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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育与阶层：
孩子怎么养真的是个人的事么？
作者  |  小硕
写在前面 by 小乐
成长从来都不是个人的事情。孩子也好，父母也好，都身处一种文化，一个社会中。我们遇到的问题，做出的选择，都不是来自真空，而是经过社会构建而产生的。养育孩子不仅是营养，心理，教育学。各个社会科学领域对这个话题都有丰富又有趣的研究。超越个人和眼下生活的思考也许看上去和日常养育技巧无关，但却关乎我们的孩子们生活在怎样的未来，他们以怎样的姿态立足于社会。今天这一篇，让我们看看社会学家的视角。
小硕，居住于纽约上州，是社会学博士，社会学和亚洲研究副教授，也是一个近三岁孩子的妈。虽然孩子的存在使得时间碎片化，也使得事业和家庭的平衡变得更具挑战，但孩子也成为反思工作、生活以及自我的一面镜子。孩子的每一个笑容，每一点进步，每一次拥抱，每一声“妈妈，我爱你”，甚至是每一点自我意识崛起的小脾气，以及发完脾气后的每一次“对不起”都给予她无可取代的幸福感。
很多家长也许会认为养育是极其个人的行为：我的孩子我做主！但是，当众多家长选择某种养育方式的时候，其结果会对社会结构产生影响，而家长的选择又往往受到他们自身所处阶层和环境的影响，比如收入、教育程度、职业、媒体、学校、教育机构、政策等。因此，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即便是养孩子这一看似个人的行为，也不可忽视社会的维度。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几个和孩子教育相关的社会学理论。尽管这些研究基于的是西方社会的样本，但是它们和中国新兴的中产阶级群体其实有很多可比性。
1. 文化资本
一切要从法国社会学家皮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说起。布迪厄提出资本的形式除了传统意义上的经济资本（即金钱等）以外，还有文化资本（即教育、品味、修养等）和社会资本（即每个人的社会关系网），它们如同经济资本，可以累积、传递、交换。
而其中的文化资本成为现代社会中产以上阶级维持自身阶级身份的重要渠道，因为文化资本的积累始于幼时的潜移默化，影响我们的审美情趣和日常选择（比如吃什么食物，喜欢什么家具，穿什么衣服，听什么音乐，看什么书和电影，弹什么乐器，会几种语言等），并于细微处显现我们的阶级身份。尽管文化资本需要经济资本的支撑，但文化资本却并非仅凭经济资本所能拥有，这也就是为什么人们常常对比暴发户和世袭贵族的行为差异。
而何谓正确的文化资本是由统治阶级决定的，并且通过学历、证书等被制度化。也就是说，尽管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喜好，这种喜好却是有级别高低的，而不是平等的。因此，文化资本成为了维持甚至固化社会分层的一个重要方式，而文化资本的差异往往成为人们攀爬社会阶梯的一个障碍。即便一个出身贫寒的人成功进入精英机构或者取得更高收入，“品味”、“举止”等也可能使这个人无法融入到新的圈子里而总觉得不自在。
2. 阶层差异：协力培养vs. 自然生长
那么文化资本如何体现于子女的养育上呢？社会学家安妮特·拉罗(Annette Lareau)在《不平等的童年：阶级、种族和家庭生活》(Unequal Childhoods: Class, Race and Family Life)一书中比较了不同阶级的非裔美国人家庭和白人家庭的养育方式。她发现，阶级，而并非种族，对于养育方式起到决定性作用。
无论是非裔美国人还是白人，中产阶级家庭的父母将子女看成需要精心培育的工程。他们努力通过密切的监督和有组织、有规划的活动（比如体育训练和各种校外课程、辅导班等）来培育孩子的技能。拉罗把这种教养方式称作“协力培养”(concerted cultivation)。
中产阶级的家庭中，父母把孩子当作平等的个体，花很多时间向孩子解释为什么要这么做。这样家庭中成长的孩子更懂得如何和权威人物（比如学校的老师）打交道，更敢于说出自己的想法，争取自己的权益，以及质疑权威，但是同时，因为父母的积极干预，中产阶级的孩子对于父母的依赖度较高。
而工人阶级的父母则用较少的资源培养孩子。他们主要依靠学校提供教育，给孩子更多的自主成长空间，尤其是可自我支配的业余时间，他们的孩子可能业余时间就是和朋友一起玩耍。但是工人阶级的父母往往更多的以发号施令的发式命令孩子做某件事，而并非平等对待或耐心解释。拉罗把这种教养方式称作“自然成长”(the accomplishment of natural growth)。
工人阶级成长的孩子和家庭成员关系更亲密这里的家庭成员包括父母以外的家族成员，如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表亲堂亲等，因为父母时间有限使得养育往往需要依赖家族成员。工人阶级家庭的孩子更珍惜父母的付出，更有自主性和创造性，但是这样的孩子往往不懂得如何和权威人物打交道，不敢说出自己的想法或争取自己的权益，甚至惧怕权威，也不熟悉官僚程序。
乍一看，两种教养方式似乎各有千秋：中产阶级的孩子在课余可以系统的学习更多东西，但工薪阶层的孩子更独立自主。然而，在成人后，中产阶级的孩子却比工人阶级的孩子普遍获得更多的教育成就和职场成就。这就回到了布迪厄所说的文化资本的高低由统治阶级决定这一点上。因为中产阶级的家庭更能满足学校、职场等的需求，他们的父母能更好的参与到学校的活动中，能帮助孩子及时发现问题、搜集信息、解决问题，为孩子获得更多的机会，而孩子也能更好的和老师、老板等互动以及适应职场对专业人士的要求。再加上文凭以及专业技能在劳动力市场上的重要性，导致中产阶级的孩子更可能被精英机构录用。因此中产阶级孩子的教育优势在成年后转化为职场优势。
同样的，在《机会何在？：加剧的不平等，学校，以及孩子的生活机会》(Whither Opportunity?: Rising Inequality, Schools, and Children’s Life Chances)一书中，Greg J. Duncan 和Richard J. Murnane提到高收入家庭有更多资源投资孩子的课外活动（见图表），例如夏令营、旅行、音乐课以及高质量的学前教育等，而这可用来解释孩子在背景知识、学前准备上的差距，并且直接影响孩子在校的阅读能力、理解水平等。也就是说成年人的阶级差异一定程度上在孩童时代就已经埋下伏笔。
3. 超越阶层
作为一个快要三岁的孩子的妈，我同样会因为孩子的各种成长问题、教育问题感到焦虑。孩子到底将来要不要上私校？到底要学习什么乐器？什么体育项目？等等。但是我也同样明白，各种研究数据一再表明，无论我送孩子进什么样的学校，我的孩子已经比很多家庭的孩子有了一个好的起点，并且因为我的知识背景，我对于各类儿童教育理论、知识的关注，以及我自己的教育、职场经验，我的孩子可以因此受益，而不用自己摸索或“自然成长”。
那么，面对这样的社会结构，作为父母的我们，除了好好养育自己的孩子之外，是否还可以有一些更宏大的追求呢？是否可以为改变社会结构做出一些努力呢？为什么我们还要如此纠结于“输在起跑线”上而不能做一些更深入的教育上的哲学思考呢？这是我一直在思索的问题， 也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分享、讨论、共勉。
我写这篇文章，并不是要让大家放弃对孩子的养育，毕竟没有人愿意拿自己孩子的未来做赌注，但是我们也要意识到，当我们说出“不能拿孩子的未来做赌注”或者“孩子不能输在起跑线上”这句话时，我们站立的角度是拉罗所说的中产阶级的养育方式。拉罗也提到，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父母都爱自己的子女，希望孩子具备的基本素质往往差异也不大，但落实到教育方法上，工人阶级的父母却因为财务状况、时间、个人经历等原因而无法为子女提供中产阶级家庭所能提供的帮助，而更重要的是中产阶级对于最新的教育资讯、机构和专业人士提出的教育理论等更为熟悉，也更容易接受，他们的养育方式给孩子带来的文化资本是被社会机构所加持和认可的。
4. 个人能做什么？
所以我希望在文章的最后回到社会学家常常纠结的关于能动性和结构之间的调和，即什么是我们个人所能做的，什么是需要结构性改变的？
面对庞大的社会结构，个人的力量往往显得很微小。比如，公立学校的“减负”并没有带来学校和职场竞争的减少或者改变，这也就意味着课外补习的常态化。再比如，在“少子化”的今天，孩子往往成为家庭的核心和关注的重点，父母很难不拼其所有投资子女的教育。又如，即便是再“心大”的家长也可能扛不住和别人家孩子的比较，也就是说一个家庭的焦虑很可能扩散到整个朋友圈而成为集体的焦虑。
阶层固化不是一两个家庭所能改变的，但作为父母，我们可以做到的是：在社会趋于单一评价何谓成功的时候，以更多的纬度看待和衡量自己孩子的成长；当我们处于中产或以上阶层的时候，适度让孩子“自然成长”，并且让孩子意识到，他／她的成功并非只是依靠个人努力得来的（把成功归结于个人因素是维系社会分层的重要方式之一），而是得益于父母和家庭的铺垫甚至是社会结构所提供的特殊待遇(privilege)，并能够思考如何利用这种特殊待遇改变社会而不仅是独善其身。往小了说，日常的交往中我们也可以多一些换位思考，对于不同于自己所认可的养育方式多一点理解和包容，对不同于自己所习惯的行为方式、品味等，少一些品头论足而多一些交流了解。
社会很大，但也是由每一个人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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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最需要的， 是同他们一起成长的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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