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系列共分为四篇文章，讲述1921~1935年间的历史故事：
1、  革命最初的时候，前传
2、  革命最初的时候，1921
3、  革命最初的时候，1927
4、  革命最初的时候，1935
本篇作为系列的“前传”，主要起一个“科普”的作用，给读者朋友们介绍一下共产国际和时代背景。
二十世纪初的欧洲大陆上，存在着很多个“共产党”。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策划成立了一个名为“共产国际”（又称“第三国际”）的机构，总部设在莫斯科。
共产国际的宗旨很简单，就是要在“世界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1921年7月23日晚，“一大”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正式开幕。
尽管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参与了会议并做了记录，但实际上当时我党还不是共产国际的下属支部。
1922年7月开“二大”时，大家才正式决定参加共产国际，成为它的一个支部。
从此共产国际开始给予我党大量的资金支持和人员培训。
值得一提的是，国民党在1925和1926年也曾两次向共产国际申请加入共产国际，但都被莫斯科拒绝。
这幅关于“一大”历史画作非常考究。谁在“主持”、谁在“记录”，都是符合史实的
组织的成长和人的成长一样，也有牙牙学语、蹒跚学步。
在我党最初的成长过程中，共产国际在某种程度上就扮演了“家长”的角色。
只不过共产国际这个家长的“育儿经验”，全都是欧洲革命、尤其是苏联革命那一套。
当这些“洋经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实操起来时，可谓是处处碰壁。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大家都知道秋收起义后有关于“向哪进军”的问题，毛泽东主张率部赴井冈山，而大部分义军领导则主张去攻打长沙。
之所以分歧这么大，是因为攻打长沙是共产国际最初的部署，赴井冈山相当于“抗命”。
因此“落草”后毛泽东受到了严厉处分，被扣了一顶“军事投机”的帽子，并被免去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
八七会议旧址。在蒋介石和汪精卫先后叛变革命的危急时刻，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和我党21名代表一起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此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著名论断，会后即赶赴湘赣边界组织秋收起义
小平同志书写的八七会议记录手稿。小平同志时任中央政治秘书，1927年底升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主要管理中央机关文书、机要、交通、财务等工作
我党成立后的14年间，经历了国共合作、北伐战争、蒋介石背叛革命、武装起义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党的领导层也先后发生了多次变化：
陈独秀时期（1921~1927，“八七会议”被免职）
瞿秋白时期（1927~1928，实际为集体负责）
向忠发时期（1928~1930，实际由周恩来和李立三负责）
瞿秋白时期（1930年下半年曾短暂主持工作）
王明时期（1930~1931，赴莫斯科后继续遥控博古）
博古时期（1931~1935，至遵义会议）
（详细请参考《风起青萍》）
可以这样讲，除陈独秀（后期已无实权）外，其余几位领导人均是由共产国际直接任命的。 
上下级关系。
而生死存亡时刻举行的遵义会议，则是我党第一次在没有共产国际代表参与下的“自发改组”。
意义极其重大。
遵义会议结束后，我党为了争取共产国际认可会议改选结果，派陈云离队赴莫斯科汇报。
可以想象，此时很多人的心情是忐忑的——万一共产国际不认可怎么办呢？
1952年陈云和邓小平在颐和园。

陈云此行可谓历尽艰辛，到达莫斯科时已是1935年9月底。
共产国际总部对于陈云的到来感到非常惊喜。

之前因为军事上的屡次失利，我党早已与总部失联，是死是活都不知道。
在莫斯科的这段时间，陈云当面向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执委会报告了中央红军向西北转移和遵义会议的情况，并详细介绍了毛泽东同志在生死存亡之际挽救红军的壮举。
就这样，共产国际第一次了解到了红军长征前失利的原因和遵义会议的重大意义。
此番莫斯科之行，陈云在政治上立下大功。
1937年返回延安后，他被增补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并出任中央组织部部长。
1935年8月共产国际十执委在莫斯科郊外。前排左二为季米特洛夫，右一为王明。季米特洛夫在1935-1943年间任共产国际老大，1938年8月王稼祥从莫斯科带回季米特洛夫“关于承认毛泽东为中共领袖”的重要口信
最后三分之一的篇幅给到“历史的主角”。

毛泽东同志在“共产国际时代”可谓是历经坎坷。
莫斯科最早注意到他是在1927年初，因为一篇家喻户晓的文章——《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时任共产国际主席布哈林读到该文后公开表示赞赏。
他认为“报告写得极为出色”，并将该文刊发在共产国际的机关刊物以示推崇。
不过布哈林在1929年即因与斯大林的矛盾被解职，直到大清洗时被秘密处决。
他的遗书——《致未来一代党的领导人的信》，在几十年后的戈尔巴乔夫时代被公开。（《苏共，1982》）
与“地位”和“权力”来自莫斯科的王明等人不同，毛泽东的地位更多是从下而上建立的。
1931年11月1-5日，中国共产党中央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叶坪召开，为一苏大的召开作最后的准备。图为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合影，从左至右为顾作霖、任弼时、朱德、邓发、项英、毛泽东、王稼祥
自1927年“八七会议”从武汉告别瞿秋白后，毛泽东就再也没有回过党中央。
此后若干年里，中央主要领导几次易人。
尤其是1931年初王明上台后，中央机关基本被“留苏派”把控着，与一线的红军队伍格格不入。
这些矛盾最终在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上爆发。
在这次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上，项英率先发难，解除了红一方面军总政委毛泽东的军权。
自此毛泽东被迫“养病”。
不久后，博古借“反罗明路线事件”（罗明时任福建省委书记）再度打击毛泽东。
和罗明一同成为被攻击焦点的还有时任会昌中心县委书记（管辖苏区三个会昌、寻乌、安远县）的小平同志。
草蛇灰线，伏脉千里。
谁又能想到，四十年后的1972年8月14日，这段历史还会被人提起，并间接的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走向（《京华烟云》）……
全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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