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些媒体和海外社交平台用户炒作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承认”中国研发的新冠疫苗保护率低，中国正在考虑其他接种方案来解决有效率不高的问题。
11日，高福在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对此断然否认，称“这完全是误解”。他回应称，在全球科学家讨论疫苗保护效率问题时，他提出了一种未来的科学思考，即如果要提高疫苗有效率问题，可以通过优化接种程序和采用不同技术路线序贯接种来进一步提升。
“全球的疫苗保护率测试数据都有高有低，如何提高疫苗的保护率，这是需要全球科学家考虑的问题，” 高福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对此，我提出了我的思考，比如在剂次、剂量和接种间隔上优化接种程序，比如采用几种疫苗交替的接种（序贯免疫）方式。”
高福强调，人类第一次遇到新冠疫情，冠状病毒疫苗接种有很多科学问题待研究。“这是人类第一次接种新型冠状病毒疫苗，目前所有的免疫程序都是基于过去对其他病毒疫苗推断出来的，这样推断出来的效果已经很好。但是未来，如果我们需要改进，可以基于冠状病毒本身的特点和目前接种疫苗的情况进行相应调整，”高福称。
“如果按照传统研发疫苗的方法来看，我们在这一年之内不会研发出疫苗。但全世界科学家在几个月之内研究出了新冠病毒疫苗，这是全球有史以来第一次，这里便存在很多科学问题，我们人类面临这么多的科学问题需要回答，”高福告诉《环球时报》。
世卫组织对新冠疫苗有效性的要求是50％以上，目前国际上大部分疫苗能够上市的合格线就是百分之70%以上。“国家已经出台了《新冠病毒疫苗接种技术指南（第一版）》，这是目前的最优方案，”高福指出。
高福呼吁，接种疫苗的收益远远大于风险，大家一起打疫苗，一起“苗苗苗”。“疫苗要公平使用，全球要共享疫苗，如果全球不共享疫苗，病毒将共享世界。”他说。
高福既是科学家，也是管理者。
他有8个院士头衔，研究病毒40多年，形容自己从大二开始就明确要终生研究微生物。现在作为中国疾控中心主任，他是公共卫生的“守门人”。与高福对话一个多小时，他63次提到“科学”。显然，在这次采访中，他更愿意让自己回归到一个科研者，而不是一名管理者。面对科学问题，他侃侃而谈，但涉及到疫情防控中的更多细节，他有所保留。
与高福的采访定在中午，这是他仅剩的时间。采访期间，让秘书帮着买点饼干之类做午餐。这一天，他从一个会议而来，又要赶下一个会议。他形容自己这一年都是这样过来的，最忙的时候，每天只睡不到四个小时。在新冠疫情席卷全球的初期，高福曾深陷舆论旋涡，从论文争议，到“失责”指控，再到被调查谣言。武汉“解封”一周年之前，高福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悉数回应了这些争议，并谈及思考，“我最近把求真务实四个字分开了，科学求真，行政求实”。这是他自洽的一种方式。高福展现出强大的自信。只有谈及网络攻击，称“自己的生活被曝得光光的”，提到自己有一个伟大的母亲时，他难掩情绪。一个小时的采访中，高福没有回避任何问题，只有一个，“你和美国疾控中心主任通电话时，确实大哭了？”“打电话能看出哭吗？”有些事，也只能留给时间。
高福：这里边很重要的问题，就是面对这样的公共卫生事件，分三个层次：第一，回到科学，相信科学。用科学来判断，不能拍脑袋。2019年12月30日，我自己在网上看到这个信息，向有关领导做了报告。我一直参与，一直走过来，发现这个病毒不断突破底线。我现在都不敢说自己是专家或者科学家，我只是一个科研人员。这个病毒，一开始让你感觉到没有什么传染性，传染性没有那么强。后面又出现了很多无症状感染者，一开始并没有看到，你不会那么去理解。因为它的弟弟妹妹姐姐哥哥，过去的亲戚，SARS和MERS没这样，所以大家就没这么去想。第二，就是民众的理解、依从和参与。最后是行政决策，行政决策基于科学和民众接受的程度来决策。2020年1月底到2月初的时候，如果我说这个病毒很疯狂，大家是不理解的，会说原来你们没本事。从专业的角度，我已经感觉到突破了过去对病毒的认知，但是那时候大家不理解。我想今天再说这句话，大家能够理解。这就是公共卫生事件和其他事件的不同之处，我最近把求真务实四个字分开，“科学求真，行政求实”。求真，是用科学的态度去找到真实；务实，是实操性，可以不可以做。科学告诉你是这么个结果，但是可能在实践中不可行。求了真了，能不能务实？我把这两个词分开了。《财经》：作为中国疾控中心主任，你是从社交平台上得到疫情消息，这是不是说明疾控直报系统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高福：我们有很好的直报系统，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报告系统。如果今天咱们五个人出去吃中饭，回来以后三个人腹泻了，理论上肯定是餐馆吃的饭有问题了，这也属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理论上讲，这样的情况需要在监测系统上报，我们再去查。我想可能2019年12月底的时候，临床医生忙临床，再加上病例数少，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没有向监测系统填报，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短板和弱项。这是我们下一步需要加强的，如何把医防结合放到一起，做的更好。《财经》：直到2020年1月20日，才明确地告诉大家新冠病毒会人传人，在这之前做了什么？高福：2020年1月6日，武汉疾控中心主任李刚在发布会上曾经讲过，目前“没有明显的人传人的证据”。请大家注意这句话，说明有人传人，但是不明显。1月初,我们就判断到这个问题，绝对不能说那时候没有人传人。我们一直在找证据。1月初，这种判断肯定是有的，不用怀疑。但是不是要向公众传达，到20日向公众宣布，这有一个过程，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理解。高福：确实一开始病例数少，并没有判断会形成大流行，没有证据能够支持。那时都是家庭内部的，而且都有武汉华南海鲜市场的暴露史。以之前北京新发地的疫情为例，如果闭上眼睛，不知道武汉，也不知道世界发生了什么的前提下，唐大爷（新发地首个病例）骑着自行车去看病，这时候你能想到他是一种什么病？北京新发地疫情帮我们复原了当初在武汉的情况，后来发现十几天前，新冠病毒就已经到了新发地市场。所以我还想呼吁，发现任何问题，大家要赶快报告。一定要落实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
《财经》：如果应对新冠疫情是一场闭卷考试，这场考试，你给自己打多少分？高福：我给自己打满分。包括中间有一段时间，大家在质疑我们的时候，我们只干活，不去造成新的舆论风波。目标导向、需求导向、问题导向，还有最后一点很重要，结果说话。从现在的结果来看，中国整体的防疫是很好的。我们都不要纸上谈兵，都不要做事后诸葛亮。一开始，我们协调四家机构同时测序新冠病毒，同时分离病毒，得到比较一致的结果后，才会向世界公布。我们不会把一个不能100%肯定的内容分享出去，最后在2020年1月8日上传测序数据，期间还要做一些加工，1月10日在GISAID网站上正式发布。如果当时知道会变成这么大流行，还加什么工，直接早发出去不就完了？这全是事后诸葛亮。《财经》：如果回到去年1月、2月，有没有担心过自己可能做得还不够高福：每个人的人生观都不一样。包括大家讨论的科研人员为了影响因子发文章，考试是为了得分数，我从来不这么认为。考试，是为了对自己前期的学习进行检验；科研人员发文章，是为了把自己的科研成果进行总结，和同行们交流。看看自己的结论，对还是不对。2020年1月到2月，我们就是坚持一个科研人员的本色，该做啥做啥。并不是为了追求一个名誉或者分数，实实在在、非常诚实地把所有事情都做了。我们同时又是疾控战线的兵，前线的工作一直认真细致地做着。我领导的团队，大家都是在踏踏实实、默默无闻，一步一个脚印地做事情。这些事情我们走过了，也可能踩上了雷。踩上雷，就会有同志牺牲。但是对一个战争，对于一个有地雷的战争，这是不可避免的。这种情况下，也是满分，你不踩这个雷，就过不去，当然我们最好是有排雷兵，前期把雷排掉。整个公共卫生疾控体系的同志们，不管是国家级，还是省地方各级的，大家都是这么一步一步走的。我不相信我的同事、同行们是为了去拿这个分数而去工作。《财经》：当时网络上有很多对你的个人攻击，怎么挺过来的？高福：我个人认为这不叫网络暴力，或者网络攻击。当民众看不到希望，会觉得有这么大一件事，你们怎么搞不定。会有对我本人的一些质疑，我不叫攻击，这是质疑。网上有人说，你还是院士，好像取得那么大的成就，怎么就搞不定这。大家不理解，我认为是在正常范围之内，因为民众不搞这个专业，不懂。对于我个人而言，放在历史长河去看，只是一粟。但是之所以有历史长河，都是每一个个人的延续。一方面说放在历史长河，我们什么都不是；另一方面，在历史长河的每一个节点，每个个人都能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这需要大家的判断和定力，才能大概知道自己在历史长河的某一个点，你该干什么。说实在的，我自己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高福：我当时也确实就是这么想的。大家在网上也看到了，最后也把我这个人曝的光光的，包括家庭出身。这些内容有对的也有不对的，但有一点说的没错，感谢我有个伟大的母亲，这份定力来自哪里，都是我母亲教育我的。我出身还是挺一般的。我是山西人，但不是什么煤老板。我有很好的机会，到牛津、哈佛学习。当年党和人民把我派到那么好的地方，可能就等着我现在做这件事。如果说有人质疑我，我要去反思，去想一些问题，更增加了斗志和思考。所以我的观点是，要有这份定力，要把这个事情做好。
《财经》：你一直在说，这次新冠疫情，对于所有的疾控人来说，不是逆行，而是顺行？高福：我们天天面对的都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在大家已经休息睡觉的时候，可能突然接到一个信息。就像2019年12月30日晚上11点多，我回家坐在那喝杯水的时候，突然看到了网上的消息，提到武汉不明原因肺炎。我们就会有不眠之夜。我和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冯子健一直讨论到凌晨2点30分到3点钟。他早上6点50分坐飞机去了武汉。我自己起了个大早安排病毒分离、测序工作，并去第三方测序公司分析他的测序服务中捕捉到的片断序列。我们做的就是这样的一份工作。《财经》：有媒体曾提到，早期你时常和美国疾控中心主任通电话，沟通情况？高福：作为专业人士，我们之间，包括和世卫组织的总干事和专家，都有手机电话，信息是互通的。
高福：我做了。延伸一下就是，我做了我应该做的事情，我也做了大家期盼我做的事情，我也做了科学和公共卫生，甚至是说大自然给我提出挑战的事情。所以两个字，“做了”。 来源：综合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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