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7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经济学院、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联合主办的CMF 宏观经济理论与思想研讨会（第1期）在中国人民大学明德主楼隆重举行。百度财经APP、网易财经、新浪财经、财经、凤凰网财经、搜狐财经、WIND、和讯网、每日经济新闻、中国网、好看视频、南都直播、券中社等多家媒体平台线上直播，同时在线观看人数近百万人次。
本期论坛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主要成员刘凤良主持，聚焦“后金融危机时期货币政策理论的新进展”，知名经济学家刘元春、杨瑞龙、伍戈、张斌、张明、于泽联合解析。
论坛第一单元，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主要成员于泽代表论坛发布CMF中国宏观经济理论与思想报告。
报告围绕五个方面展开：
一、金融危机前货币政策思想共识； 
二、货币政策面临新挑战；
三、金融危机后新政策工具；
四、金融危机后货币政策框架思考；
五、我国货币政策实践经验与理论借鉴。
之所以选择“后金融危机时期货币政策理论的新进展”作为主题，原因有三：第一，自2008年之后人类货币发展进入第三个阶段。人类货币发展第一个阶段以商品货币为支撑，自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之后正式进入不可兑换货币体系阶段，这一阶段产出与货币基本保持同步态势。自2008年之后，我们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大放水时代，2008年至今经济平均增速2.5%，但是货币增速6.3%。第二，当前货币政策面临的核心主题就是货币政策空间大幅度减少。第三，以本次新冠疫情大流行为背景，展望未来，经济风险加大，对货币政策需求加大，未雨绸缪，货币政策思想要提前应对。
报告主要讨论了三个方面的问题：1、2008年之前货币政策理论取得了哪些共识；2、2008年之后这些共识受到了哪些挑战？货币政策实践和理论作出哪些反应？3、中国经验如何与上述理论相互印证或结合。从这三个问题出发，报告主要得出了如下结论：第一，货币政策理论从真实票据原则到凯恩斯主义，认识到货币政策的重要性。第二，在金融危机前，基于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等思想形成货币政策理论的一些共识。第三，金融危机后货币政策遇到空间不足问题，但是货币政策框架具有足够的弹性和包容性。第四，新货币政策工具收到了效果，副作用不明显，未来将纳入工具箱，打开部分政策空间。第五，货币政策策略从通货膨胀目标制到“弥补”型通货膨胀目标制，为自然利率进一步下行储备充足政策空间。第六，预期管理和央行沟通处在更加核心的作用。第七，强化非线性金融风险管控和财政政策融合。第八，考虑到结构性参数和制度基础，我国货币政策比较符合目前的货币政策理论，但也要加快推进改革。
一、金融危机前货币政策思想共识
在过去几十年，整个中央银行对于货币政策的探索可以概括为两个长期回荡的问题：第一，通货膨胀是由实际因素决定还是货币政策决定。第二，货币本位是什么，即货币政策应该盯住哪个名义锚。根据这两个问题，可以将货币政策理论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真实票据原则；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和新凯恩斯主义。
我们今天在讨论货币政策理论进展时，实际上主要是以新凯恩斯主义作为核心进行展开。为什么会选择新凯恩斯主义？首先，要探讨货币政策必须以货币非中性为假设前提，新凯恩斯主义背后的基本假设就是现实生活中存在着的名义价格刚性。其次，在实践中，世界主要央行，例如美联储、欧央行、英国央行和日本央行，都是在这个框架下设计和评估政策。最后，新凯恩斯主义是目前理论上的主流分析框架。
1、真实票据原则。真实票据原则认为货币政策的主要目的是防止投机，在现实生活中提供生产性贷款时，要防止投机性贷款，在理论上属于典型的被动清算主义。大萧条时期世界各国央行的主要思想就是真实票据原则，这一思想认为大萧条的产生是过度投机的结果，那么最优的货币政策应该是让股市进行自我修正、自我去杠杆，很多国家的央行在大萧条时期就选择了一个相对被动的去杠杆进程，然而这种做法导致了货币政策的高度顺周期性，在这样的条件下，货币政策并不是真实有效的。不过，这一政策的实施在二战之前存在一个非常好的约束机制，即金本位制，因为金本位制会被动地导致货币投放，各国央行在真实票据原则和金本位之下选择了其中的一个均衡路径。总体来说，真实票据原则是第一代央行货币政策理论的核心，它和现有理论最大的区别在于名义锚，当前的理论认为货币政策要以名义价格作为稳定的核心，但是真实票据原则认为流通中的货币是由商品决定的，央行无法控制货币，而且也不应当进行干预，其作用仅限于防止投机。
2、凯恩斯主义：相机的扩张-紧缩政策。二战之后，真实票据原则受到了很大的挑战，挑战的主要原因是根据真实票据原则，二战结束会带来价格下降，但是现实情况是二战之后通货膨胀一直维持高位。由于理论与现实的冲突，世界各国央行开始逐渐调整对真实货币原则的认识，尤其是在面对1953年经济衰退的时候，美联储提出了逆经济风向而动的决策原则，正式取代真实票据原则。在这一原则中，调整短期利率的主要目的是维持总需求稳定，而不在于抑制资产价格的投机性波动。但是，20世纪50-60年代的货币政策依然认为决定价格的主要因素是实际变量，所以各国政府纷纷出面控制价格，比如美国政府不停地运用直接调控价格和收入的政策来干预价格水平。货币政策更多将目标定义为失业率，反复采用扩张——紧缩政策。因为追求低失业率并仅在通货膨胀成为主要公众关注点时才与之作斗争，中央银行增加了通货膨胀和产出的波动性。这种做法的基础是菲利普斯曲线，认为通货膨胀和失业率存在永久替代关系，在没有实现充分就业的时候，就业扩张不会导致通货膨胀。
3、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之后逐渐形成新的货币政策理论。进入20世纪70年代，人类货币政策进入了新的阶段。1968年弗里德曼在演讲中明确否定了菲利普斯曲线的长短期之间的替代关系，开启了对于货币政策的再认识，世界主要国家发生的滞涨也导致了对于当时的货币政策理念的再思考，同时在80年代之后，随着RBC理论的崛起，经济学方法论开始进一步因为卢卡斯批判回归到以微观基础为核心，这三个原因导致了政策上的大转型。
政策上的大转型在80年代围绕以下问题展开：中央银行是否有能力控制通货膨胀？央行信誉是否会影响通胀预期？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如何影响降低通货膨胀的成本？随着时间的演进和争论的进行，我们逐渐在三个维度上形成了2008年之前的大共识：第一，货币政策执行基础。通货膨胀是一个货币现象，即货币政策系统性影响通货膨胀。经济存在一个“自然率”，将失业率降低到低于自然率的尝试只会导致更高的通货膨胀。第二，货币政策最优策略。最优政策是通货膨胀渐进收敛到目标值的通货膨胀目标制。第三，货币政策最优执行方式。
基于以上共识，我们形成了关于最优货币政策的七个结论。第一，最优政策是通货膨胀渐进收敛到目标值的通货膨胀目标制。第二，只有在没有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或者不用考虑产出对目标偏离时，才能用迅速调整到通货膨胀目标值的政策。第三，要调整通货膨胀，最优货币政策需要改变实际利率，即名义利率对通货膨胀偏差反应系数超过1。第四，最优货币政策要求调整利率以完全抵消需求冲击。但是要用适应性政策应对潜在产出变化，即保持利率不变。第五，关于未来货币政策的预期对经济活动至关重要，因此，有效的货币政策需要解决时间不一致性问题，以通货膨胀预期为名义锚稳定价格和产出。第六，在预期的作用下，如果中央银行希望将产出提升到潜在产出之上，相机抉择会导致次优均衡，通货膨胀持续高于目标值，但是不能获得产出收益。第七，能够可信地遵守规则的中央银行将改善通货膨胀与产出之间的短期权衡取舍。
在现实的货币政策执行中，最大的问题就是信息不完全和信息不对称，同时央行和经济主体存在着预期博弈问题，如果考虑到这些现实问题，就可以将最优的货币政策原则具体化为现实中的货币政策执行规则。如果面对不完全信息，例如不可观测变量或者货币政策时滞，政策规则需要采用预测目标制，而不是事后发生值。如果模型参数不确定，可以实施更加平滑的利率政策，不要一次调整到位，而是小步快走，进行试错式调整。假如对产出目标的小偏离带来的成本大于对通货膨胀目标小的偏离带来的成本，可以将通货膨胀目标定为一个区间，而不是一个具体数值。
二、货币政策面临新挑战
1、长期停滞和低增长。Summers（2014）借用美国经济学家汉森描述1929年大萧条的词汇，认为世界经济，特别是西方发达经济体已进入了“长期停滞”。当前美国经济增长远远滞后于危机之前的潜在增长率，欧盟同样如此，而日本在1992年之后就一直呈现出这样的态势。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发达国家经济复苏缓慢，相比危机前经济增速大幅下降。这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原因：人口老龄化；投资放缓；生产率提升缓慢。以危机前潜在产出为标准，西方主要国家产出缺口长期为负。
2、长期停滞和低利率。根据美联储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测算，2008年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自然利率出现持续的下降趋势。2008年第一季度至2020年第二季度，美国自然利率已由2.1%下降至0.03%，欧元区和英国则分别从2.3%和2.4%下降至0.6%和1.5%。另一些研究更为极端，认为发达国家自然利率或已由正转负。根据Barsky（2014）的估算，2013年美国自然利率已降至-6%的水平。
3、通货膨胀预期大幅度下降。各主要经济体、各主要行为人的通货膨胀预期长期处在2%以下，导致了利率的恶性循环。通货膨胀预期本身是利率的驱动因素，但是现在通货膨胀预期下降，就导致利率下降，进而通货膨胀的下降进一步导致了预期下降，而预期下降又进一步导致利率下降。在这样的恶性循环下，政策空间进一步收窄。
4、菲利普斯曲线的扁平化。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菲利普斯曲线斜率一直在下降。至20世纪90年代初，菲利普斯曲线斜率已经由前期1.3的高点降至0.5以下。该趋势并没有停止的态势。至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时，菲利普斯曲线斜率已进一步降至0.3以下，并持续维持在较低的水平。好处是不用担心通货膨胀，坏处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平坦化的菲利普斯曲线严重限制了货币政策调控的空间。
三、金融危机后新政策工具
2008年之后，传统货币政策的空间受到了限制，世界各国推出了新的货币政策工具，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主要有：资产购买或者量化宽松；前瞻指引；负利率；定向贷款。
1、资产购买或者量化宽松。理论上的传导机制包括信号机制、久期-风险机制和资产组合再平衡（供给-稀缺性机制）。在现实中我们发现，一方面，资产购买改善了金融条件。金融市场分割下，资产购买对股票、公司债等收益率都渐进产生了较大影响 ，同时影响了银行的准备金，提高了银行贷款的规模。另一方面，资产购买也改善了宏观条件。不过，我们担心最多的是资产购买是否会导致大规模的金融风险，目前关于这个问题的证据并不是非常充分。
2、前瞻指引。前瞻指引是过去十年获得了最多关注的新货币政策，因为前瞻指引实际上是央行政策交流的组成部分。根据原有理论，如果我们的利率远离下限，那么前瞻指引实际上是传统政策指引的放大器，但是在新的条件下，如果利率维持在下限，这时候前瞻指引就变成了单独的货币政策。基于这样的理论考量，由于我们在零下限时期或者有效下限时期，在过去十年世界各国频频采用前瞻指引方式。前瞻指引背后体现了精确和灵活之间的权衡定性。以结果为导向的前瞻指引可以看作是一种自动稳定器，但是这种前瞻指引面对着更为严峻的交流挑战，特别是如果结果变量不可观测，会引起极大的误解。
3、负利率。实施负利率政策的国家较少，主要包括欧洲国家和日本。传导机制类似低利率政策，但是要更为极端。对于负利率政策的主要担心是会不会产生金融风险，从目前的实际数据来看，金融风险不是非常突出。
4、定向贷款。这个政策用的国家相对更少，主要集中在欧央行和英格兰央行，它们主要的政策其目的是要通过对银行的长期资金，对货币政策提供补充。这个政策目前来看也是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总体来说，新货币政策工具的目的就是要在短期利率逼近有效下限的前提下，探索如何打开政策空间，总体上是保持短期利率，改善长期利率，通过长期利率的引导打开政策空间。主要的争论是这些新政策工具是否会影响金融稳定。对于这个问题，从目前研究的结论来说，从目前研究看，结论是不确定。这主要是因为金融风险具有巨大的非线性特征，而当前的识别并没有真正考虑到这一特征，导致结论不稳健。
四、金融危机后货币政策框架思考
Eusepi & Preston（2018）、Taylor（2019）指出，从理论维度看，由于货币政策理论还是维持了危机前的共识，只是更加关注宏观经济的金融摩擦、尾部风险和高度非线性，所以通货膨胀目标制还是成立的，只是需要修正而已，而不是颠覆。
对于货币政策的修正来说，目前最担心的问题是如果自然利率进一步下行，那么政策空间可能会进一步收缩。面对这样的问题，2019年之后进一步的理论研究主要讨论如果新货币政策工具不能提供足够的政策空间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办？目前的讨论集中在我们应该修正货币政策策略。目前的修正思路实际上主要有：（1）盯住某种价格水平而不是通货膨胀；（2）盯住名义GDP增速，以同时包括价格与产出；（3）更加盯住资产价格；（4）考虑已经发生的通货膨胀与目标之间的偏离，以取代灵活的通胀目标。这四种策略并不是全新的，在上世纪90年代“大缓和”时期就讨论过，但是由于当时的政策空间很充分，所以这四个策略并没有被采纳。
由于当前缺乏政策空间，曾经讨论过的“弥补型”通货膨胀目标制重新引起了人们的关注，2020年美联储修正货币政策策略所采用的方式就是回归到弥补型通货膨胀目标制上来，主要目的是为了提高通货膨胀预期，打开政策空间。举例来说，如果美国的通胀目标是2%，但由于现在是1%，那么通胀预期就会下行，但是如果假设要进行弥补，告诉市场未来通胀要达到3%，那么这时通胀预期就会上升至3%，所以采用弥补型通货膨胀目标制就是要将通胀预期控制在合意水平，抬高预期之后，政策空间自然就会被拓宽。
面对政策空间问题，现代货币理论（MMT）提出，只要满足两个条件，财政就是永远可以持续的：第一，主权货币，即货币是由主权国家发行，并且没有盯住国外的货币。第二，没有外国货币计价的债务，同时避免国内各主体大量的外债。主流理论和MMT理论的争论会一直持续下去，我们可能会面对一次库恩意义上的范式调和或范式转换。
五、我国货币政策实践经验与理论借鉴
我国的货币政策实践有很多做法与西方所推崇的原则看似并不相同。我国更加强调要实施货币政策的相机抉择，加强预判，做好预调、微调。我国在各种利率期限上都设定了目标，而不是单纯依靠市场来形成收益率曲线。短期是公开市场操作利率（OMO）,中期是中期借贷便利，长期是LPR。同时，我国还有大量的结构性贷款政策。我们的这些做法与欧美国家有所不同，中国的利率体系复杂程度也远超欧美国家。在这种情况下，有观点认为中国的这些做法是落后的，我们应该完全收敛到欧美国家的货币政策执行框架上去。然而，仔细考虑前述货币政策理论的实质内涵，我国的实践在很大程度上是符合最优货币政策原则的。我们要考虑到中国特殊的结构性参数和中国的制度基础，不能简单照搬西方的货币政策实践，而是要将货币政策理论与中国现实相结合。
经济结构方面，欧美国家潜在产出比较稳定，但是我国潜在产出波动性较高，我国的产出波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长期潜在产出的持久冲击，因此根据货币政策最优原则，我国的货币政策应该是保持定力，不应该大水漫灌。
制度特征方面，我们之所以在各个期限上都设定利率目标，主要是考虑到了市场分割问题。实际上，西方国家也是通过引入市场分割因素来解释在2008年之后为什么需要量化宽松，即在调控的短期利率的同时，也要考虑调整长期利率。从目前的理论研究来看，结构性货币政策主要适用于大规模依赖银行融资的国家，而这一点与我国当前的现状比较吻合。
另外，我国的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很重要的一点是宏观调控是在党的领导下，服从于更高层次的长期规划。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可以说人民银行的预调、微调是在党的领导下和长期规划下的预调、微调，与我们看到的货币政策所提倡的规则并没有本质上的冲突，这背后主要是基于长期的发展逻辑。考虑到我国的特殊国情，我们的很多做法都具有高度的合理性。当然，我们也必须看到目前的政策在未来可能面临的挑战，比如说我们如何进一步化解市场分割，提高利率传导机制，如何在长期规划下，实现财政政策、货币政策、金融稳定政策、就业政策、产业政策和区域政策等相互协调，如何进一步做好货币政策沟通，稳定市场参与者预期。
论坛第二单元，对于后金融危机时期传统货币政策理论面临的冲击，各位专家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长江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伍戈认为，目前全球的货币政策进入了“无人区”，部分国家甚至出现了零利率、负利率的状况，在这种“无人区”中需要格外小心。第一，货币是总需求调整的工具，但这个问题存在复杂性，事实上供给产生的影响和冲击有时会非常强烈，而且是人们不易于捕捉的。第二，即使我们面对的是长期的潜在经济增速的下降，其实也不是必然要把利率降到极低的水平。第三，在供给和需求基础上的跨期调节问题也是十分关键的。其次，在存在结构扭曲、存在很多部门差异的环境之下，我们需要关注到在货币政策遇到冲击之后利率下降所引起的结构性变化，包括对资产价格领域和非资产价格领域的影响，甚至是对贫富差距和民粹主义的影响。最后，在常态和非常态问题方面，中国确实和西方当前的“非常态”货币环境尚存一段距离，中国还处在正利率的区间，但是客观上讲应当强调中庸或者强调一个度的把握，在面临深水区的时候，适当地未雨绸缪，进行比较节制的政策调控还是必要的。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张斌指出，宽松的货币政策有助于缓解经济过度下行压力，让经济保持稳定运行，相关的实证研究表明，这一过程当中最大的得益者是收入最低的群体，量化宽松政策在实现通胀目标、就业目标，帮助低收入群体改善收入等方面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量化宽松政策在实现目标的同时有没有带来大的通胀？答案是没有。十几年前中国刚刚推出量化宽松的时候，大家都担心大水漫灌会造成通胀，然而事实上广义的货币并没有大量增加。还有一个担心是资产价格金融不稳定，但是不要看到资产价格上涨就认为是资产价格泡沫，资产价格上涨不等同于资产价格泡沫。退一步讲，假定存在资产价格泡沫，货币当局也不是看到资产价格泡沫就一定要“捅破”，有些时候泡沫甚至是好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应基于事实，在事后检讨一下对宽松货币政策的很多担心，不要对宽松货币政策扣那么多帽子，认为宽松货币政策这样或那样不好。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张明将当前世界经济格局刻画为“三低两高”：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高政府债务、高收入分配失衡，导致全球经济陷入“三低两高”现象的原因就是次贷危机。次贷危机爆发以后，我们没有经过真正重要的、痛苦的调整，仅靠扩张性的宏观政策度过了当时的困局。我们对当前的世界经济格局的本质还需要更深刻的认识，在对它的本质认识得非常清楚之前，我们对货币政策的范式转换还是要比较谨慎，要考虑传统货币政策框架是否真正失效了。同时我们在关注CPI、经济波动等传统货币政策需要关注的因素之外，也要关注资产价格、收入分配等因素。
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席主席杨瑞龙指出，金融危机以后所谓的传统货币理论失效的表现包括经济的长期停滞，判断货币理论或者货币政策是否有效，可能还需要关注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微观基础。传统的货币理论对微观基础关注不够，微观基础的变化可能不会导致所谓的货币理论本身失效，而是基于传统的对微观基础的判断，用一个传统的理论对微观基础做出判断觉得它是失效的，但是如果引入新的对微观基础的判断可能结果就不一样。所以，要关注货币政策传导背后的微观基础，这可能会更加接近真实的世界。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
刘元春
提出了三个观点。首先，新世纪初形成的新攻势根本不是新古典经济学的胜利，而只是“大缓和”这一现实给经济学家的一种麻痹。其次，目前的确是一个大时代，这个大时代不仅仅使宏观经济学的前提发生了变化，也就是说经济运行的稳态状况发生了变化，而且使它的传递参数，甚至是基本框架发生了变化。最后，
我们已经开始了对于宏观经济学、货币经济学基本哲学范畴的反思。
新古典理论是非常严密的哲学体系，实际上是自然主义和无为精神贯穿其中。目前对于是不是会面临超级通货膨胀，是不是要在政策上进行全面的回收，是不是要在政策框架下有根本性的改变，至少我们应当面对经济思想史革命中间的这些规律，面对这个大时代所出现的新的典型事实、新的实践操作，然后回归到基本的哲学范畴上来把一些基本原理思考清楚。
针对于中国货币政策的选择，专家们提出了各自的见解。
张斌认为，谈到国内货币政策的时候，首先要澄清一些事实。第一，过去中国的广义货币M2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地方融资平台的扩张造成的，而不是私人部门的信贷扩张造成的。第二，主要经济体的真实利率都是在下降的，而中国的真实利率是主要大型经济体里面唯一一个显著上升的。因此，中国的货币政策在过去十多年来总体来说是一个比较被动的、辅助的角色，我们更多是依靠财政政策，特别是地方政府的扩张，来达到刺激经济的目的。总体来看，我们应该更多地、更积极主动地用货币政策。既然财政端做了减法，从保持平衡的角度来讲，货币政策就得做一点加法，或者最起码要主动一点。另外，货币政策传递信号是为了引导预期，信号一定要明确，用词一定要科学。货币当局与市场是伙伴关系，而不是对抗关系，更不是博弈关系。
伍戈提出了三个观点，第一，So far so good（目前情况良好）。目前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和通胀水平尚可，政策手段对资产价格的影响也在可控范围内，但是从政策的精细程度而言，还有需要改进的地方，比如市场并不清楚我国现在的基准利率究竟是什么。第二，数量调控和价格调控最大的区别就是对预期的影响，价格调控非常依赖于对预期的引导。第三，货币不能承受转型之重。既然转型国家的目标是相对多元化的，那么政策工具也应该是多元化的。货币政策往往具备最快的效果，但是政策毕竟是逆周期的，不能矫枉过正，要把握好度，留些余地。
张明认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是需求管理政策，但是货币政策更像是总量性的政策，而财政政策更多是具有结构性的功能。很多时候我们的确不能够将板子打在央行身上，但也要看到央行的货币政策创新有可能真的是不得已而为之的结果，有的时候我们容易把这些不得已而为之的结果赋予过高的意义，这就会产生一些问题。另外，什么是中国原创性的货币政策理论？目前中国的货币政策理论主要是引进西方的货币政策理论，我们已经根据中国的特点做了一些调整，还是说我们确实有一套具备中国特色的、与西方完全不一样的货币政策理论？这一点值得继续讨论。最后要关注到的是，我们的货币政策成败得失都与中国的体制有关系，或者说与中国的结构性的问题有关系。中国的货币政策被赋予了太多的意义，我们把很多结构性因素所引发的副作用也算到了货币政策头上，要准确地衡量中国的货币政策，可能要把结构性的因素仔细地梳理清楚。
杨瑞龙认为，当我们评论货币政策的时候，要强调预期管理，预期管理又包括两个因素，一是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二是经济的反应。在我国讨论预期管理的时候，要考虑它的微观基础问题。如果基于新古典主义的传统，对相应的微观主体作为所谓的合乎理论逻辑判断的话，货币政策作用的微观基础很有可能就是有问题的，所以我国在接受西方货币理论的时候，一定要对中国当下的微观基础做出足够的分析，然后再来预判经济主体对于相应的货币政策是否会做出预期的反应，这样就不会出现货币政策意在偏紧、但实际上过松，或者货币政策意在偏松、但实际上没有起到刺激消费的作用等等问题。
刘元春认为，欧美整个的经济体系已经步入到一个超常态的状态和持续的危机状态当中，采取超常规的政策实际上是因为常规政策已经持续失灵，因此不得已而为之。我们要认识到目前拜登政府所采取的一系列超宽松刺激政策在本质上是存在理论基础的。要走出长期停滞、低物价、低利率、高增长、高债务需要什么样的举措，在凯恩斯主义里面谈到的是流动性偏好陷阱理论，克鲁格曼在2008年以后提出 “胆怯性陷阱”。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总体上是成功的，货币政策是很好的，我们的政策只能根据我们的现实，以及我们现实所发展的这种路径来进行选择。目前政策的结构化导向不是货币政策本身的结构性导向，本质上是财政化和规划体系化，是我们的战略规划的产物。目前这样一种我们坚持了几十年、并且也取得了阶段性成果的这样一套宏观治理模式，如果我们不认真加以思考，而是简单地按照西方的框架思考，这可能会把我们拉入一些误区。我们依然要坚持传统的基础框架，再进行渐进性的优化，而这种优化可以吸收西方的好的想法，但依然是以我们的实践为主。
文稿来源：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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