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开始的地方

2013年冬天，姜军略和龚小川每天早上4点半就要从温暖的被窝中爬起来。他俩交易的澳大利亚市场早上8点28分开市，对应北京时间是早上5点28分。因此他俩每天要在5点前赶到公司。这个点，北京的马路上只能看到两种车：拉货的大卡车，还有清洁工的车。路过公司所在地、北京北四环的北辰时代广场时，姜军略看着微亮的天空，心中浮起一种“梦开始的地方”的感觉。

姜军略和龚小川都是2013年毕业的应届生，姜军略从北大化学系毕业，兼修经济学双学位，龚小川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电子系毕业。两人凭着极强的数理分析和逻辑能力过五关斩六将，同年一起被这家名为寰富投资（Futures First）的衍生品交易公司录取。

寰富是一家总部位于英国，做传统日内人工交易的公司，2007年进入中国。2013年姜军略和龚小川加入时，公司的业务正值黄金时期，在中国雇佣了200多位交易员。当时有两位外国人面试姜军略，一位是哈佛的MBA毕业生，身高1米9的美女，之前是篮球运动员。另外一位是以色列的退伍军人，一位光头肌肉男。“我当时感觉这工作特别酷”。他回忆说。

办公室窗外的景色

公司给龚小川的感觉是“逼格很高”。和他一起去面试的有哈佛、牛津的毕业生，他入职后和公司HR聊天，了解到有每年招聘季会，有数千人投递简历，几百个人分批次参加笔试，最后北京、上海office分别只有10人被录取。

笔试包括速算、GRE逻辑题等部分。龚小川为了准备，还写了一个Excel程序锻炼自己的速算。除了多元的文化，吸引两人的还有公司良好的收入前景。他俩听说，公司在印度的交易员买房子都是“一栋一栋买”，而资深的中国区交易员一年可以替公司赚数百万美金，自己到手能有20%。

姜军略和龚小川在2013年加入寰富时，底薪不到1万元。当时互联网公司给应届生的年薪也就十几万人民币，相差不大。但基本薪资对交易员来说是小头，做的好的话，奖金能给到底薪的几倍，甚至几十倍。

对交易这个职业的新奇感，再加上足够有想象空间的薪资，都让两人觉得这份工作很有奔头。

亏得多，会有点慌

在寰富的交易室，每个交易员都有属于自己的三个字母的代号。姜军略的代号是QZR，龚小川的是OXG。2013年冬天，姜军略和龚小川新入职不久，就开始交易澳大利亚市场的利率衍生品。

“这个产品的特点就是有特别多的合约，1个期货标的，同时有8个流动性好的衍生合约，策略可以做到很复杂的程度，有点像现在的期权策略。”姜军略回忆说。

交易室

资深交易员可以八九点才大摇大摆到公司，但新交易员不行。他俩坚持5点就要到公司，才赶得上澳洲的开盘。“那时候很兴奋，每天市场波动大，因为正好处于欧债危机后期，澳大利亚经济比较低迷，不断降息。”姜军略回忆道。

新交易员分5人一组，每组分配两名导师。个性不同的导师，交易方式差别也很大。姜军略的导师是一位女交易员，排单很密集，交易特别频繁，风格细致，她带出来的团队都偏她的风格。姜军略很快发现自己不喜欢盯盘，他希望拿特别大的头寸，赌一周以上的长期的变化。

新交易员们开始交易时只拿一点点的仓位，赚了钱，再逐步加大头寸。一般来说，过6个月左右，经历过经典的“耐克勾“（一开始亏，然后赚），就能慢慢找到自己风格。如果一直亏损，交易员就会被导师邀请去谈话和辅导。

“如果亏得多，自己可能也会有点慌”。龚小川说。

龚小川记得自己去的第五天，坐在他后面的一个清华毕业的交易员头寸被改结算价，亏了几万美金。他情绪失控，气得把键盘砸碎了。“很疯狂。当时我吓尿了。”他说。

亏钱的交易员情绪不好，跟自营公司的激励机制相关。交易员的奖金和交易员为公司赚到的钱直接绑定，大家会格外在意。

另一方面，日内交易要求交易员对市场由短期事件引发的快速波动做出迅速反应。当时交易室每个人头上都有一个扩音器，用英文播放全世界的重要事件。“记得一次美国炸了土耳其，有打仗的预期，资金出现避险行为，交易价格就极速往上走”，他俩回忆。

日内交易员经常做操作是“上去赚一波，下来也赚一波”。这对交易员反应速度要求很高，交易员要先知道重大事件的背景信息，比如今早哪里打仗了，或者马斯克干了什么事，特朗普讲了什么事。

和量化交易不同，人工交易员对历史上出现很少的极端市场有更好的感知，姜军略和同事交易时，能知道某天的市场和曾经经历过的历史上某些特殊的时刻一样，然后拿着那几天的感觉来交易这天。不会把这一天当成正常的昨天或者前天。这种超小样本匹配的决策，是量化很难实现的地方。

在高强度的工作环境中，姜军略很快找到了缓解亏损压力的武器：甜品。一天中午，他触发到风控线，不能做交易。他就出去狂吃了一顿甜品，吃完就回家睡觉。第二天，再重新来过。

新人入职后，前两周的stop loss一般设在100美元，一两年后他俩的风格逐渐成熟后，一个季度的利润是自己当新人时期stop loss的1000倍，可以到10万美元。一旦亏损超过stop loss，以色列大兵教头就会把新交易员叫到办公室去，那是“非常恐怖的体验”。但是两人回过头来看，新人亏的钱其实只是毛毛雨。

所以其实当时公司们看重的，并不是新交易员亏损的绝对数，而是看交易员有否按照规则，遵循自己当时可以承担的风险水平去交易。

投资交易给人的正负反馈简单迅速，如有资深的导师带，加上良好的激励措施和个人努力等因素，新交易员往往能得到茁壮成长。龚小川和姜军略很快从每人盯一个屏幕，加到每人盯6个屏幕。他们看的市场更多，拿的仓位也更大，除了做澳洲市场，也开始做美国市场。

通宵trading后，龚小川（OXG）第一次刷到了profit和volume的Global首位（600位左右trader）

转折

自营交易的魅力是收益率超高。公司拿出数百万美金给交易员交易，公司里最顶级的交易员一年可以赚千万美金回来。而公司的思路也很清晰：招100个交易员，每个人的交易风格不一样，这样就自然分散了风险。

虽然很喜欢这份工作，但姜军略也有不适应的地方。

他不喜欢盯盘。这和他特别喜欢盯盘的导师的风格产生了冲突。为了反抗导师，他一度每天只在公司待两个小时，有时候他竟赚得比她还多。

2015年，姜军略决定离职，加入一家知名的私募做期货量化交易。他感觉自己终于自由了。

而姜军略的小伙伴龚小川，也正处于自己职业生涯的一个拐点。“那时市场对我们来说没有2013年那么活跃了”。2015年11月，龚小川刚和一位大佬聊天，讲了讲自己在做的事。过了几天，他接到大佬的电话。大佬告诉他这个事情可以“搞一搞”。

大佬投了一笔资金，刚满23岁的龚小川“初生牛犊不怕虎”，说服他在公司的导师和日本市场的交易员leader出来创业，打算自己成立一家交易公司。

龚小川作为牵头人，负责搞定所有流程。当时交易所很重视他们的业务，派了一个MD过来和他们聊。他又找了一家澳洲投行帮自己做经纪和清算。

当时还有一个新情况。由于P2P企业的影响，政府出了新政，不准新设立任何“投资公司”。龚小川找到一个私募基金挂靠。另外，他发现给交易员的奖金需要发到海外账户，要去香港开个人和公司账户。

“香港汇丰银行直接就把我们拒了，他们不知道我们是干嘛的。”后来龚小川想了各种办法，终于找到香港一家比较小的银行开了户。

最考验他的环节，是把公司其他交易员也拉出来一起创业。为了吸引交易员，龚小川把提成比例翻了倍，从之前的15%-20%提到了30%-40%。交易员只是换了一个地方，做一样的事，收入翻倍。何乐而不为？有10多个交易员陆续跟着出来了。

那段时间龚小川一边要处理创业公司的事，一边要驾驭投资人、合伙人、新交易员，又管理自己的头寸等。“感觉还是不轻松”。

更大的挑战在于新公司成立之后的运营细节。新公司的一位重要合伙人是哈佛大学的高材生，之前也在寰富工作，龚小川称呼他为“大师兄”。

第一年结束，公司本金基本翻倍，大家分钱很愉快。龚小川自己的收入比其他同龄人多上不少，很有成就感。他当时提出引入更多资金，拓展更多业务，但大师兄认为应该慢慢做，夯实基础。龚小川觉得，如果不引入更多资金，公司抵御风险的能力会很弱。但他的意见并没有得到采纳。

现在回想起来，他觉得大师兄的话也有他的道理。包括大师兄在内的公司其他几个核心决策人，都比他大十来岁左右，并且都已经无任何经济压力。他们在寰富都赶上自营交易最好的年代，当时房价很低，他们收入很高，有几套房之后，想法不再像相对年轻的自己那么激进。

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不久后，寰富北京最具赚钱能力的几个交易员陆续加入了龚小川的团队。同一时期，寰富上海出来的其他交易员也独立创业，又分别成立了两家公司。寰富出来的交易员，一下整了3家公司出来。

眼见辛辛苦苦培养出来的交易员都跑了，寰富的犹太老板当机立断，清掉头寸，变卖设备，退出中国，关门大吉。母公司靠保险和清算业务，以及在印度的七八家自营交易公司，直到现在依旧过得很好，也是全世界各大交易所的重要客户。

大交易公司的成本主要在人力，他们大约能从10个交易员中培养出两三个赚钱的交易员。所以他们必须让2、3个赚钱的交易员，覆盖掉不赚钱交易员的成本。老板意识到，只要培养出赚钱交易员，就会有人开出两倍提成比例挖走，就只有“直接止损”了。

龚小川回忆，之前寰富的高管，曾经用印度市场的例子说，交易这件事情不是架几台电脑，招几个交易员就能做的。公司在印度也一直比较稳定。“但事实上我们把这件事情做出来了，而且做好了”。他说。

他也一直在反思自己的不足。他意识到自己和小伙伴在寰富交易成功，也依赖了寰富之前的经验和技术积累。到了新的创业团队，他们没有能力培养新人。

另外，他认为由于当时自己太年轻，没有把公司的架构处理好，在股权设置上不合理。在公司理念、战略方向以及运营管理思路，决策者众多，注定有不一致的看法，这也影响到后来公司的发展。

2017年，两个合伙人陆续离开了公司。剩下的两个合伙人也都忙于交易，没专注管理。“回头来看，这也是没有把公司做得更大的原因”。

更重要的是，市场环境开始改变。2017年，澳洲的算法交易和量化交易明显崛起，一些美国高频巨头也开始交易澳洲市场。龚小川发现自己很多时候赚不到那些短线的钱了。雪上加霜的是，澳元比美元从他们刚进入市场时的1:1跌倒了0.6:1，而交易员们赚到的都是澳元，相当于收入砍了40%。以上原因，导致交易员的的收入不断下降。

2018年，收入的下降，合伙人的离开，市场的低迷，让龚小川不禁开始思考自己未来的方向。26岁的他决定出去再修炼沉淀几年。

正式离开前，他把自己的公司和另外一家从寰富分出来的、位于上海的另一家公司进行了合并。在这之前，这两家公司其实是竞争关系。

所谓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后来从寰富分出来3家，又变成了1家。

闭着眼睛也能赚钱的量化时代

2015年，先于龚小川离开寰富的姜军略加入了一家新锐的量化私募。上班第一个月，他就赶上了国内期货市场2015年商品熊市下跌周期的尾声，也是最极端的时候。

从工作第3周开始，整整一周，公司每天就有一千多万的利润。在寰富，他每天赚1万人民币就很爽，“从来没有见过有人一天赚了一千万”。姜军略很快对钱有了不一样的感知。

他在实战中学习量化投资，后来负责管理公司的产品运作。2016年，大概是他加入的第三个月，遇上A股千股跌停，“一开盘就下班了，很好玩。”

在私募，姜军略亲身经历了中国私募第一轮管理规模扩张。那几年研究只占他工作非常一小部分，他要花很多精力应付管理规模从一两亿成长到管理规模几十亿的各种事务。公司凭着成立前几年优秀的业绩，14、15年都有60%的收益，很受市场欢迎。公司也从6、7个人发展到20人左右。

“这是国内量化闭着眼睛赚钱的阶段，我当时就想着自己没有选错行”。他说。那几年他也挣了钱，分到公司的一点红利。比较起自己在寰富工作时，总被日内一些小波动和小资金的变化牵扯精力，他感叹总算摆脱了那种状态。

当时的成功让姜军略感觉到，他或许可以通过量化的交易模式实现更大的目标。之前读书的时候，他一度觉得找到和自己相似的人很难的，觉得自己是个“怪人”。但在量化私募，他第一次找到了归属感。公司很多人和自己一样，对技术有高度热情、喜爱编程、喜欢数学，喜欢二级市场。

“我在当时公司的感觉就是，大家玩得特别开心。老板能力特别强，对员工没有什么大的期待，大神带躺的感觉。”他说。

公司老板是北大数学系的毕业生。据姜军略的回忆，他不仅管理公司游刃有余，也有自己的独特追求。有时会去探访一些神秘的国家，还租下北京郊区的一座山养鸡，爱玩游戏。在那段时间，他还写了一部太空盗墓题材的小说。

“北大有这种基因，人生要玩得尽兴。老板对我影响很大，让我思考想要什么样的人生。”他说。

中国队，来了！

2021年，我在北京与与姜军略和龚小川见面喝咖啡。第一次见面，他俩对我的问题都言无不尽，知无不言，看得出来，他们虽然已经不在一起工作，却依然兄弟情深，对交易热情不减。

说起和北大的故事，两人不约而同地聊起了这样一个有趣的“插曲”。

时间回到2015年，姜军略和龚小川发现，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举办的一个年度国际虚拟交易比赛 Rotman International Trading Competition （RITC）很有意思。这个比赛每年都吸引了全球高校的年轻人才参加。他们不少人来自北美的牛校，比如MIT、伯克利大学等，比赛选手中唯独没有中国内地学校的身影。

两人一合计，决定招募中国学生，组成中国队，进军加拿大比赛。

姜军略在北京大学读书时是社团活跃分子，对于在学校招人很有心得。他去北大的BBS上发了贴，立即就收到几十封简历。

两人又依葫芦画瓢，按照最开始寰富面试自己的流程面试了北大应聘的候选人。姜军略还记得之前在高盛面试sales and trading时的题目，直接就把题目用上了。他当时和一个北大女学生电话面试。聊完之后，女生大概忘了挂电话，在那边抱怨说，“怎么这么虐啊！”。

经过精挑细选，两人挑出了4位学生，一名来自光华管理学院，两名来自物理学院，一名来自经济学院。两人又对学生进行了几轮培训，带到公司听各种交易知识。

后来在参加比赛的50多个院校中，姜军略和龚小川带领的北京大学团队脱颖而出，这几位“纯小白”出身的北大学子代表中国队参加了“期权”，“sales and trading”, “现场喊单”，“BP commodity”，“Algo trading”等比赛环节，取得了“sales and trading”类别的世界第一名。

加拿大和北美的量化圈有很多中国人，大家对他们的到来十分兴奋，他们刚到学校，就成了大家搜寻的对象。

北京大学代表队（左三为姜军略，右一为龚小川）

姜军略和龚小川（中站立者）在比赛中合影

在接受主办方颁奖时，一位做比赛志愿者的中国女孩激动地哭了。“当时真有种为国争光的感觉，我们的获奖不仅为自己，也为所有交易世界的中国人。”龚小川和姜军略告诉我。

比赛虽然过去几年了，那种一起准备，比赛，交易的快乐和团结的团队精神还让龚小川和姜军略难以忘怀。“市场价格的起伏，P&L的跳动，都让人兴奋；而我们筛选出的选手胜负欲也很强，想来参与这场‘金钱游戏’”。龚小川告诉我。

当时获奖的四位学生交易员，后来分别进入了宏观，VC，sales and trading，量化投资领域的顶级机构。他们用自己的选择，成为了新一代的交易员精神的“布道者”。

最酷的事

龚小川和姜军略回忆峥嵘岁月之余，也跟我分享了对交易哲学的不同看法。

姜军略说，“职业交易是小众而孤独的事情，难度很大”。他不建议所有人都加入。但在他眼里，交易也是能带来很多快乐的事。如果想让行业发展和出圈，需要设计一些机制，让大多数人单纯享受交易的快乐，像体育运动一样。

他说，就好像当时他和龚小川去加拿大比赛，并不涉及真实金钱的得失，争的只是排名，参加者也很快乐。

说到这，姜军略提起自己的偶像92年出生的交易员Sam Bankman-Fried。Sam曾任职于Jane Street，后来离开并先后成立了加密货币的高频交易公司和交易所。美国大选的时候，他还设计了一个加密货币的期货合约，名为“TRUMPWIN”。

这给了姜军略启发，“SBF设计的交易很好玩，娱乐性非常强”。那段时间，他看到交易圈很多人都在转自己交易TRUMPWIN的图。两天间的各种反转，仿佛交易者们自己就是总统候选人。这种设计模式社交性很强，门槛低，而且时间很短，交易两三天之后就不用再想了。

坐在一旁的龚小川则对交易态度截然不同。“我觉得交易挺痛苦的，它是反人性的。想赚钱，一定要克服人性的弱点。” 他补充说，“JJ（姜军略）可能把交易当成快乐的源泉，我是想把交易变成挣钱的事业。”

龚小川现在是一家头部加密资产交易所的南亚区负责人。好玩的是，之前在寰富他和姜军略是被印度中层管，现在他则要管理一批印度同事。

“加密货币交易所的手续费非常赚钱，基本等同开赌场。我进来主要是看到行业内金字塔尖的公司是什么状态，有机会的话再重新回到加密资产的投资交易领域。”他说。

姜军略告诉我，这一两年有个感受，量化交易慢慢变得没有那么“酷”，没有那么“好玩”，更像一个生意。“大家没有想做一个更好的产品，只是用这种模式做规模，从市场中分一部分收益就行”。他感觉自己也许也不会有机会像他之前的老板，或其他量化大佬一样，几年间赚那么多钱，也并无此打算。

更让姜军略感慨的是，大部分Quant还在别人设计的玩法里厮杀，而有一些像SBF（即前文提到的Sam Bankman-Fried）这样的Quant，已经牛到可以设计自己的玩法让全世界参与了。他们把人们从不好玩的交易规则中解放了出来。他们就像《黑客帝国》中的觉醒者，是交易世界的设计师。他说，这是自己看到的目前交易世界“最酷”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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