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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威廉·德雷谢维奇（William Deresiewicz）的《优秀的绵羊：美国精英的教育失误和有意义的人生之路》（Excellent Sheep: The Miseducation of the American Elite and the Way to a Meaningful Life）探讨了美国当今的教育系统和精英大学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及相应的解决方案。本文对全书的内容进行了概括和解释。

【译文】

第一部分：绵羊

第一章：学生

在全书第一章中，德雷谢维奇讨论了所谓的当代精英大学生，指出这些学生面对巨大的压力，常常感到抑郁，并对未来犹豫不决。他所谓的精英是“看起来能毫不费力地掌握一切的人，平静自信，让成年人和同龄人都感到敬畏”。但他随即指出，要“看到他们谦和自信的外表和天衣无缝的良好适应能力”之下的本质，这些精英们经常充满恐惧、焦虑、抑郁或孤独感。精英学术生活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残酷的竞争和课余活动占据了他们所有的时间。

作者随后指出，孤立是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主要因素：这些精英把所有时间都花在学习上，没有机会交友或认真谈恋爱。有人倾诉是他们减轻痛苦的最好办法，但由于害怕自己看起来像是唯一一个不能忍受压力的人，他们往往不会这样做。这种程度的压力会导致心理健康问题、饮食失调、焦虑，甚至自残。而这还不是全部，这些学生“在学术上就相当于美国队级别的运动员，从小就开始接受全方位的指导和训练”。问题是他们对教育的理解就是作业、考试和分数。一言以蔽之，他们在“做一个学生”方面非常优秀。他们并不会把上大学当做是发展和探索的机会，他们中的许多人也没有强烈的想法或激情，只是认为大学的目的就是取得好成绩、高GPA，积累令人印象深刻的简历，因此，做一些不属此类的事对他们来说常常是不可想象的。作者称这是一种文凭主义（credentialism）。

大多数精英学生毕业后都会进入金融和咨询两个领域。尽管他们其实都有大量的选择，但到了必须选定一个的时候，其他所有选项都会被放弃。因此，这些学生竭力推迟选择的时间。这可以被描述为一种“潜力的悖论”。这两个领域——特别是咨询业——薪酬丰厚，简历好看，也不会限制离职后的选择。所以它们被选中了。

作者认为，这些学生毕业前后都经常被失败的恐惧所困扰。他们无法承受“浪费了所有这些年的辛苦努力却没有取得成功”的状况，因此认为自己不能犯任何错误，便和其他人一样停留在同一条轨道上，并不会做出各种尝试或真正进行思考，而这正是大学本来的目的。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大家都归结到了同样的少数几个领域。作者认为这种类型的“多样性”好比“香草的三十二种口味”。

作者在本章结尾提到了他过去的几个学生，他们现在想做一些比大学里的选择更有趣的事。有些专业人士后悔自己只是匆匆度过了青春，没有停下来考虑真正适合他们的是什么。精英们不会颠覆期望，也不会甘居任何比自己教育程度低的位置。他们很难找到自己真正的目标，除了所有其他精英都会加入的行业之外也想不到其他领域。最后，作者写道：精英们“会沿着现有的道路走下去，却没有想象力、勇气或内心的自由去创造属于自己的道路”。

第二章：历史

在第二章中，作者检视了精英大学的历史，他从美国南北战争前的三大精英学院开始，按时间顺序追溯到当代的精英学院，并对其录取过程进行了调查。

在十九世纪后期，常春藤联盟的学院规模很小，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地方性的。但南北战争之后，工业化蓬勃开展，在带来财富的同时也形成了财阀统治。当时的上层阶级中充斥着反犹太主义和反天主教主义，导致了“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WASP）”的形成，并最终形成了一个新的美国贵族阶层。

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们创建了一系列学校，而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成了有钱的年轻男孩徜徉其中的顶级精英学院，这三所学校被合称为“三巨头”。它们最初的校园生活集中在课外活动上——主要是体育运动，学生人数大大增加，但学业要求却没有了。到二十世纪早期，三巨头将他们的录取标准改为了由推荐信和面试决定，并首选运动员和“领袖们”。

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哈佛大学校长詹姆斯·科南特（James B. Conant）想要“利用国家人才库”，因而推出了SAT考试。后来，耶鲁大学校长布鲁斯特（Brewster）提高了该校的学术要求，减少了对运动员的偏好。该校在1969年成为男女同校之余，学生也从贵族阶级变成了精英阶级。

在那之后，学生们就进入了录取竞争。到这个时代，三巨头的录取率已经下降到20% 左右，学生们开始聘请SAT辅导教师、申请材料顾问，及采用其他申请策略。

在本章最后，作者列举了常春藤盟校当今的申请条件。他称这些精英为“超人”：他们平均必须参加八门 AP 课程和十项课外活动。而“没有人需要20000枚核弹头，直到对手拥有19000”，他们的AP课程和课外活动也是如此。这就是今天的精英们所忍受的生活，他们就像一群优秀的绵羊。

第三章：训练

第三章中，作者谈到了当代的精英育儿经验及它所带来的影响。他认为专横的“直升机式”父母和溺爱孩子的父母本质上是一样的：两种行为都是幼稚化的表现，他们对待孩子的方式说明他们似乎还不能照顾好自己。

而这些方式也是一种过度投射。换句话说，父母想把孩子变成他们自身想要的样子，并用孩子的成就来充实自己。对这些父母来说，如果孩子“进入一所名校，就仿佛他们自己的育儿成绩得了A”。因此，他们会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做到更多的事，而这个领域内的竞争也会越来越激烈。

同时，这些父母通常会忘记他们的孩子正在经历什么，或实际想要什么。作者以蔡美儿的书《虎妈战歌》为例描述了这方面的一个案例：由于父母逐渐学会了忽视孩子在这些方面的要求，并最终失去了认可这些要求的能力，他们变成了“直升机式父母”。这会最终导致孩子们产生类似于第一章所描述的心理痛苦。

在本章结尾，作者总结说，这一制度“剥夺了孩子们的童年和青少年的青春期”。孩子们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学习和成绩上，没有时间去探索或者做任何自己的事。他们因而漫无目的地进入了顶尖的名牌大学，并无任何目标或职业道路可循，也不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作者称这个系统已经“失去了理智，今天的父母们不能再继续走这条路了”。他告诉父母：“如果想让我们的孩子变得不一样，我们就必须以不一样的方式抚养他们。”

第四章：学院

在第四章中，德雷谢维奇触及了精英大学本身的主题。他称大学不仅没有对精英阶层的状况采取任何措施，还让情况变得更糟了。用哈里·刘易斯（Harry R. Lewis）的话说，大学“已经忘记了他们对大学生更大的教育作用”、“哈佛不再知道什么是好的教育了”。作者解释道，这是由于如今研究占据了教授工作的主要部分，他们已经没有理由去关心学生的状况了。除了研究和传播自己的研究成果之外，他们再没有其他的职责。

而精英教育的另一个问题在于他们只教授对学生的商业生涯有帮助的东西。除了四大领域（法律、医学、金融和咨询）之外，他们在其他领域提供的机会不多，也不鼓励学生思考有关目的或目标的大问题。这导致学生毕业后缺乏方向或责任感。

此外，作者认为有些课程也存在学术不严谨的问题。学生希望尽可能少学，而研究教授们也希望尽可能少教。精英大学的分数膨胀也是一个问题。近年来，学生的成绩稳步提高，平均分已经比1900年代要高得多。现在的教授已经很难再给高年级学生打低分，也越来越难以给学生提供真实的反馈。作者认为如今的精英们并不能很好地应对批评意见。

作者将现在的精英大学与其他企业相提并论，认为学生是“客户”，把自己看作“供应市场”。他甚至以一种微妙的方式称之为“把你的学生卖给出价最高的人”，因为精英大学只会为某些职业提供良好的资源。

在本章结尾处，作者表示，尽管有着种种的犬儒主义和竞争，但精英们还是有着“青春的渴望”。学生们想得到学校没有提供的东西，也想要更大的目标感，还希望得到“关于人生重要问题的指导”。作者认为有方法能够满足他们对意义和方向的渴求，下一部分将谈到这一点。

第二部分：自我

第五章：大学是干什么的？

这一章集中讨论了大学的目的，包括大学应该为学生做什么，学生应该从大学得到什么，以及大学的“回报投资”问题。作者指出，诸如平均收入或最高就业率这样的问题是有排名的，但“最令人愉快的工作”或工作满意度之类的问题并没有排名。许多学生认为大学的目的在于将来能找到一份好工作，但这真的是大学应该做的吗？

实际上，大学应该做的第一件事是教会学生思考，这意味着学生们不能“把事情想当然”，要得出自己的结论。作者称社会是一个“让人远离真相的阴谋”，许多人的生活都“淹没在宣传之中”，而大学应该让学生认识到这一点，以不同的方式思考。

此外，大学应该是学生“置身于现实世界之外”的一个机会，让他们在直面现实之前喘口气。这是个自由的机会，是人生两个阶段之间的停顿。这个机会不应该被无数的课外活动或者太多的学习浪费掉，以至于没有时间做其他事，这会让人没办法从大学生活里得到任何好东西。

而大学提供的另一样东西是教授。在大学里，有许多出色的教授可以帮助学生解决问题，带来不同的观点，甚至有些教授可以让你在以后的生活中继续求助。另外，大学可以带来新的朋友，有些友谊也会持续终生。

所以最重要的是学生要为自己着想，即所谓“建立自我”或“自我发现”的过程。大学为学生们提供了改变人生观和世界观的机会，这是他们从童年到成年过渡的一个重要阶段。

在本章的最后，作者陈述了大学的总体目标，即“把青少年变成成年人”。大学可以帮学生渡过或许会十分艰难的一个人生阶段。最后作者强调，受到教育的是“你”本人，这是在一切都被遗忘后留下来的东西。大学将“不可避免地从记忆中消失”，而剩下的只有“你”。

第六章：创造你的生活

第六章包括方向和风险两部分。在第一部分中，作者阐述了当学生对自己有所认识后，需要选择一个职业和他们想走的路。他还提到了道德想象力和道德勇气的特征，以及热情和幸福的问题：它们可能会帮助精英们远离无趣的未来。

大学毕业后，学生们需要找到一份工作。要做到这一点，最好是问一个人擅长什么或者关心什么。实际上，在大学这个阶段，人们就应该开始寻找他们的工作——或是职业。而要做到这一点，学生们必须“解放”自己，让自己在成长过程中敢于面对分数和考试之外的事。

而大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道德想象力”，即能够“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做出选择”，或能够想象做事或生活的新方式。这需要个性而不是智力。但拥有道德想象力并不容易，因为周围的人并不赞同你这么做。毕竟，没有多少人会赞同“道德勇气”，这可能会导致一段孤独的大学经历。

在第一部分的结尾，作者举了自己的大学经历的例子。他年轻时喜欢读书和写作，高中时则开始对生物学和心理学感兴趣。当哥伦比亚大学开设这两个专业的联合课程时，他抓住机会，选修了其中大部分的课程，但没有钻研于其中任何一个。后来，当他意识到自己选错了专业时，一切已经太晚了。他没有上法学院，而是选择了新闻专业。大学毕业后，他找到了一份毫无兴趣却充满懊悔和痛苦的工作，他觉得毁了自己受教育的机会。一段时间后，他终于意识到一切其实并不太晚，因此重新申请了就读英语专业。虽然条件苛刻，班级竞争激烈，但他第一次感到了自己发自内心地热爱学校，并且终于在做一些事，仅仅因为他喜欢。

这就把我们带到了第六章的第二部分：风险。在这一部分中，作者主要写到了“创造生活”的具体含义，以及创造生活需要做什么：比如克服对失败的恐惧，或者在大学之外抽时间来思考问题，并运用第一部分所述的“道德想象力”。同时，作者还解释了社会地位，以及在某种程度上需要克服对社会地位的需求。

作者认为，“创造你的生活”的第一步是克服许多精英学校灌输给学生的对失败的恐惧。学生们应该从失败中吸取教训，需要学会拥抱而不是逃避失败。如果一个人从未失败过，那只意味着他要么没有尝试过，要么成功标准极低。正是对失败的恐惧，阻止了一个人去探索新事物，或者拥有道德想象力。

很多人重视社会地位，需要在其他人面前维持成功形象。但实际上，任何人都不可能拥有最高的社会地位，必须不断为它而竞争。总会有人比你地位更高，所以你只有不断攀登。作者从而论证，实际上，社会地位并不能给予一个人太多东西，在创造有意义的生活的道路上，需要克服对它的迷恋。

一个好的解决办法是从大学生活中抽出一些时间，思考一下自己真正享受的是什么，然后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不要被其他事情所牵绊。创造生活“并不意味着成为一名艺术家、活动家、企业家或任何其他特定的身份，只不过是需要找到一种适合自己的工作方式”。这可能很难，但总会有办法解决的。每个人都能找到创造自己生活的方法。

第七章：领导力

在第七章中，作者指出，像哈佛大学这样的精英大学都重视所谓“领导力”，但这个词的含义指的却很可能只是攀登到企业或事业的顶峰。换句话说，他们寻找的具有“领导潜力”的学生不过就是“能爬到任何所投身的等级制度的油腻顶点”【译注：“油腻”的原文是greasy，这个词真的是直译】的人罢了。从本质上讲，这些人想成为某些事务的头目，拥有一家公司，甚或开创一家公司，成为商业领袖，走向人生巅峰。而实际上，“领导者”不过是在他们之上更大的领导者的追随者罢了。

而真正的领导者应该是什么样的人呢？他应该致力于帮助他人，充满勇气，珍视荣誉。在许多方面，一个好的领导者应该是个思想者，能够不像其他精英学生那样随波逐流，他有着不同的思维方式，敢于提问而不仅仅是回答——作者认为，这才是所谓好的领导者。

接下来是服务的问题。作者针对“做好事得成功”（do well by doing good）的口号提出质疑。他质疑的是“得成功”那部分。为什么不能仅仅只是为了做好事而去做某些事呢？许多精英学生都梦想着改变或改善什么，但这通常意味着先要到达顶峰。在很多情况下，这已经与“服务”的目的背道而驰了。

在这一章的结尾，作者指出，作个聪明人或接受精英教育并不是全部目的，这只是有助于未来的一个工具，重要的是用它们来做点什么。伟大的事是由愿意冒险去尝试建立更好的事物的人做成的，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领导者。我们需要建立的不是我们的简历，而是我们的思想。

第三部分：学校

第八章：伟大的书

这一章的主要论题是人文学科及其在当今大多数流行领域中的重要性。专业学校现在已经意识到了文科在其他行业中（比如医学和法律）的价值，艺术和人文学科还有助于人们进行自我发现和道德想象。

在本章的开始，作者给人文学科下了定义，即“为了追求知识本身而追求知识的学科”。在人文学科中，学生并不追求一个特定的主题，而是学习如何自我发现，提出更深入的问题，并对问题进行辩论和分析。这让他们变得善于沟通和解决问题，这在许多工作中都是有价值的，所以他们选择什么专业并不重要。托马斯·弗赖德曼（Thomas Freidman）就曾说过，未来是由能够创造新工作和新职业的人创造的，而不是那些加入已经存在的工作和职业的人。实际上，文科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学会超越要求去进行思考，并“建立一个强大的、有创造力和自由的自我”。

同样，艺术在寻找自我和发现自我方面也有很大的帮助。艺术不仅需要观察，还需要集中注意力，观察每一个细节，才能将其准确地记录在画布上。文学也是一样，在用写作的形式表达自己的过程中，人们可以通过故事进行自我反思，发现现实生活中的联系。这方面的教育可以通过一门叫做“伟大的书”的课程来实现，这门课程由大量西方经典著作和其他许多奇妙的书籍组成。

作者最后总结表示，学校不应该只是知识专门化和找工作的地方，而应该是探索、提问和发现自己想法的场所。“我们是一个共和国，我们应该共同领导。”

第九章：精神导师

在第九章中，作者谈到大学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拥有一位好老师，他称这些老师为“精神导师”，他们会帮助学生发现隐藏的自我。由于思考是“一套庞杂的技能”，是直接从他人那里学来的。因此，大多数课程不应该只是讲座，而应该缩小规模到可以被认为是一场研讨会。这很重要，因为这样老师才能向学生提问，引导和鼓励他们更深入地进行思考。

实际上，学生们并不会从轻松得A和课堂娱乐上得到多少快感，他们更需要的是由关心他们的老师向他们做出挑战，并提供“真正的东西”，即指导。对学生们来说，有父母之外的指导人物——比如一位好老师是非常重要的。哈里·刘易斯（Harry R. Lewis）【译注：刘易斯是美国计算机科学家、数学家，现为哈佛大学教授，曾担任哈佛大学本科教务长（Dean of Harvard College）。他曾因“对本科教学的杰出贡献”而获奖。他的学生包括比尔·盖茨、马克·扎克伯格和众多包括哈佛大学在内的众多大学的教授们。扎克伯格在哈佛大学时创建的“哈里·刘易斯的六个维度”网站，即是脸书网站的前身。】曾说过：“导师最重要的工作是帮助学生了解自己，让他们能直面自己的决定，为自己的决定负责，支持和解放他们，让他们自己做出选择。”作者对此分析说，教育过程是一种情感体验，导师在其中的指导是至关重要的。事实上，对一位教师而言，最重要的工具就是他在自己的人生中积累多年的经验，他们可以把这些经验传递给学生。

“你遇到伟大的教育时，就会知道它。”作者如是写道。一个好教师会将课程之外的思想和实际生活经验融入到他们的教学中，激励学生自己去思考和发现。而现在在这个思考方向上的问题，在于学校不再重视教学质量，这一点在精英大学尤其常见，研究变得比好的教学技巧更重要。此外，人们普遍认为“最优秀的学者都会成为最优秀的教师”，但实际上“几乎没有理由相信这一点，反而有很多相反的理由”。一个好的教师应该把内容讲得深入浅出、易于理解，用各种方式来加强教学，但学者并不天然具备这种能力。

在本章的最后，作者谈及在线课程（MOOC）。他并不赞成这种做法，认为这使教师变得愈发疏远——而现在已经有很多学生抱怨与老师的联系不够了。而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重新确立良好的教师和良好的教学的重要性。“重新将这个工作定义为更多教学、更少研究的工作”。他认为教学既非传达信息传递，也非娱乐，“而是一种只有在研讨会上才能进行的交流和刺激”。作者最后还提出，学习应该面对面地进行，如果人们选择了便宜的方式，“也只会得到便宜的结果”。

第十章：排名指南

在这一章中，作者首先断言，绝大多数精英教育机构——比如哈佛或耶鲁——在“学生、教师、心态和疯狂程度”等方面基本上是别无二致的。在这些顶级高校里，“人们会进行毫无意义的区分，以便让自己觉得比那些和他们一模一样的人更优越”。但另一方面，作者确实也不赞成资金不足和低水平的大学，认为它们的学生与互动无法与精英大学竞争。

德雷谢维奇认为文科院校——特别是二流文科院校——是学生的不错选择，因为这样的学校会鼓励教师积极参与校园生活，并雇佣更多以教学为核心的教授；这些大学的学生对新想法和好奇心也更感兴趣。在这样的学校里，学生们不会受到过分的压力或遭遇过度竞争。文科院校鼓励自我发现，学生会比耶鲁的学生“更有自我意识，做出自己的决定时更加平和”。实际上，培养真正的领导力和公民意识是大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文科院校正好可以做到这一点。

在现在的时代里，除非你是个技术天才或伟大的运动员，能为自己创造未来，否则不上大学从来都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大学仍然是“你能做出的最佳投资”，一旦选择了一所高教育质量的好学校，会对你的未来大有帮助。但归根结底，尽管好的教育包括许多重要因素，但最重要的还是学生自己。

第四部分：社会

第十一章：欢迎来到俱乐部

这一章探讨的是缺陷重重的精英教育体系对整个国家的影响，这一体系正像“一个世纪以前的三巨头”【译注：三巨头即哈佛、耶鲁、普利斯顿。】那样在“复制阶级制度”。数据说明了这些精英大学对有钱学生的偏爱：学费不断上涨，要培养出符合当今大学标准的孩子的价码变得越来越昂贵。毕竟大学需要有足够的学生来付全额学费，也会在招生过程中给学校捐助者的孩子以优惠政策。

实际上，精英大学会用各种方式助长学生的自负，因为这会“为未来的捐款做好准备”。但激发这种自负只会培养出自以为是的学生，他们不适合融入大多数社会。精英学生的这种优越感只会让他们觉得自己是凌驾于中下层阶级的公民之上的。

事实上，精英大学的学生是由“整整一个野战排的顾问、导师和院长们”抚养长大的，他们会在学生迟交作业或需要任何协助时帮忙找出各种借口，而州立大学的学生并不会得到这些好处。那些自我陶醉的学生和助长他们的自负的教授们只会给有钱人带来好处。精英大学在某种程度上只是让有钱的捐赠者更容易得到好处，让很多人用最少的努力换得最大的收益。作者最后提出，精英们“只是为了更大的利益而工作，牺牲每个人的利益为自己谋取财富，还用自己所谓‘更好’的观念为自己的行为辩护”。这是美国精英学生主要的一个教育失误。

第十二章：世袭精英统治的自我改变

全书以“世袭精英统治的自我改变”这一章来结束。在这一章里，作者主张教育制度应该进行改革，以改善全书所提到的问题。他以总统选举为例，批判了顶级大学制造出的“精英心态”，以及它们无法与教育背景不同的学校相互沟通的缺陷。

作者再次重申，今天的精英们“没有勇气，没有远见”，只能解决别人交给他们的问题。他们是专家，但并非真正的领导者，因为他们自己甚至不能决定自己解决的问题是否有意义。而高等教育工作者和“领导者们”还在滥用他们的地位和权力，忘记了伴随着领导地位而来的责任。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首先要改变精英大学的运作方式，包括改变招生程序，减少对运动员的优待，放弃华丽的简历和需要大量资金的活动等。一言以蔽之，就是学校需要“重新思考他们对于价值的概念”。大学应该招收独立的、有创造力的孩子，优先奖励那些不以填充简历为生活中心的孩子。此外，教育体制还需要进行更深入的改革。常春藤联盟不应该是唯一能够提供良好教育的学校，这意味着其他资金不足的大学应该得到照顾，也意味着资金的平等分配。换句话说，为了维持免费教育，需要增加税收。

此外，高等教育的竞争并没有在学校结束。学生们所遭遇的所有焦虑和心理健康问题都是这种“要变得比其他所有人更好”的压力系统造成的。不要把学生推向这种制造“高智商傻瓜”的体系。在最后总结这本书时，作者要求有钱阶层要更多回馈社会，并鼓励社会公正。“如果我们要创造一个体面的社会、一个公正的社会、一个明智而繁荣的社会”，我们已经尝试过贵族制和精英制，“现在是尝试民主制度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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