陷于绝境的晚期肿瘤病人、违规收费且昂贵的实验性疗法、人财两空的家庭悲剧,它像一个钢针,刺入了千千万万普通中国人的内心,激发起了设身处地的共情。我们将不停见证、亲历、感受这种矛盾,它将趋于缓和,还是走向尖锐?
撰文|  周亚夫
近一个月来,北京肿瘤内科医生张煜实名批评上海肿瘤外科医生陆巍治疗患者时“肆无忌惮”,引发舆论关注,从中央媒体到自媒体,从医生到公众,纷纷参与其中。它很可能是2021年迄今为止最受关注的医疗舆论事件。
人们为何如此愤怒?
陷于绝境的晚期肿瘤病人、违规收费且昂贵的实验性疗法、当事人在事件中的行为、人财两空的家庭悲剧,像一根根的钢针,刺入了千千万万普通中国人的内心,激发起了设身处地的共情。
人们如此愤怒,是因为担心:一旦身临此种境地,“人财两空”的结局将落在自己身上。人们热烈的表达,不仅仅是因为正义充斥胸腔,他们很可能是在呼吁一个质量更可靠、医疗保障程度更高、能够让人们放心的医疗系统。
关于我国的医疗,笔者要问三个问题:
第一问:不可靠的诊疗方法,为何能应用临床,且收出天价?
NK疗法尚处于试验阶段,并没有可靠的循证证据表明其有效性,这个问题在医学上并无争议,此类疗法在我国也没有获得上市销售的资格。可一个实验性的诊疗方法,为什么能被临床应用,且天价收费呢?
图源网络
魏则西事件当初引起轩然大波,但此类事情仍不停出现。这种拿着临床试验方法违规收费的情况,不仅仅限于肿瘤治疗——不成熟的“干细胞”疗法,正在“美容”、“抗衰老”及各种治疗方案中使用,同样天价收费。
推而广之,我国目前仍有相当多的药品、诊疗方法缺乏高等级的循证医学证据,却被纳入医保、广泛应用。自毕井泉局长推动医药改革和国家医保局成立以来,做有效医疗的方向已经确立,情况有所改善,但因为历史原因,这些不可靠的药品、诊疗方法仍在大量浪费着社会资源。
这实质上是医疗监管问题——怎么判断医疗手段的有效性?什么样的产品和疗法才能获得上市准生证?什么样的产品和服务才能报销?
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就不可能获得可靠、高效率的医疗系统。
第二问:怎样提升医疗保障效率,让重症患者摆脱“人亡家破”的绝境?
在相关报道中,多有提及临床用药的药占比、基药用量的考核、基于数据的医院绩效评估等,限制着医保医院收治特定重症患者的意愿,并且降低了患者的医疗保障水平——而肿瘤等重大疾病,最需要加强保障。
这个问题,实质上是在拷问着“医疗支付”带来的医疗保障问题。
对医疗保障系统而言,费用控制不应该是唯一目标,也不应该是最重要的目标——怎么为患者提供最高性价比的医疗保障,从而让参保者免于“人亡家破”,才应该是医保最本质的工作。
人们如此担心,正说明我国的医疗保障程度、保障能力,提升空间巨大。
第三问:怎么为医生们塑造一个遵循专业、阳光工作的大环境?
我从来没有在一个医疗舆论事件中,看到医生们的态度如此割裂——这个事件就是从一个医生实名批判另外一名医生的诊疗方案开始的。
“健康所系、性命相托,医者责任、重于泰山”,这是所有中国医生最初入行时的誓言。但要践行医者责任,不能只靠口号和思想工作:
——医生们应具备专业能力,基于最新的医学进展,为患者提供可靠的医疗。在肿瘤这一类疾病的诊疗中,因为技术进展太快,并不能总是按照指南操作(但超过指南规定、超出适应症的疗法,必须基于循证医学证据),这种模糊的地带,这就为过度诊疗提供了空间;
——要为医生们提供正向激励,让严守专业、认真服务患者的医生们,能得到阳光的、合理的、体面的收入,从而让善行发扬,让过度医疗和无效医疗有所限制。这一方面需要正向激励,同时还需要对违背医学专业性的不当行为,加以惩戒。这在肿瘤这类医生诊疗弹性大、患者负担巨重的专科中,尤其重要。
不得不说,当前我国的医疗体系,仍然存在着相当程度的“激励不相容”:
医生们的合法收入远低于合理水准,存在“以药补医”“过度诊疗”“无效医疗”等行为;严格遵循医学专业性、以患者为中心的诊疗,却很大程度上会带来收入下降的“负激励”。
这种导向负激励的制度如果不能改革,长期看来绝大多数人都将成为“出污泥而不染”的“污泥”,这正是今天相当多中国医生们的不得不面临的道德和专业冲突。
改革的迫切性
人民群众不断提高的对医疗质量和医疗保障水平的要求,和当前医疗体系发展不充分、不平衡之间的矛盾,在未来的20年(或许更长时间),将是中国医疗的核心问题。
我们将不停见证、亲历、感受这种矛盾,它将趋于缓和,还是走向尖锐?
我们还不知道,但政府监管部门和社会、公众、媒体,都需要更努力,来塑造一个以患者为中心、以医者为基础的更可靠、更高效、更优质的医疗系统。
以价值为导向的医疗价格改革、以循证医学为基础的临床科研监管改革、以患者为中心的高效率医疗支付改革、医务工作者们的行业监督和自我净化……为了更好的中国医疗,我们仍然路漫且长!
来源:医学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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