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莽皇帝”朱元璋

文明劣化的重要推手

在社会最底层的摸爬滚打中，底层文化精神全方位地渗透进朱元璋的身心。而随着命运神奇的改变，登上皇位的朱元璋不可避免地把他性格中的贫困文化因子更为广泛深刻地传播到整个国家和民族精神里面。

古今中外的帝王们中间，大明王朝开国皇帝的出生大概是最草率的了。

元帝国的糟糕统治使贫农朱五四对生育已经不感兴趣。四十七岁的他已经被生活折磨得完全像个老头了。他和四十二岁的陈二娘此时已经有了三男二女，在这个年岁，再怀孩子，会被人笑话，然而一不小心，还是怀上了。

朱五四夫妇已经习惯了听天由命。既然怀上了，那就揣着，就好比兜里揣个南瓜。问题是朱家的房子对这个即将问世的新生儿来说太局促了点。一家七口，挤在濠州钟离东乡三间低矮的茅草房里。一家人一年辛苦到头，粮食还总是不够吃，每年总有一两个月靠野菜度日，吃得全家大小面孔发青。

蒙古人征服中国后的第四十九年，元文宗天历元年九月十八日，阳历1328年10月21日的中午，朱元璋降临人世。没有任何人注意到这个新出生的生命。

按传统社会习惯大排行，亲兄弟加堂兄弟按顺序排下来，正好第八，就叫“重八”。

二十五岁以前，朱元璋对生活最深刻的感受就是：饥饿。

朱元璋一生中经常做的一个梦是一桌大鱼大肉摆在面前，可是当他伸手去抓时，却被各种各样的意外打断：饭桌突然消失，大鱼大肉忽然变成一堆土坷垃，或者是，他突然被一只大人的手拎起来扔到屋外。

从梦中惊醒，他会听到自己肚子里不断的肠鸣，饥饿感像一把刀子一遍遍地刮着他的肠胃。未来的太祖皇帝早年最大的人生理想是能痛痛快快地吃一顿饱饭。

这不是贫农朱五四一家一户的状况。这是大元帝国里多数农民的景况。不止大元如此，几千年的王朝时期，这片土地一直是一只巨大的空荡荡的胃。

饥饿和赤贫始终追随着我们的祖先，连同战乱和灾祸，从孟子的时代穿越汉、唐、宋、明。两千年间，丰衣足食的盛世远少于饥肠辘辘的悲惨岁月。

几千年来，中国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农民一直是那样坚忍勤劳，可是最广大的中国底层社会一直在半饥半饱中挣扎。

朱元璋一家就是典型代表。朱家世代平民，祖上没出过一个半个有点身份地位的人。

朱五四八岁就随父亲从南京逃到江苏盱眙，娶妻生子后又搬到安徽五河，随即搬到灵壁，不几年迁到安徽虹县，五十岁上又搬到钟离东乡。

这一次他住的时候最长，在那整整生活了十年，并在这里生下了朱元璋。朱元璋十一岁那年，再迁到西乡，过了一年，又迁至太平乡孤庄村（今安徽凤阳县治西南约十里处的二十营）。总计他六十四岁的一生，凡七次迁移。在每一地，最长不过十年。

并不是这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喜欢浪荡，实在是以江淮大地之辽阔，却难以找到能养活他这至卑至贱一户草民的几亩田地。

当然，汗水绝对不是白流的。朱五四一辈子当牛做马，换来的是六个儿女一个个长大成人，成家立业。元璋的大哥娶上了媳妇，给五四生了两个孙子。二哥、三哥虽然倒插门，好歹也算成了家。两个女儿也都出嫁了。虽然儿女们个个都是文盲，注定一生都要在半饥饿中度过。

但朱氏一门的血脉，在中国大地上，终于又进一步发展壮大，在这片绝大多数人都艰难求食的土地上，顽强地挤出了自己的一块生存空间。这不能不说是生物学意义上生存竞争的重大胜利。

可惜朱家列祖列宗不及亲见他们的孝子贤孙朱元璋在生育竞赛中后来又取得了何等惊人的成就。朱元璋称帝后，把朱氏家族所有潜在的生育能力发挥到了极限。他本人生了二十六个儿子，十六个女儿。他又鼓励自己的后代多生子女，不必承担任何工作，只需按人头领俸禄。

朱元璋建国之初，分封子孙于各地，“初封亲郡王、将军才四十九位”。宗室人数总共五十八人，永乐年间增至一百二十七人，嘉靖三十二年（1553）增至一万九千六百一十一人，万历三十二年（1604）又增至八万多人（陈梧桐《洪武皇帝大传》）。

而据安介生等人口史专家推算，到明朝末年，朱元璋的子孙已经繁衍到近一百万人之多。如果大明王朝能“再活五百年”，那么朱姓子孙迟早会压塌半个地球。

为什么传统时代的中国农民有这么强烈的生育冲动？

旧时代的人生活离不开家族。人多势大的家族往往恃强为胜，占尽上风，人丁孤单的弱族则往往处于受凌虐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人口自然多多益善。生存竞争的需要使旧家族产生一种无限扩张人口的内在冲动。

传统时代的中国人，是被锁定为传宗接代链条上的一个环节，篆刻为祠堂牌位上的几个汉字。传统家庭中，家长是绝对的权威。因此，多生养子孙，是实现和扩张这一权威的最重要方式。

至于孩子生下来，能不能受到教育，未来的生活能不能幸福，似乎不是他们认真思考过的问题。

在世界上其他国家，很少发现中国这样的生育激情。在欧洲几千年历史中，堕胎和弑婴一直是常用的控制人口手段。

欧洲人老了之后不依靠儿女赡养自己，也根本不知道原来人死后在阴间得靠纸钱作为经济来源，他们死后或者魂飞烟灭，或者直接升了天堂花天酒地吃喝不愁。因此从文明源头开始，欧洲人对生育就抱着一种警惕的态度。

所以，在经济腾飞前，西方的人口密度一直低于中国。这使得欧洲人均占有的自然资源大大高于中国，为欧洲人的思想启蒙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

中国贫困化的另一个因素是中国庞大的官僚体系。专制制度的发达使中国官僚体系的早熟和完整举世无匹。官僚体系的庞大，使它在一定程度上脱离皇权，成为一个独立的利益集团，具有无法抑制的疯狂扩张的冲动。

每个王朝建立后，官僚队伍的人数都直线上升，与此同时，农民的负担也自然直线上升。生之者寡，食之者众。在每代王朝建立之初的三五十年“清明之治”时，农民的负担会暂时减轻，会积累一些财力来改善生活状况。

而过了头一两代皇帝，则负担就迅速加重，普通百姓生活难以为继。

在历代大一统王朝中，蒙古人建立的大元属于统治技术较为粗糙的一类。蒙古人本不懂农业，当初南下之际，曾想将农民消灭干净，把良田改造成牧场，还是在耶律楚材的劝说下才改变了主意。耶律楚材打动蒙古统治者的主要理由是改为牧场，收益不如剥削汉地农民大。

基于这种思维方式，蒙古人的剥削比史上其他任何大一统王朝要更赤祼祼。元朝将全国人分为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等，公开实行民族歧视政策。为了防止汉人反抗，蒙古人规定，不许汉人学习武艺，不许汉人上山打猎，甚至夜间禁止汉人通行。

每天晚上八点到第二天早上六点，老百姓不许上街行走。和这一条相配合的是在以上时段，不许百姓点灯。汉人百姓，生活如同奴隶。

经济上的剥削比政治上的歧视更令底层百姓难以承受。蒙古皇室手笔粗豪，挥霍阔大，日常生活奢侈无比，宫廷的花销大得惊人，据天历二年（1329）中政院的报告，“皇后日用所需，钞十万锭，币帛五万匹，绵五千斤”。他们做起佛事来更是漫无节制，最多时一年做佛事五百多次。

这些费用最终是由底层社会来承担。

从战国到明清，两千多年间，中国的农民，只有在农民大起义后建立的新王朝初期能够温饱有余。而其余大多数时期里，都处在仅能勉强维持生存的处境之下。

由此可见，中国官僚阶层对广大农民的剥夺。中国农民被迫在简单再生产中耗尽全部潜能，使他们无法像有剩余财力来发展自己的智力，拓展自己的活动空间，由此推动起一个又一个的促成封建制度解体的重大历史变迁。

朱元璋符合苦大仇深的赤贫阶层的一切条件。十多岁开始，就去给地主放牛。穷人的孩子好养活，虽然吃的是世界上最恶劣的饭食，也没有耽误他长成一副魁梧的身材，只不过容貌丑了点：脑袋很长，下巴宽大，整个一张驴脸。《明史》含蓄地称他“姿貌雄杰，奇骨贯顶”。

这个未来的皇帝最爱玩的游戏是“做皇帝”。唯一的文化活动就是听四邻八乡游串的说书先生来讲书了。什么《隋唐》、《三国》、《杨家将》、《大宋宣和遗事》。

对于到今天为止的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这些评书演义，也就是传统文化中粗糙的底层文化产品，才是他们真正的精神基石，奠定了他们一生的思维模式。

在乡村社会里，不仅仅有淳朴的人情和田园风光，也有愚昧、野蛮和对权力的盲目顺从。就在社会最底层的摸爬滚打中，底层文化精神全方位地渗透进朱元璋的身心。而随着命运神奇的改变，登上皇位的朱元璋不可避免地把他性格中的贫困文化因子更为广泛深刻地传播到整个国家和民族精神里面。

他满足于把蒙古人赶回沙漠，并没有深入沙漠彻底殄灭之。日本人不断制造事端，对他进行挑衅，他也是发几道诏书，申斥一顿了事，没动过兴兵远伐的念头。他对曾给中国带来巨大财富的海外贸易不感兴趣，不但禁绝了海外贸易，甚至禁止渔民下海捕鱼，把海岛上的居民悉数内迁，“以三日为限，后者死”。

昨日明朝上海县，今日“东方小巴黎”

而继秦始皇之后，朱元璋的明代又一次花费巨大人力物力来重修长城，以致我们今天所见到的长城，基本都是明代遗物。

短视的实惠观是孤庄村生活在朱元璋身上打下另一个深刻的印记。

底层文化是饥饿的产物，实用主义是它的核心，占有和保存那点为数不多的生存资源吸引了农民们的全部注意力。为了一点粮食，几间草屋，人们可以毫不顾惜地运用体力脑力，把算盘打到最精，让每一粒米都发挥最大效益。

农民较少有机会锻炼归类、抽象、推理这些较高层次的思维能力。在他们的头脑里，世界是以实实在在的实物方式存在的，是山、河、土地、树木、庄稼、猪、牛、羊、鸡这些事物的总和。

他们计算数字时，眼前总是要闪着这些事物的形象，或者想象着手指头、脚指头的样子，才能算得过来。他们不能理解超出实物层面的道理。

终其一生，大明王朝的开国皇帝的一举一动都受着农民思维方式的牢牢制约，我们在他的治国大政方针里，可以清晰地分辨出淮河南岸那个小村庄的贫困文化的精神印记。

基于乡村生活经验，洪武皇帝的治国理念中表现出强烈的静态取向。他治理国家的基本倾向就是把国家的运转方式固定化，使整社会倒退到“小国寡民，老死不相往来”的原始状态。

对于外部世界，农民们的基本反应是排斥、恐惧和不信任。封闭的生活状态让他们感觉安全、轻松。他们不爱冒险，只想守着前辈传下来的生活方式，一成不变地安安稳稳地生存下去。

虽然取天下依靠的是武力、进取和冒险精神，然而一旦天下安定，朱元璋立刻恢复了农民的保守本性。大元帝国是一个世界性帝国，继承者朱元璋却对外面的世界丝毫不感兴趣。

如前所述，中国农民的平均耕地在宋朝以后，再也没有回到人均的水平以上。因此，宋代在中国文明史上成了最后一个辉煌的朝代。在那之后，元、明、清三代，贫困化的加剧日益消耗着中国的精神，使中国文化进入了长期的停顿和倒退。

贫穷从来不是好事。贫穷遮蔽了人的眼睛，让他看不到食物以外的东西；贫穷禁锢了人的身体，让他像动物一样不停地被原始欲望折磨。贫穷剥夺了人的力量、尊严和权利，让他在自然、神灵和权力面前自觉软弱，卑躬屈膝。

这种贫困文化使人们有一种强烈的宿命感、无助感和自卑感。他们目光短浅没有远见卓识，他们视野狭窄，不能在广泛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去认识他们的困难。

贫困对人的尊严和人性的堕落所造成的后果是无法衡量的。一个家族衰落贫困之后，其家族成员往往会由往日的意气风发而变得精神萎靡，气质鄙俗，而其家长的作风则也会日益目光短浅，专制、粗暴。

朱元璋现象，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上不在少数。尽管，当他们成为“太祖高皇帝”以后，都要自命“奉天承运”以掩盖自己“少时无赖”的历史。但事实上，恰恰是份有意识被掩盖的历史背后，隐藏着中国社会与文化的一种特质——“游民性”。

正如王学泰《游民文化与中国文化》中说到：他们为获得自身的利益，他们不仅具有蔑视传统规则的冲动和理由，甚至付诸破坏规则以致危害社会的行动。他们所经历的行状被刻录于现实生活之中，却很少完整地记录于历史的典籍。这个特殊的群体就是“游民”。

著名历史学家王学泰老师在《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中指出：“在大部分中国人的灵魂中都住着三个人：儒家、道家、土匪。”

一直以来，很多人分析中国文化底色，都把眼光盯住了“儒”和“道”，反而忽视了最能影响大多数人行为的“匪气”。

今天无处不在的“斗争意识”和“民粹狂热”，都有深刻的“匪气”贯穿其中，在这些人的世界里，只有输赢，没有常识与良知。

学者李慎之说：“游民文化里蕴藏着中国两三千年历史所谓一治一乱的谜底，我生怕它还可能指向未来中国走向的谜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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