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5月，抗战期间驻重庆的周恩来专程赶到离江津市区三十多里的石墙院。
他此行是来看望一位病重的老人——陈独秀。
关于这段故事，当时《成都晚报》的一篇文章是这样记载的：
周恩来在朱蕴山陪同下，一走进石墙院，一股凄凉萧索之气向他袭来，不禁一阵心酸。
走进房门，只见陈独秀手捂着胃，停坐在一张木床上……
周恩来亲切地问道：“独秀先生，久违了，你好！”
朱蕴山接着说：“独秀先生，恩来在百忙中，特地从重庆来看望你。”
陈独秀说：“恩来、蕴山，你们好！你们来看望我陈某，不胜感激。”
陈独秀费力地要支撑起来。
周恩来走到床边与陈独秀握手，说：“独秀先生，你就靠着，不要起来。”
陈独秀握着周恩来的手，心头一阵潮涌，不禁眼睛模糊，往事涌上心头。
……
陈独秀是清朝末年的秀才，1901年自费赴东京弘文学院留学，后几度往返于中日之间。
作为安徽一带的“名士”，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安徽军政府都督孙毓筠邀请陈独秀回乡任职。
在安徽都督府，陈独秀谋了一个“秘书长兼安徽高等学堂教务主任”的职位。
放今天，大概相当于安徽省委秘书长兼省教育厅厅长。
“反袁运动”失败后，孙毓筠的“都督”丢了，陈独秀的“秘书长”自然也丢了。
1915年夏天，赴日本避祸归来的陈独秀住到了上海法租界嵩山路吉谊里21号。
在这里他创办了月刊《青年杂志》，由群益书社发行，次年更名为《新青年》。
自任总编辑的陈独秀在杂志创刊号上发表了名为“敬告青年”的六个原则：
自主的而非奴隶的
进步的而非保守的
进取的而非退隐的
世界的而非锁国的
实利的而非虚文的
科学的而非想像的
这便是“德先生”（Democracy）和“赛先生”（Science）的最初由来。
《青年杂志》第一期，作为陈独秀在文坛活跃的象征同时，也昭示著中国自1840年以来即将再次降临的思想风暴
陈独秀凭借《新青年》杂志一炮而红，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旗手。
毛泽东后来回忆说：
“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新青年》）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一时成了我的楷模。”
可见当时《新青年》杂志的影响力之大。
1917年1月，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后，便着手聘请陈独秀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
在一番三顾茅庐之后，陈独秀同意北上，并将《新青年》杂志的总部迁往北京。
这一时期的《新青年》大放异彩，先后发表胡适的“文学改良”，钱玄同的“废除汉字”，鲁迅的白话小说……
作为近代中国重要的思想启蒙阵地，《新青年》的思想传播直接导致了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
因此陈独秀后来也被认为是五四运动的精神领袖，人称“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
二十年代的陈独秀
北大时期，陈独秀和学校同事，时任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成为好友。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二人开始关注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并互相探讨研究马克思主义。
陈邀请李大钊参与编辑《新青年》，推动共产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
后来他们还在北大发起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是中国最早研究与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团体。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的毛泽东经杨昌济介绍于1918年的10月来到北大图书馆任助理员，在李大钊手下工作，并结识陈独秀。
当时他的工作内容主要有三项：在图书馆第二阅览室登记新到的报刊和阅览者姓名；管理中外报纸；打扫卫生。
月薪8元。
入职后不久，毛泽东就到天安门广场现场聆听了李大钊的演说——《庶民的胜利》。
11月15日，李大钊把演说稿《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一文刊登在了《新青年》杂志上。
年轻的毛泽东就这样第一次具体了解到了“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新成立的苏维埃政权并没能立即统一全国。
实际上，直到1920年2月苏联才正式夺取西伯利亚。
收复西伯利亚后，苏联打通了跟中国的陆地交通。
此后莫斯科很快建立了俄共（布）远东局，负责在中国和其他远东国家建立共产党的工作。
1920年的4月，远东局派遣了一位叫吴廷康的代表来到北京。
吴廷康是他的“汉名”，正式的俄文名是维经斯基（俄裔犹太人），被称作“第一位来华的红色使者”。

吴廷康在北京见到了李大钊，随后李大钊将他介绍给了当时人在上海的陈独秀。
到上海后，吴廷康与陈独秀多次促膝长谈，劝说他接受马克思主义，并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
于是在这一年的7月，《新青年》杂志发表宣言，正式拥护马克思主义。
不久后，陈独秀召集李汉俊、李达、陈望道、俞秀松等人建立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这是当时规模最大的一个党小组。
李大钊在北京召集同事张申府、张国焘、罗章龙、刘仁静等进步人士，在北京大学图书馆自己的办公室里成立了北京党小组。
这里面有一位关键人物——张申府。
由于后来的一些事情，今天他的名字已经很少被提起。
张申府是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的同事，他既是张国焘加入党小组的介绍人，也是周恩来、朱德的入党介绍人。
1917年毕业于北大的张申府与毛泽东同岁，二人曾一起在北大图书馆共事。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一次闲谈中，章士钊向毛泽东提及张申府的工作安排问题。
谁料毛泽东脱口而出道：“那可是我的顶头上司啊……”
1922年德国柏林万赛湖游船上合影。左起：赵光宸、周恩来、刘清扬和张申府
为了壮大党组织，1920年11月间，陈独秀给已从北京回到长沙的毛泽东也写了一封信。
毛泽东应陈独秀函约，开始联络创建长沙共产主义组织。
待到全国各地有一些党小组后，1921年7月23日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开幕。
全国各地加上日本小组，共有七个共产主义小组推选了12名代表出席大会：
上海代表：李达、李汉俊
北京代表：张国焘、刘仁静
长沙代表：毛泽东、何叔衡
武汉代表：董必武、陈潭秋
济南代表：王尽美、邓恩铭
广州代表：陈公博
日本留学生代表：周佛海
另外，陈独秀指派代表包惠僧带去了他的信件，故也算是一名代表。
共产国际方面派了总部代表马林和远东局书记处代表尼克尔斯基参加会议。
“一大”代表们后来的人生道路很多南辕北辙。
二十八年后，他们中登上天安门城楼的，只有毛泽东和董必武两人。
当时新生的我党在经费、人员培训等各个方面都有赖于共产国际的帮助。
党组织成立后不久，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便指示我党与孙中山的中国国民党合作。
陈独秀一开始很反感马林的提议，不过由于对共产国际的依赖度太高，最终不得不表示“勉强同意”。
二十年代的上海
与陈独秀不同，李大钊对于共产国际的指示理解非常到位。
我党的力量比较还太弱小了，苏联想要在中国施加影响力，必须有一个更大的“载体”。
这个更大的“载体”便是盘踞广东一带、实力雄厚的中国国民党。
于是在1922年初，李大钊受共产国际委派亲赴上海会见孙中山，成为商谈国共合作的关键角色。
当年9月，孙中山亲自主持了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加入中国国民党的仪式。
1923年初，孙中山与苏联代表越飞正式发表“联合宣言”，开始执行“联俄容共”的方针。
一时间，廖仲恺、蒋介石等人纷纷前往苏联谋取援助，共产国际也派了大家熟悉的鲍罗廷来华给孙中山当顾问。
苏联的目的非常明确，那就是改组国民党，使之成为类似布尔什维克式的政党。
1924年1月20日至1月30日，孙中山在广州主持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会上，我党党员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林祖涵、瞿秋白等10人当选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或候补执行委员，约占委员总数的1/4。
作为候补执委的毛泽东，不久后还被国民党中常委汪精卫提议出任代理宣传部长。
这可是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大官。
所以这一时期毛泽东结识了很多国民党的元老大咖。
建国后，这些“大咖”中的不少人成了政协的“常客”，经常与我党领导人一起回忆往事，谈笑风生。
国民党一大召开仅一年后，孙中山便撒手人寰。
从此百年老党进入了漫长的“政争时期”，一直到蒋介石败退台湾后才真正实现“党内统一”。
1924年广州街头的宣传墙
1927年4月6日，在西方国家驻华公使团的授权下，张作霖派军警突袭搜查苏联大使馆，李大钊被捕。
张作霖的做法相当于剥夺了苏联的外交豁免权，形同翻脸。
在最终处决李大钊前，张作霖给北洋各主要将领发电征询意见，除阎锡山没有回复外，其余均主张“立即正法”。
最值得玩味的是蒋介石的意见，当时他刚刚发动“四一二反革命事变”。
明面上张作霖还是他要北伐讨伐的对象，可在李大钊被捕后，蒋却发来密电，建议“速行处决，以免后患。”
4月28日行刑当天，李大钊是第一个登上刑场的。
他神色未变，从容就义。
苏联发行的李大钊邮票
“四一二事变”蒋介石背叛革命后，共产国际一度把希望放在了武汉国民政府和汪精卫身上。
1927年6月初，共产国际代表罗易携带莫斯科《关于中国问题之决议》（俗称“五月指示”）到达武汉。
出于信任，他把这份指示先拿给汪精卫看。
看罢汪精卫认为苏联是要把武汉国民政府彻底改造成“共产党”。
在最后做决定前，汪精卫还和苏联进行了讨价还价。
他提出要苏俄提供1500万卢布贷款援助，而莫斯科只同意给200万。
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召开国民党高层会议。
汪在会上公开了莫斯科的《五月指示》，然后主张“以和平方式遣散共产党人”。
1927年的汪精卫
“七一五事变”使共产国际和我党的力量遭到了近乎毁灭性的打击。
生死存亡之际，新来的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在汉口主持“八七会议”，确立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方针。
就这样，国共合作和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时代落下帷幕。
一个更加艰辛困难的时期即将来临。
番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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