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虽然不相信“百无一用是书生”的古训，但还是认为在大学里应该先学些“无用”的东西。
我最爱讲的一个故事是：美国一位成功的企业经理骄傲地告诉他的欧洲朋友，他当年大学上的是Swarthmore College（一所美国有名的本科生学院），所学的东西和他的事业一点直接关系也没有。
但是，他的大学经验却奠定了他一生生活质量的基础。

这话怎么理解呢？

第一，如果把“有用”定义为工作中的某种具体技能的话，大学教育的许多内容是“无用”的。比如，大学培养你对生活的敏感，帮助你体会一部伟大的文学著作、分享别人的感情，理解我们文明的源流，或者教育你更有效地建立人际纽带，形成自己的价值观念，等等。这些都未必能直接帮助你找到工作，但可以使你生活得更充实。这到底是有用，还是没用呢？

第二，即使从职业上“有用”的角度来考虑，也不应该狭隘地期待大学教你特别专门的知识。比如，前面记者约稿信中引用的那位汉语言专业的大三学生，对为什么要花一大半时间学英语感到不解。从这句话可以判断，他的汉语大概也未必能学好。我大学读的是北大中文系文学专业。系里的另一个专业就是汉语。汉语专业的主攻说白了就是语言学，而现代语言学是西方的产物，特别是比较语言学等，要学好需要掌握许多语言。已故的王力先生，被视为是古汉语权威人士，若活到今天就又会被媒体冠以“国学大师”了。可是人们也许没有注意到，他懂几种欧洲语言，当年还留法过。他在清华国学院的教授赵元任先生，对几种欧洲语言也是颇为精熟的。记得王力先生临终前曾对我讲过，他就读于清华国学院时有一次写了篇论文，证明汉语中有一种语法结构是西方语言中没有的。梁启超对他大加激励。赵元任则在他的论文后面，把西方几种语言中类似的语法结构全列出来，最后批道：“言有易，言无难。”意思是说：你看到一样东西就可以说“有”，这很容易。但要说“无”，则必须看到所有东西才敢说。谁敢说自己看到了所有的东西呢？这太难了。我想，这番教训对前面那位大三的汉语专业同学应该有些教益。如果你连一门西方语言也不能精，看到的东西太少，语言学就不用搞了。另外，语言学有文科中的数学之誉，可以发展得极度抽象化。一些学数学、物理出身的人，转过来搞语言学常比语言专业的人更有优势。这一点，看看世界语言学家的背景就明白。可惜，许多年轻学子，一路死记硬背考上大学，对大学教育一知半解。当没有称职的教授指导时，他们就靠着这种似是而非的信念来对付学业，乃至在语言专业学语言还觉得和自己的专业无关。他们在大学里荒废青春也就不奇怪了。

第三，事实证明，许多在大学里学习“无用”的东西的人，日后往往成为特别“有用”的人才。你查查美国企业总裁的学历就知道：拿MBA的人确实不少，但在本科时就读企业管理的人却不多。相反，许多人本科读的是文学、历史、艺术、中世纪研究等“无用”专业。甚至有大老板亲自劝自己日后准备经商的孩子们在本科中放弃企业管理，改学文史。为什么呢？按马斯洛（Abraham Maslow）的心理学说分析，人的心理需求由低到高有各种层级：物质上的生存需求，如衣食住行；安全需求，如稳定的职业，家庭资产，社会治安等；归属需求，如友情，爱情，家庭温暖等；自尊的需求，如成就感，他人的尊重，社会地位等；最高的则是自我实现的需求，如道德，创造力，用自己的一生改变世界等。一般而言，天赋比较高的人，对低层级的需求不那么关注，因为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使之获得满足。对他们最具挑战性的是高层级的需求。而恰恰是这些层级的需求更有精神性。这也怪不得，许多杰出人才把其青春投入到一些“没用”的事情上，上大学也选“没用”的专业。不过等他们毕业后面临实际生活，就立即显示出超人的能力。

说这些，并不是主张大学教育应该脱离实际，而是要重新定义大学教育所必须面临的“实际”：大学是为学生打造未来的人生框架，而不仅仅是职业框架。不能舍本逐末，让学生为了一门手艺而在人生的道路上迷失。那么，大学是如何打造人生框架的呢？什么是大学生活的核心？在我看来，最重要的就是disputation（论辩）……
……

你看美国的常青藤，大部分学校的本科没有工商管理类的学位。只有宾西法尼亚大学的沃顿学院等少数例外。宾大自然不错，但比起哈佛、耶鲁、普林斯顿前三强，还是输掉一头。为什么会如此？精英的本科教育是通才教育，要给学生足够的时间和优越的环境扩展视野、认识世界、认识自己、发展批判性思维能力、培养良好的价值观念。研究院才是专业教育的场所。真要学企业管理，大学毕业后学MBA也不晚。比如，为中国公众所熟悉的布什政府的最后一任财长、前高盛总裁保尔森，迪斯尼的前总裁Michael Eisner，以及美林的前总裁、里根政府的财长Donald Regan，本科的专业都是英语。这就相当于在中国上中文系了。美国好的商学院，一般也避免要那些本科学管理的学生，觉得这样的人视野太窄，缺乏领袖素质，而希望招募学人文的那种具有领袖素质的人才。所以，在大多数常青藤，有经济学专业，可以非常抽象、非常理论化，比如弗里德曼的《资本主义与自由》，或者演练复杂的数学模型分析经济现象。这和北大的金融学、会计学、市场营销这类专业的格调显然不同。
在美国大学你大致可以发现这么个现象：越是好的大学，就越是云里雾里地教一些“没用”的科目。比如哈佛、耶鲁、普林斯顿等学校，最流行的专业经常是历史、文学、社会科学等。越是排名低的学校，越是实际。比如什么财会专业等，在这种学校就非常流行。

这里的道理，我在前面一节按马斯洛（Abraham Maslow）的心理学作了一番解释：人的心理需求由低到高有各种层级：天赋比较高的人对低层级的生存需求不那么关注，因为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解决这方面的需求。对他们最具挑战性的是高层级的精神需求。我即使在萨福克大学这种普通院校教书，也经常能感觉到那些学文学历史专业的学生更聪明一些。学商的学生素质最差。我最头痛的是那些商学院的本科生来听我的历史课。这些人中绝大部分对历史毫无兴趣，只是为了完成课程的要求才来学历史，而且还自以为聪明地发明一套理论：学校逼着他们学历史，不过是找借口收他们的学费而已。有一次，一位歪戴着帽子的学生四仰八叉地坐在前排椅子上问：“我就对钱感兴趣。你这门课怎么帮我搞到钱？”

我总是对这些学生说：“人关怀什么，就决定了他成为什么样的人。比如，一个只关心自己下个月的工资的人，也许一辈子都会为是否能拿到下一张工资单而操心。如果你关心人类命运、社会公正，你就更可能成为领袖。你们自己想想：你们谁会选一个只关心自己的工资单的人当你们的领袖？你们更会选一个关心、理解你们的利益的人。这个领袖要理解你的利益，自然会理解许多人的利益。他不是仅仅和你交朋友。他甚至根本不认识你。但是，他研究社会，懂得从历史中汲取智慧。这样他才能超越自己狭隘的经验，和许许多多人建立强有力的纽带。”

这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一些世界顶尖的企业领袖，本科是学人文的出身。他们需要有足够的时间认识自己、认识社会，然后再确立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选择个专攻。主持SAT等“美国高考”的“大学委员会”（college board）对于那些立志读MBA的学生有明确的建议：
第一，商学院招募的学生可以来自任何专业。商业院固然对你本科所学的课程有若干要求，但这些要求全可以在工商管理专业以外完成。
第二，商学院一般喜欢接受那种完成了广泛的、多面的、有挑战性的课程（abroad，well-rounded，and challenging curriculum）的学生，并不会以某个专业优先。甚至对于那些本科学工商管理的学生，“大学委员会”也鼓励他们在头两年主要选修微积分、心理学、社会研究、经济学、计算机、统计学、写作等课程。要记住，商学院入学考试GMAT中最关键的一项就是英语。良好的写作能力被认为是在商学院和企业界成功的关键。
第三，大学的成绩、成就、标准化考试的成绩都要比具体学什么专业更重要。“大学委员会”所讲的仅仅是一般的商学院的要求。
越是精英的商学院，对学生广泛的人文背景就越看重。
摘自《北大批判—中国高等教育有病》
理查德·莱文（Richard Charles Levin）是享誉全球的教育家，曾在1993至2013年任耶鲁大学校长，上一位任满20年耶鲁校长的还是1899年就任的亚瑟·哈德利（Arthur Twining Hadley）。
理查德·莱文曾说过：如果一个学生从耶鲁大学毕业后，居然拥有了某种很专业的知识和技能，这是耶鲁教育最大的失败。
因为，他认为，专业的知识和技能，是学生们根据自己的意愿，在大学毕业后才需要去学习和掌握的东西，那不是耶鲁大学教育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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