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选举新法：细节见真章

近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以全票通过修订《基本法》附件一、二，今后香港特首和立法会将依新办法选出。之前拙文（传送门：香港选举制度要改了）提到选区改大、单票制、删走区议员在选委会角色等的猜想，几乎全中。

新修订的《基本法》附件一、二共4300字，可谓周详。细品这次新法，不难发现一些饱含深意的变化，种种细节，尽显守护“爱国者治港”底线之精心与强力：

1、大财团：淡化

“商界”在香港的政治传统里有所特指，无论是循什么渠道当选，基本上是大财团的代言人。理论上，工业界（第一、第二）、金融界、金融服务界、保险界、地产及建造界、航运交通界、进出口界、旅游界、饮食界、批发及零售界、纺织及制衣界等等的代表，都属于“商界”人士。

而在旧选举制度中，“商界”专指由香港总商会和香港中华总商会两个组织选出的代表，在立法会35席功能界别里占两席，分别叫“商界（第一）”和“商界（第二）”。

大财团左右香港政局甚至特首选战，因而被叫做“造王者”（图片来源：RFA）

以往中央治港，十分重视争取大财团的支持。这些大财团获得了在内地投资的大量机会，政治上自然比较倾向建制。但这种治港模式也有相应代价。回归以来，最低工资上调、征收物业空置税、填海建公屋等一系列改善基层民生的动议，由于触动大财团的既得利益，都会遭到“商界”代表反对。当争取民心的施政都寸步难行，港府的执政基础又如何巩固？

而在这次的新法中，

（1）立法会增加了一个“商界（第三）”，由香港中国企业协会成员选出。表面上“商界”所占议席和份额都有所增加，实际上是对本土大财团政治影响力的稀释。

来自“商界国家队”的声音（图片来源：文汇报、大公报）

（2）选委会新增“第五界别”——“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有关全国性团体香港成员的代表”，使选委会从1200人增至1500人，其中第一界别“工商、金融界”比例从25%降到20%。

（3）就在这个“工商、金融界”内，也新增了15人的“中小企业界”，让基层获得了更多的发声机会。

2、专业人士：重组

“专业性”历来是香港引以为傲的特质，专业人士也备受香港社会各界尊重。他们是相对独立于本土财团的另一支重要政治力量。由于种种原因，他们长期以来都是“泛民”的主要票仓。这次新法对他们所在的组别也进行了一定的重构。

（1）科技

立法会中的资讯科技界，从1998年第一届开始，除了2008-2012由亲建制的独立议员谭伟豪当选外，长期被民主派占据。在选委会中的资讯科技界，原本由1.2万个人选票、400张团体票共同选出，上届30席全由非建制派当选。

香港立法会资讯科技界议员

新法改为“科技创新界”，变成仅由团体票产生，而且其中15席由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香港院士中提名。

香港本身有一定科研实力，“嫦娥”登月等国家重大项目中都有香港科学家的身影。新法让科学家们从实验室中走出来，在政治舞台上有一席之地。而创新型企业、生物科技、金融科技等新型企业属于经济新形态，过去的制度未有涵盖，未来大湾区发展也少不了香港+珠三角的产学研合作，正是符合“国家所需，香港所长”。

香港大学地球科学系教授赵国春，2019年获选为中科院院士（图片来源：香港大学）

（2）法律、会计

与科技界类似，各30席的法律、会计界也掺入了“国家队”。会计界中的15席在国家财政部聘任的香港会计谘询专家中提名产生；法律界中的9席在中国法学会香港理事中提名产生。

为什么法律界只有9席“国家队”而不是15席？因为原本的法律界由香港律师会、大律师公会及政府律政人员选出，前两个法律团体构成了香港法律界的多数，要面对的现实是，在港“国家队”法律组织代表性还有待提高。

香港法律界2019年的黑衣“散步”（图片来源：明报）

（3）医卫、教育、社福

旧的选委会中，“医学界”和“卫生服务界”各有30席，新《办法》将两者合并为“医学及卫生服务界”，但席位还是30个；同样地，原本各30席的“教育界”与“高等教育界”也合并成一个30席的“教育界”。

反修例风波暴露了香港教育制度的问题，而疫情初期的医护罢工事件，也让内地对香港医护界大失所望。另外一个与医卫相关的中医界，虽然30席没有改变，但上届被泛民拿了5席，新《办法》中要求其中15席由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香港理事中提名产生。

社会福利界原本有60席，上次选委会中，该界别全由泛民人士出任。新《办法》直接将社福席位砍半至30席。也就是说，医护、社福、教育界这三大泛民票仓的席位都被直接腰斩。可能是为了平衡，原本由建制派掌握的“体育、演艺、文化及出版界”也从60席砍半至30席。

3、基层：扩军

可以合并当然也可以拆分，原本选委会的“旅游界”有30席，现在从中分出30席“酒店界”。香港旅游业、酒店业是解决香港基层就业的重要产业，严重依赖内地客源，在疫情中受到重创，迫切期待通关，无论对于全民检测、接种疫苗还是健康码都很愿意接受。

选委会的第四界别里，新增27席内地港人团体的代表，还有各60席的基层社团和同乡社团，显然都是建制代表。但他们所有人加起来，都比不上共156席的港九、新界“分区委员会及地区扑灭罪行委员会、地区防火委员会”。

（图片来源：NOW）

这堆委员会是何方神圣？其存在感之低，连香港人都不一定知道。分区委员会负责康乐、文体、义工工作等等，与灭罪、防火委员会都隶属于民政事务总署，成员多数是由民政事务署委任的建制派人士，有些落选的区议员也会进入。

他们取代区议会成为地区组织在选委会中的代表，本来是“闲职”，突然晋身选委会这一重要的治港机构，肩负选特首、选议员的重任，这些“爱国者”可能还需要提高姿势水平。而负责委任的民政事务总署署长，重要性也陡然增加。

4、隐藏的“兜底条款”

新法在界别、选票等设计上已考虑得颇为周到，但还写明了“选举委员会设召集人制度，负责必要时召集选举委员会会议，办理有关事宜。总召集人由担任国家领导职务的选举委员会委员担任，总召集人在选举委员会每个界别各指定若干名召集人”。

据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说，召集人是“兜底”机制，当遇到现行法律解决不了的问题，总召集人可召集选委商讨，不需由人大常委会处理。而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兆佳说，符合“担任国家领导人职务”这一标准的港人，只有董建华和梁振英，目前看来是这两人二选一。梁振英被记者问到会否担任总召集人，他说如果自己可以做的话，“愿意为国家为香港效力”。

（图片来源：852邮报）

按照新的制度设计，有港媒推测，泛民可以取得的立法会议席，只有15-16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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