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然有“五面间谍”！他们的故事，比电影精彩百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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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殊集齐了共产党、中统、军统、日本和青洪帮的五种背景，成为了五重间谍。我们这个国家，每逢至暗时刻，总有人默默站出来，向着太阳进发。

来源：微信公众号“共青团中央”（ID：gqtzy2014）综合整理自微信公众号“保密观”（ID：baomiguancha）、“乌鸦校尉”（ID：CaptainWuya）、“厦门卫视”（ID：xmstar2005），国家保密局、观察者网、绥芬河融媒体中心、《发现抗联》（作者：王锦思）

说起隐蔽战线，大家会想起什么？是《007》里的英国军情六处，美国中央情报局和与其匹敌的苏联克格勃，还是以色列的摩萨德……

又或者是欧洲的“三大谍战之都”，一个是盖世太保与盟军间谍较量的柏林，一个是苏联间谍与美国间谍打成一团的布达佩斯，还有一个是被美英法苏四国势力控制的窃听天堂维也纳。

其实在中国，也有完全不逊色于它们的情报力量和谍战舞台。

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东北，日本、苏联、南京国民政府、东北军、土匪、抗联、中共地下党等多种力量在此活跃。

其中，中国共产党人对从事隐蔽斗争的人一般称为“地下工作者”，对于隐蔽战线的斗争也称为秘密战，为了打进东北，他们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因为要摆脱负责东北地区防谍反谍的哈尔滨特务机关本部的监视，是非常困难的。

龙潭三杰

上世纪二十年代，苏联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共产主义运动如火如荼地发展，各国的革命组织都希望到苏联学习真理并寻求帮助。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为加强与苏联和共产国际的联系，在东北地区开辟了3条地下交通线：第一条是从绥芬河走旱路到苏联，第二条是从黑河到苏联，第三条是从满洲里乘火车到苏联。

“红色交通线”通过东北的路线是这样的，上海这边的人员乘海轮到大连或营口，然后乘火车经沈阳、长春抵达哈尔滨，来自北平的则是乘火车经天津、沈阳、长春抵达哈尔滨。

哈尔滨是中转总站，人们沿着中东铁路先到满洲里，由满洲里的秘密交通站负责起居和联络，然后交接给苏联接应人员，徒步出境，从西伯利亚铁路上一路向着莫斯科行进。

满洲里秘密交通线为护送革命者、革命领导人、传递革命文件和情报资料发挥了重要作用。

经过这条交通线进出中苏国境的人数无法统计，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者和早期领导人瞿秋白、邓恩铭、陈独秀、李大钊、任弼时等等，都是经满洲里去共产国际和苏联以及从苏联回国的。而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马林、越飞、李德等也是由满洲里出入国境的。

在漫长的革命年代，满洲里秘密交通线完成过的一次最重要的使命，是护送中共六大的代表安全出境和顺利归国。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反动派“宁可错杀一千，不可错放一个”，白色恐怖笼罩全国。1928年，中共中央决定在莫斯科召开六大。100多名代表纷纷来到了满洲里，打算在距离苏联只有几公里的地方悄悄过去。

张国焘、罗章龙、张昆弟就是在满洲里坐上了苏联人马车。马车夫七拐八绕，最后从一条通往苏联的火车道下面的水沟穿了过去，在夜幕的掩护下越过了中苏边境。

这个过程是不容易的，如何伪装显得非常重要。多数六大代表的旅途都不是一帆风顺的，这其中最为惊险的是周恩来和邓颖超夫妇的经历。

1928年5月初，周恩来和邓颖超扮成一对古董商夫妇，乘坐一艘日本客轮由上海出发前往大连。据邓颖超回忆：轮船刚刚抵达大连码头，夫妇二人正准备拿行李上岸，迎面走过来几个日本警察，对周恩来进行仔细盘问。警察怀疑周恩来的身份，甚至直接喊出周恩来的姓名。周恩来机警地应付警察的盘查，但是为了安全起见，甚至销毁了接头的证件。周恩来还将计就计，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让盘问的警察代买了两张当天下午去长春的火车票。

几经周折，1928年5月末的一个深夜，周恩来夫妇来到哈尔滨话剧院，可是接头的证件已经被邓颖超在路上销毁了。那么周恩来夫妇是怎么和哈尔滨交通站的人联系上的？原来每个六大代表出门前都带了一支折断的火柴棍，作为到交通站接头的信物。考虑到南方代表口音特殊，容易暴露，尽量不说话，一切事情由当地工作人员安排。每个代表在离开哈尔滨时携带一个号码牌，在满洲里或绥芬河下车后，根据手中的号码找到对应号码的马车，不必说话，点点头即可上车，随即向中苏边境奔去。

六大闭幕后，为了保证代表们安全回国，中共哈尔滨特委决定加强地下交通站工作，“九一八事变”后，加强地下交通站的发展更为迫切。为此，中共满洲省委选派了纪中发到满洲里建立交通站。同时为便于工作，麻痹敌人，组织决定选派一名女同志李芳，假扮成纪中发的妻子，前来协助纪中发工作。

地下工作者假扮夫妻掩人耳目，在党的革命历史上比比皆是。比如大家耳熟能详的周文雍与陈铁军的故事、《永不消逝的电波》的原型李白和裘慧英等故事。

纪中发和李芳假扮夫妻，组成了临时家庭，纪中发30岁左右，对外称呼张掌柜，比李芳大4岁，李芳称为张陈氏，她的主要任务是照顾来往国境的同志。

他们开了一家字号叫“晋丰泰”的杂货铺，卖一些烟、酒、糖、茶、水果、米、面、食品等商品，以此作为交通站据点。而交通站的主要任务是把党派往苏联的人员送出去，把从苏联过来的党的工作人员送上火车，以及传递文件、情报等。

在苏联受训的中国特工

从哈尔滨来的同志到满洲里后，通过联络暗号与从事铁路警察、马车夫等职业的交通员接上头，然后由他们送到晋丰泰杂货铺。当时的保密规定非常严格，纪中发负责接待和对外联络，连李芳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来人和联络暗号。联络暗号每次都不同，一般以买卖货物为暗号。越境的同志们白天不能出屋，不可以大声说话，只能在屋内用盆子大小便，然后由李芳将大小便掺上其他东西倒在外面垃圾堆上。

纪中发与苏联安全部门有秘密联系，苏联安全部门常派一个以扳道工身份隐藏在满洲里车站的苏联交通员到“晋丰泰”杂货铺，把来人送上苏联安全部门派来的马车，然后越境去苏联，有时也在交通员的带领下徒步偷越国境。

从1932年初到1934年5月，满洲里国际秘密交通站共送走了70余名同志去苏联，没有发生任何问题。

中共满洲省委旧址

现实，其实比电影更富有戏剧性，特工们与各方势力周旋充满惊险。在谍战史上，双重间谍乃至三重间谍比较罕见，同时能做五面间谍的，恐怕在这个世界上属于独一份了。

一名叫袁殊的“红色特工”，就拥有这样的身份。

袁殊于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中共中央特科，在潘汉年领导下从事情报工作，此时年仅20岁。

他与上海市社会局长、中统特务头子吴醒亚是同乡，自己的表哥贾伯涛是黄埔一期毕业的。经过这层关系，袁殊成功地进入了国民党特工组织，成立了以湖北帮为主的特工组织“干社”。

袁殊在搞新闻方面很拿手，他还是中国第一个提出“报告文学”概念的人，经过吴醒亚介绍，袁殊成为了“新生通讯社”的记者。

他结交了日本驻沪领事馆副领事岩井英一，岩井便开始每月付袁殊200元的“交际费”。于是，袁殊成功打入日方情报机构，

1937年4月，袁殊为了开辟情报来源，又加入了青洪帮，成为可以和杜月笙、黄金荣平起平坐的“通”字辈师兄弟。

抗战爆发后，戴笠一时找不到比较熟悉日本又和他们有联系的人，杜月笙提醒他，袁殊在日本留过学，还和日本领事馆副领事岩井英关系不错，戴笠听了很高兴，亲自登门拜访。

日本领事馆

这样，袁殊集齐了共产党、中统、军统、日本和青洪帮的五种背景，成为了五重间谍。

此后，袁殊通过各种关系，大量获取日本情报，包括1941年6月德国进攻苏联的“巴巴罗萨”行动、苏南日军的兵力部署和清乡行动等的具体实施时间。

除此之外，袁殊更是亲自救出鲁迅夫人许广平，掩护潘汉年、范长江、邹韬奋等进入根据地。他背着“汉奸”的骂名，却在隐蔽战线为抗战事业做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

对于把历史当故事来看的人来说，隐蔽战线与特工们的经历固然绘声绘色，但在过去的年代里，这样的工作是非常危险的，有时候是来自意外暴露，有时候则是叛徒出卖。

最为典型的，就是1931年4月24日，中共隐蔽战线领导机构中央特科的主要负责人顾顺章叛变，他的叛变对于我党是极为致命的，因为他了解设置在上海的中央领导机关的地点和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的情况以及住址。

幸好，顾顺章叛变的消息，在第二天就被中央特科潜伏在敌方调查科的钱壮飞掌握。

几经辗转，到4月27日上午，中共中央获悉了这一情报。周恩来临机应变，在其他同志的辅助下，迅速化解了危机。可是，因为顾顺章的叛变，恽代英、蔡和森等当时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还是因此而牺牲。

毛主席曾经说过，我们战胜对手主要靠两个战场，一个是公开的战场，一个是隐蔽的战场。隐蔽战线是革命斗争当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部分。

革命年代里，人们常说，能留下的才是最好的。其实，在日伪当局残酷无情和缜密阴险的绞杀下，东北地下党组织绝大多数都被破获，坚持到抗战胜利的，寥寥无几。比如1937年11月，由于崔光棣被捕后叛变投敌，向日本特务机关供出了各交通站和联络处的人员姓名、年龄、住址、日薪情况。结果满洲的交通站统统被破坏，革命同志大批牺牲。

“三肇惨案”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哈尔滨附近的三肇地区是东北抗日军民活动的重要地区。

日伪军警宪特为了打击抗日组织，昼夜盘查“三肇”城内旅店、大车店和过往行人，活动于各公共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