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已来,莫问西东
文、编:先知书店店长Jing
翻译不仅仅是言词之事,它让整个文化变得可以理解。——安东尼·伯吉斯
公元664年2月5日,玄奘,即四大名著《西游记》中唐僧的人物原形,在长安逝世。史料记载,从皇室到百姓,从佛门到俗世,长安附近五百里内送葬者达100多万人。
关于玄奘的贡献,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张国刚老师在《文明的边疆》一书中,将其总结为八个字:取回真经、佛典汉译。
从离开长安到游历印度,历时长达17年,玄奘带回佛经共657部。随后,玄奘用余生19年,完成了经、论75部,计1335卷的翻译。
▍玄奘:“宁可西行而死,绝不东归而生
关于玄奘,今天我们最熟悉的是《西游记》中那位经历九九八十一难抵达西天,取得真经,并得到官方肯定、民间膜拜的圣僧。然而,鲜有人知的是,玄奘最开始“西行求法”的请求,不仅未得到唐太宗与官方的支持,相反,还遭到了拒绝。
据《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载,贞观元年(627),唐玄奘结侣陈表,请允西行求法,并未获唐太宗批准。
然而,他决心已定,乃“冒越宪章,私往天竺”。在穿越800里的沙漠途中,他誓言,“宁可西行而死,绝不东归而生。”
也就是说,玄奘西天取经,是不符合当时政策和法律、冒着巨大风险的“偷渡”行为。这里有两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1.玄奘所求之“法”,到底有何魔力,能让他抱着西行而死的决心,甘冒偷渡风险,离开当时有世界中心之称的长安,途径千里大漠,前往未知的西方世界?
2.玄奘前往取经的“西天”,即天竺,也就是今天的印度,是当时中国人眼中的“西方”,这和今天我们理解的西方,大相径庭。那么,在东西文明交融史上,我们对“西方”的认识,经历了哪些阶段,又为何存在如此大的偏差?
第一个问题,今天我们都知道,玄奘所求之法,即发源于印度的佛教。佛教自从东汉末年传入中原,历经魏晋南北朝传遍中国,到隋唐时达到顶峰。佛教在中国传播的过程中,不断的被中国化,逐渐形成“禅宗”等有中国特色的佛教。
玄奘所处的时代,正是佛教在中国传播的鼎盛时代。而且,玄奘本人,本来就是佛学造诣很深,并且精通梵汉两种文字的高僧。为自己的信仰向死而生,似乎不难理解。
不过,除了这些具体的原因,更不应忽略的是,当时整个东西方世界的文化交融,并不是官方的单一渠道,而是官方与民间的双驱动;
并不是东方寻找西方的单向度,而是东西方世界共同开拓文明边疆的双向运动。
《文明的边疆》一书序言中,张国刚老师总结了从远古到近世,推动东西方文明互鉴的几个深层动力:
○宗教热情和知识追求。玄奘西行,鉴真东渡,穆罕默德、耶稣的信徒从西方而来,“东来弘法,西向求经,不绝于途”。
○政治、外交的需要。从中国各王朝的视角来看,无论是汉朝张骞出使西域,还是明朝的郑和下西洋,根本目的,都是政治和外交需要。文化融合是其客观结果,而非原因。
○经济与贸易的需求。在张国刚老师看来, 文明的融合,短期内靠政治,但长期的维系和扩大,靠的是贸易和商业。
▍中国认识西方的三大阶段:
从“绝域”到“师夷长技以制夷”
无论推动东西方世界交往的内在动力是什么,共同的结果是:不同文化的碰撞,拓展了文明的边疆。玄奘时代的唐都长安,本身就是不同文明的汇聚地和大熔炉。
相反,无论出于什么原因,选择闭关锁国的地方,很快都会走向衰落。这句熟悉的历史经验,总是和另一句“1840年的鸦片战争,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国门”连在一起。
当然,这里的“西方”二字,和玄奘前往的“西方”,早已不是同一个概念。
参阅张国刚老师《文明的边疆》一书相关内容,在中国历史上,对“西方”的认识,至少经历了三个阶段:
1.古典时期:从上古时期的商周,到明朝永乐年间郑和下西洋,近2500年的历史,“西方”是一个从属于秦汉体制“世界观”之下的地理概念。
提及这一阶段的“西方”,首先想到的是那些耳熟能详的神话和典故:周穆王会西王母,霍去病封狼居胥,玄奘法师赴西天取经,还有郑和下西洋,等等。
但是,在由秦汉体制塑造的中华秩序中,“世界”包括两部分:已知的、已征服的世界,以及未知的、尚未征服的世界。
前者叫“天下”,主要包括中原政权的核心统治区、被纳入朝贡体系的东亚番邦和国家,后者则叫“绝域”,通常指遥远的西方。
2.近代早期:从明朝中期到清朝中期,即1500-1800年间的三个世纪,“西方”带有地理和文明的双重含义。
麦哲伦、哥伦布等欧洲大航海之后,东方的中国,在西方人眼中,几乎可以和“天堂”划等号。就连一些西方的启蒙思想家,也都将中国作为批判自己国家可参照的榜样。
但是,当中国人看到来自西方世界的工业品,以及科学和基督教的那一刻,东方世界的精英群体突然意识到,在中华和蛮夷构成的世界之外,还有其他更强势的异域文明的存在,这就是欧洲文明。
这一阶段,中国人眼中的“世界”,依然是中华秩序之下的“天下观”,在清王朝眼中,西方诸国,最多和纳入清朝朝贡体系的朝鲜半岛、越南差不多。
所以才有了1793年,英国派马戛尔尼出使中国,希望乾隆皇帝同意和英国开口通商,但乾隆皇帝因为马戛尔尼没有行跪拜礼而龙颜不悦,并给当时的英国国王乔治三世下了一道圣旨,予以安抚。
圣旨大意如下:我天朝不缺你们番邦小国这些东西,并警告英国要“永大恭顺”。(延伸阅读:你有你的规矩,世界另有规矩
3.近代时期: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则成为一个意识形态和文化概念。1840年,西方的炮火,击碎了晚清永恒的幻梦。
中国被卷入以欧美为主导的现代化进程中,开始了漫长而痛苦的转型期。这时,“西方”不仅仅是一种异质的文化,更是一种器物、制度、文化上,与中国截然不同的存在。
1895年,甲午战争,清王朝败给了明治维新后的日本。由于明治维新是日本在“黑船来航”事件后,主动“西化”的过程,所以,此后在中国人眼中,日本也成了西方国家。
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被美国和平改造后,日本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西方国家。至此,“西方”不再是一个地理概念。
甲午战争的失败,也宣告了中华秩序的朝贡体系开始瓦解,沿袭了两千年的“天下观”也随之坍塌。从《南京条约》到《辛丑条约》,伴随着清王朝和西方国家诸多国际条约的签订,清王朝和西方各国的关系,变成了一种形式上平等,但实际上不平等的现代国家之间的关系。
伴随着这一过程,中国对西方的感情也异常复杂。在中国人眼中,“西方”成了民族情感上的敌人,改革自救行动上的老师——也就是那句耳熟能详的“师夷长技以制夷”。
与过去两个阶段不同的是,由于“中弱西强”的现实,中西之间一改“东西交互”的双向流动,出现了长达百年的“西学东渐”的单向流动。也因此,“玄奘西行取经,佛典汉译”的故事有了新的版本:
从晚清严复、林纾等人翻译《群己权界论》开始,中间历经潘光旦、朱光潜、费孝通等学者、翻译家的努力,随后一度中断数十年,到20世纪80年代又重启翻译,前后长达一个世纪、集三代中国学界翘楚之力,当代中国出版史上里程碑式的经典——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终于问世。丛书涵盖哲学、历史、政治学、经济学、逻辑学、社会学等领域,西方3000年文明精华,浓缩于14辑,700多册经典之中。
无论知识的广博和厚重程度,还是对曾长期被拒于现代化大门之外的中国之意义,汉译世界学术名著的分量与功德,又何止万倍于玄奘当年的佛典汉译?
▍未来已来,莫问西东
中国认识“西方”的这三个阶段,张国刚老师在《文明的边疆》中总结其特点为:
当中国领先于西方时,处于比较主动的、强势的地位;当中国落后于西方,并发生冲突时,一直处于被动、弱势的地位;而在西方开始崛起,中国开始衰落的明清时期,双方保持政治上基本对等,西方文明东渐和中国文化西传同时进行。
历史的指针曾短暂停留。20世纪90年代,柏林墙倒塌,苏东剧变,有学者曾预言,历史将终结于由西方开创的制度和秩序。
随后,互联网的诞生,全球化的崛起,越来越多的人坚信世界不会再有东西方之分,未来的世界“是平的”,先贤梦寐以求的大同世界似乎要来临了。
现实和显而易见的未来却是——冲突将更加的剧烈。
30年过去了,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历史不仅没有终结,“中心-边缘”的运动,“东方—西方”的叙事,又进入了新的阶段。除了已经看到的东西方世界之间,基于现实利益和价值观的激烈冲突,新的技术革命正在重塑着人类的未来:
1.未来人类生存的物理世界,不只是地球上的东方或者西方,而是地球和其他星球。这不是科幻片,而是“21世纪的哥伦布”马斯克正在做的事——以航天技术为人类开辟新大陆。
2.互联网早已将世界分为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而未来将会朝着虚拟世界统治现实世界的方向前行。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区块链技术与科技巨头推动下的,旨在打破国界,并与传统权力分庭抗礼的现实革命。
3.智能制造时代,绝大多数的物质财富将由机器人生产,未来人类社会的结构,既不是橄榄型,也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金字塔型,很可能是极少数的人“统治”整个世界,他们是能够通过技术操控全人类的人,以及生产精神财富的人。
……
未来已来。但是,未来的“西方”到底是哪里?什么才是值得历经“八十一难”取回并汉译的“真经”?这是一个取决于时间颗粒度与技术变量的问题。
就像身处大唐盛世的玄奘,只能到达彼时能达到的“西方”,而他为大唐取回的“佛经”,虽然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塑造者,但并未助力中国演化出新的文明形态,从而成为近代历史的引领者。
因此,与其追问何为“西方”,不如拿出马斯克发射roadster到太空时那句“Made on earth by humans”无问西东的胸怀;与其追问何为未来的“真经”,不如直接触摸、收藏人类文明已经累积下来的经典。
为此,力荐这套浓缩人类三千年文明成果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以及给本文启发最多的《文明的边疆》,作者张国刚老师曾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我们有幸争取到张老师限量亲笔签名书。感兴趣的书友,可点击下图,或识别二维码了解详情,购书既收藏佳作,也赞赏本文。(直通作者微信/电话:17611682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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