会成为让世界恐惧的东西。
实力与理想，最终会外化为一套完整的制度，制度不仅成为主导大国的品牌，更成为全世界后发国家膜拜的精神图腾。例如，20世纪90年代后，西方文明的绝对优势，使其成为几乎一切标准的制定者，任何非西方国家，都在自觉或不自觉的向西方学习。
然而，制度只是表象，文化与信仰才是根基，经济全球化、政治多元主义的大背景下，当不同信仰的移民潮水般涌入，当贪婪的金融寡头腐蚀了西方文明的根基时，西方的衰落再也无法避免。
2020年下半年让世界大跌眼镜，至今尚未尘埃落定的美国大选，更是敲响了西方文明衰落的丧钟。因此，有人说，2020年之后的世界秩序，已经进入到了新的战国时代。
不过，当我们放宽历史的视野，纵观整个西方文明史，不难发现，不同于东方“超稳定-超震荡”的历史循环，西方文明的典型特征是“文明的接力长跑”。从古希腊到古罗马，再到近代以来的西方文明，每次都是浴火重生后的凤凰涅槃。那么，此次衰落，到底是衰亡，还是又一场浴火重生的开始？答案只有上帝知道。
20年，在历史长河中几乎可以略过不计。但是，21世纪刚过去的20年，不同文明的崛起与衰落、经济的繁荣与价值的堕落、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从一路破壁到墙体林立……历史没有终结于普适价值，相反，历史走到了重估一切价值、重塑新秩序的十字路口。
回望过去20年，要么被纷繁复杂的表象迷惑，要么洞悉历史深处的核心冲突。除了“失控VS控制”的冲突，过去20年至少清晰的告诉我们：
◎历史不是线性发展的、进步的，相反，经常是无序的、混沌的、涌现的，甚至是可逆的、倒退的——过去20年至少如此。因此，洞悉复杂世界的本质，需要更有解释力的思想武器和认识工具。
◎人类的社会工程师理性（实则是披着理性外衣的非理性，已经被奥派经济学所深刻地揭穿）一次次高歌猛进，又一次次自我毁灭；上帝能做到的（人因造而平等），技术进步看似也做到了，但技术很快摧毁了一切价值与意义。“经济科学理性”、“信仰之下的理性”——这一自由至上主义和保守主义联手的精神，在自由节节败退的今天反而彰显其价值。
◎2020年，甚至过去20年的价值撕裂，很大程度上是由时空错位导致的价值混乱所造成——如果以现代文明为锚点，尚停留在前现代的国家，应该往前走，已步入后现代的国家，则应回归其保守主义的价值锚点。
然而，很多知识分子却无视这种时空错位，将不同性质的问题混为一谈，结果让社会的普遍认知，封存于前现代的记忆之中。
那么，从2021年始，我们能否告别这种非理性思维，站在智者的肩上，学会“从世界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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