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着今日事今日毕的原则，走完路之后，我痛快洗完澡，还是把文章给翻译完了。相关的缘起可以参考《翻译练习：卡蒂，她助力世界抵御新冠病毒》一文的开头部分。
《卡蒂，她助力世界抵御新冠病毒》
作者：Gina Kolata
发表于：2021年4月8日
修订于：2021年4月9日

摄于2021年2月，Katalin Kariko在她宾夕法尼亚州詹金顿城的家中。Kariko博士早年对mRNA的研究最终促成莫德纳和辉瑞-BioNTech开发出新冠疫苗。
摄影：Hannah Yoon。
她在匈牙利长大，是屠夫的女儿。她小时候决定成为一名科学家，尽管那时她从未见过其中任何一位。她在20多岁时移居美国，数十年间从未在学术界找到过一个长期职位，却一直死守在学术界的边缘。
如今，66岁的Katalin Kariko，被同事们称为“卡蒂”，已然成为研发新冠疫苗工作的英雄之一。她和她的亲密合作者，宾夕法尼亚大学的Drew Weissman博士一起，为莫德纳、辉瑞--BioNTech联合团队制造出惊人成功的新冠疫苗奠定了基础。
在她的整个职业生涯中，Kariko博士一直致力于研究“信使RNA”，或者又称为“mRNA”，它是装载DNA指令的遗传脚本，可以把指令传递给每个细胞，让它们按照这个指令合成特定的蛋白质。她坚信mRNA可以用来指导细胞制造自己的药物，其中也包括疫苗。
但是多年以来，她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职业生涯非常不稳定。她总是从一个实验室迁移到另一个实验室，依靠一个又一个资深科学家的收留。她的年收入从未超过6万美金。
根据大家的说法，Kariko博士是个热切而专注的人，她只为“冷板凳”而活，也就是她在实验室里可以工作的一席之地。她对名声浑不在意，在最近的一次访问中她耸耸肩回答说：“板凳就在那里，科学是好事，除此而外还需要在乎什么呢？”
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安东尼·福奇博士了解Kariko的工作，他评论说：“从积极的意义上看，她过去有点太痴迷于信使RNA。”
Kariko博士在学术界为了生计而挣扎，这对于许多科学家而言都是熟悉的一幕。她需要资助来追寻自己狂野而荒谬的想法。哪怕是许多更为平庸的研究都得到了资助，但是她却始终没有。
曾与Kariko博士合作的神经外科医生David Langer博士说：“当你的想法抵触了专断的学术仲裁结构所信赖的常识时，就很难突围。”

Kariko博士关于mRNA的观点绝对是非正统的。 人们对此似乎也逐步预见到这一点。
福奇博士谈到mRNA的相关研究时说：“会发生转变的，在新冠病毒上关于mRNA的看法正在转变，对于其它疫苗也是如此，在艾滋病领域内的研究者已经很兴奋了，还有流感、疟疾都是如此。”
“我感觉就像是神”
对Kariko博士而言，她每天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实验室里度过的。"你不是去工作，你是去找乐子。"她的丈夫Bela Francia是一栋公寓楼的经理，当她晚上或者周末从家里冲回办公室的时候，他经常那么对她说道。他曾算过，Kariko博士那没完没了的工作折算下来，相当于每小时的收入约为1美元。
对于很多科学家来说，紧随新发现之后的是赚钱计划，去成立一家公司，去拿下专利。但对Kariko博士来说却不是这样。Langer博士说："赚钱是她脑子里最遥远的想法。"
她在匈牙利小镇Kisujszallas长大。于塞格德大学获博士学位，并在其下属的生物研究中心做博士后。
1985年，当大学的研究项目资金耗尽之后，Kariko博士和她的丈夫以及2岁的女儿苏珊搬到费城，她在天普大学继续做博士后。由于当时的匈牙利政府只允许他们带100美元出国，她和丈夫在女儿苏珊的玩具熊里缝了900英镑（约合今天的1246美元）。
苏珊长大后两次成为奥运会赛艇金牌得主。
当Kariko博士开始研究工作时，那还是在mRNA领域的早期。即使最基本的任务也很困难，甚至是根本不可能的。 比如说如何在实验室中制造出RNA分子？ 又如何让mRNA进入人体细胞？
1989年，她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心脏病学家Elliot Barnathan博士那里找到了一份工作。那是一个低级别的职位，研究型助理教授，根本没有让她未来获得终身教习的可能。她本应得到研究资金，但没有一笔钱进来。
她和Barnathan博士计划将mRNA插入细胞中，以此诱导细胞产生出新的蛋白质来。在最初的实验之一，他们希望使用这种策略来指导细胞产生一种称为尿激酶受体的蛋白质。如果实验成功的话，他们将利用被吸引到受体上的放射性分子来检测出这种新的蛋白质。
Barnathan博士说：“当时绝大部分人都在嘲笑我们。”
决定性的日子终于到来：在长长的大厅尽头的一间狭窄房间里，两位科学家趴在一台点阵打印机上忙碌，追踪放射性分子所需的伽马计数器连到这台打印机上。此时，打印机开始喷吐数据。
他们的探测器发现了细胞本来不会产生的新蛋白质--这暗示mRNA可以用来指导任何细胞制造任何蛋白质，想怎么造就怎么造。
Kariko博士回忆时说：“我感觉就像是神”。
她和Barnathan博士被这个想法一下点燃了：也许他们可以利用mRNA来改善心脏搭桥用的血管，甚至也许他们可以通过这套程序来延长人体细胞寿命。
但是，Barnathan博士很快就离开了宾州大学，接受了一家生物技术公司的职位。留下Kariko博士一个人，既没有实验室，也没有资金支持。如果她想要留在宾州大学，就必须找到另一个实验室愿意接收自己。她说：“他们期待我会辞职。”
Langer博士说：“大学只在有限的时间段里支持低级别研究员的工作，如果没有办法获得资金上的支持，他们就会请人走路。Kariko博士不是一个申请资助的高手，而且在当时mRNA更像是一个点子。
但是Langer博士还在Barnathan博士的研究室工作的时候就认识了Kariko博士，他敦促自己的神经外科系主任给她一个研究的机会。Kariko博士说：“是Langer博士他救了我。”
而Langer博士则认为是Kariko博士拯救了自己---把他从毁灭了许多科学家的那种想法里拯救了出来。

与她一起工作的过程中，Langer博士意识到，想要获得真正科学的认识，最关键的一个点是设计一些能带给你点什么的实验，即便你根本不喜欢那些东西。他从中学到一件事，关键的数据往往来自对照组，和实验中获得安慰剂的那一组做对比的那部分。

Langer博士希望利用mRNA来治疗脑部手术后出现凝血的病人，这些病人往往因为血栓而导致中风。他想让血管中的细胞制造一氧化氮，它能够扩张血管。但是它半衰期只有几毫秒，医生没办法给病人进行注射治疗。
他和Kariko博士在用于研究中风而分离出来的血管上尝试了他们的mRNA，失败了。他们在纽约州布法罗的雪地里跋涉，在实验室里用有中风可能的兔子来尝试，又失败了。
后来Langer博士离开了大学，系主任说自己也要离开。再一次，Kariko博士没有了实验室，也没有了研究经费。

一次在复印机前的会面改变了这一切。Weissman博士碰巧路过，她和对方搭上了话。"Kariko博士回忆道：“我说，'我是一个RNA科学家--我可以用mRNA制造任何东西'。"
Kariko博士说：“Weissman博士告诉我，他想要一种抗艾滋病的疫苗。我说：‘行，当然行，我能做到。’”
尽管她硬着头皮说出了那样的大话，但是她的研究却止步不前。她可以制造mRNA分子，指示培养皿中的细胞制造她所选择的蛋白质。但mRNA在活体中却并没有发挥作用。
"没人知道为什么，"魏斯曼博士说。"我们只知道小白鼠生病了。它们的毛发变得很乱，它们蜷缩成一团，它们不吃，也不再跑。"
后来他们才知道，这是因为免疫系统通过检测微生物的mRNA来识别入侵的微生物，并以炎症做出反应。科学家们注射进入老鼠体内的mRNA，在免疫系统看来就像是病原体的入侵。
但这个答案又带来了另一个难题。每个人体内的每个细胞都会制造mRNA，而免疫系统却视而不见。"为什么我制造的mRNA不一样？" Kariko博士对此非常疑惑。
一个实验中的对照组终于提供了线索---Kariko博士和Weissman博士注意到他们的mRNA引起了免疫过度反应。但对照组的分子，即人体中另一种形式的RNA--所谓的转移RNA，或tRNA--却并没有引发相同的反应。
tRNA中含有一种叫做假尿苷的分子让它躲过了免疫反应。结果他们发现，自然生成的人类mRNA也含有这种分子。
Kariko博士和Weissman博士在他们制造出来的mRNA中加入了该分子，此时它也起到了同样的作用--并且使mRNA的功能更加强大，可以指令每个细胞合成10倍的蛋白质。
在mRNA中加入假尿苷可以保护其不受人体免疫系统的影响，这是一项基础科学发现，具有令人振奋广泛应用前景。它意味着mRNA可以用来改变细胞的功能，同时却不会引发免疫系统的攻击。
"我们都开始写经费申请，"Weissman博士说。"但大部分申请都没有得到通过，人们对mRNA不感兴趣。审查研究经费的人说，‘mRNA不会成为好的治疗方法，所以别费劲了'。"
权威科学期刊拒绝了他们的论文。当这项研究最终发表在《免疫》上时，几乎没有受到任何关注。
Weissman博士和Kariko博士随后证明，他们可以诱使一种动物（猴子）制造一种他们选定的蛋白质---给猴子注射促红细胞生成素的mRNA，这是一种刺激身体制造红细胞的蛋白质，然后猴子的红血球数量就随之激增。
科学家们认为，可以使用相同的方法来促使人体制造出任何蛋白质药物，例如胰岛素、其他类型的激素、或者某些新型糖尿病药物。 非常重要的一点是：mRNA也可用于制造疫苗，与以前人类所见的任何疫苗都不一样的方式---
医生可以向病人体内注射mRNA，以此指示身体短暂地制造出病毒的一部分，而不是像传统上那样注射微量病毒。

Weissman博士表示：“我们同制药公司和风险投资人谈过，无人在意。我们大声疾呼，无人聆听。”
尽管如此，但最终还是有两家生物技术公司注意到了这项工作：美国的莫德纳和德国的BioNTech。辉瑞公司与BioNTech合作，两家公司现在都在资助Weissman博士的实验室。
“啊，它起效了！”
不久，mRNA流感疫苗的临床试验就开始了，并且也在正在努力开发针对巨细胞病毒和寨卡病毒等的新型疫苗。 再然后就是冠状病毒。
20年来，研究人员们很清楚地知道，所有冠状病毒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它们表面的突刺蛋白，这种蛋白可以让病毒注入人体细胞，于是，它就成为了mRNA疫苗最容易攻克的目标。
中国科学家于2020年1月发布了肆虐武汉的病毒的基因序列，然后全世界各地的研究人员就开始工作。BioNTech在数小时内设计出了mRNA疫苗；莫德纳在两天内也设计出了自己的疫苗。
两种疫苗的思路都是将mRNA引入体内，短暂地指示人体细胞产生冠状病毒的尖峰蛋白。于是免疫系统就会发现这种蛋白质，将其识别为外来物。如果冠状病毒进入人体，那么免疫系统就会进行攻击。
但疫苗需要一个脂质泡沫来包裹mRNA，并将其携带送入细胞。基于包括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Pieter Cullis在内的多位科学家25年的工作，这个载体很快就找到了。
科学家们还需要从中国研究人员提供的大量遗传数据中，分离出该病毒的刺突蛋白。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Barney Graham博士和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Jason McClellan博士很快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测试这些短期之内研发出来的疫苗需要各医药公司和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付出巨大的努力，对此，Kariko博士充满信心。
2020年11月8日，瑞辉-BioNTech联合研发的第一个成果出来了，结果显示mRNA疫苗对新冠病毒具有强大的免疫力。Kariko博士对丈夫说：“啊，它起效了，和我想的一样。"
作为庆祝，她吃掉了一整盒Goobers巧克力花生。就她自己一个人。

Weissman博士从一家意大利餐厅点了外卖和家人一起庆祝，他说：“还点了酒呢。”在内心深处，他对这一切感到敬畏。他表示：“我的梦想是我们的实验室能开发出一些有助于世人的东西，现在我的人生圆满了。”
2020年12月18日，Kariko博士和Weissman博士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接种了新疫苗。接种变成了新闻事件，当闪光灯闪耀时，Kariko博士开始感到手足无措。
当一位高层管理者告诉现场正卷起袖子准备注射的医生和护士，研究出疫苗的科学家今天也在现场的时候，所有人鼓掌致意。面对这一幕，Kariko博士哭了。
Langer博士说，对于世界和科学家而言，事情本来有可能会是另外一个走向。他说：“也许有许多和她一样的研究者，但他们没能熬到这一天。”
槽边往事和菜头 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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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你相信我：
我所说的每一句话，
都是错的
禅定时刻
动念翻译这篇文章，主要是因为看完之后感慨万千，不知道应该说什么才好，只能用翻译工作来平复一下心情。纽时的这篇文章已经很含蓄了，但是还是能看出Kariko博士在学术圈所遭受的冷遇，也能猜出有许多人并不喜欢她。她的人生中有太多次弹尽粮绝，但是凭借着她那顽强的性格，按照中国话来说叫做一次又一次遇见贵人，每次又都能峰回路转，柳暗花明。
我读完原文之后，在仰慕之余，也觉得胸中有不平之气，觉得让更多人知道Kariko博士的生平故事，也许能稍微纾解一下。愿意做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当真不容易，经年累月坐冷板凳却不愿意放弃也至为难得。像Kariko博士这样每天往实验室跑，累了就睡在实验室沙发上的工作狂，真不知道是怎样的热情和信念才能让她几十年那么撑下来？
换一个角度来看，她的人生本来是一个悲剧。但是现在却迎来了大团圆的一幕，只是在这欢庆中还是无法避免地让人感到一丝苦涩。就像是文章结尾时写的那句话一样，还有更多类似的研究人员在世界的某个角落寂寂无名地坐着冷板凳，也许今生也不会有看到研究工作开花结果的时候。

Kariko博士在一次讲演中说，她的成功特别地依赖失败。因为她是在探索全新的领域，一路走来会有无数次失败。问题是，她是如何维系内心的那一点火苗的呢？
最后，对于mRNA依然在理解上存在困难的读者，我这里勉强给一个简单的解释：传统的疫苗其实是向人体注入一点微量病毒，当然，这些病毒经过了极大的削弱，进入人体之后会被免疫系统发现，学习，并且消灭。免疫系统于是记住了这种病毒的特征，等下次病毒（真的，强大的，野生的病毒）入侵人体的时候，免疫系统就会主动攻击，这就是免疫。

它的缺点是培育合适的病毒的时间很长，而且某些特定的情况下也可能对人体造成危害。mRNA疫苗不需要向人体注射病毒，而是让人体制造出带有病毒特征的RNA片段，教会免疫系统识别，攻击。于是下一次病毒来袭的时候，免疫系统同样会主动攻击。它的好处是开发时间短，效率高，缺点是太贵，保存运输太麻烦。虽然我也不大懂，但希望我讲清楚了。

就写到这里吧，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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