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升西降”的历史逻辑

· 全文共 4236 字，阅读时长约 10 分钟

· 本文来源：亚当斯密经济学（刘胜军微财经出品）

作者 | 刘胜军

中美“阿拉斯加PK”之后，大国博弈的历史轮廓更趋清晰。

一月中旬，中央政法委秘书长陈一新在传达“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时说了一段值得重视的话：

• 从国际形势看，百年变局和百年疫情叠加，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中国崛起是一大变量，既是自变量也是因变量，“东升西降”是趋势，国际格局发展态势对我有利。美国遏制打压是一大威胁，既是遭遇战也是持久战。

此前的 2020 年 11 月中宣部部长黄坤明在第三十届中国新闻奖、第十六届长江韬奋奖颁奖报告会上的讲话中也指出：

•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特别是百年不遇的疫情推动形势发生深刻复杂变化。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民族复兴道路上面临不少风险挑战，但危中有机、危可转机，“东升西降”历史大势不可阻挡。

“东升西降”是一种历史大格局的研判，着眼的长期趋势、大变量。笔者认为，对这一重大趋势的判断，有很清晰的历史逻辑：

1. 在民粹主义驱动下，美国式民主在国内外都面临深刻的信任危机，遭遇历史性考验。特朗普这枚“美国民主的定时炸弹”四年后特朗普依然有可能卷土重来。推特的封杀，并不意味着特朗普的终结。特朗普顾问团队近日宣布：特朗普将开发自己的社交媒体平台，这将是社交媒体最热门的入场券，将完全重新定义这个游戏。二月底举行的在保守派大会（CPAC）上，高达 95% 的与会者希望共和党延续特朗普路线（“特朗普入狱”是共和党自我拯救的唯一机会）。

△西天懂佛特朗普

2. 美国式三权分立、联邦与州的分权，大企业集团对政治的超级渗透，导致美国已陷入“政治衰朽”的困境。《历史的终结》作者福山指出：① 美国人一贯信不过政府，由此就催生了立法部门解决行政问题的局面。久而久之，这种处理行政需求的方式变得成本极高、且效率低下。② 利益集团和游说团体不仅扭曲了民主进程，也侵蚀了政府有效运作的能力。③ 联邦政府管理结构在意识形态上出现两极分化，美国的制衡制度变成了否决制，有太多的行为方由此得以阻止政府去调整公共政策。我们当前需要更强大的机制，以力促实现集体决策。但在不发生系统性危机的情况下，我们不太可能建成此类机制。（“灯塔国”给全球来了一次现场教学，虽然场面有些失控）

下面这个三分钟的视频，你一定要看。

3. 种族问题是无解的原罪。“黑人高犯罪率----白人警察滥用暴力”这一个恶性循环已经难以打破。2020 年乔治·弗洛伊德之死，换来的不过是白宫门前多了一道名为“black lives matter”的马路。据美国司法部估计，有 1/3 的黑人男性会在一生中的某个时刻入狱——这比白人男性的概率要高出 5 倍。在美国的黑人占美国总人口的 13%，却占监狱人口 50%。这一问题，背后是深刻的经济、社会、文化难题。美国还将为历史原罪付出几代人的代价。

△意大利人民声援美国黑人

4. 移民社会的阶层固化：移民是美国社会活力与创新之源。然而，在亚洲和拉丁裔移民争夺就业机会冲击下，白人群体开始排外，白人种族主义卷土重来——白人一直视自己为“美国公司”的创业股东，新移民则是来分蛋糕的人。在种族主义者特朗普“Chinese virus”、"Kung flu"的煽动下，仇恨的火苗被燃向亚裔。

去年，纽约市报告的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比2019年增加了833%。3 月 17 日，在美国一名 75 岁的华裔老太太在旧金山市场街等绿灯，一旁的白人男子挥拳袭击，眼睛被打流血。老太太忍着痛，在附近找到了一根棍子，将男子打的头破血流。最近的亚特兰大枪击案 8 人死亡其中 6 人为亚裔女性。美国总统拜登直言，“太多亚裔美国人走在路上都感到忧虑，在过去一年每天早晨起床都觉得他们自己与所爱之人会有危险。”——写到此处，真替那些华裔川粉感到“极度悲哀”（川粉必读：雪崩的时候，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美国亚裔副总统哈里斯也说，“种族主义在美国是真实存在的，而且一直都存在。仇外心理和性别歧视也是如此。”德勤(Deloitte)的华裔高管Anna Mok在旧金山在生活，朋友劝告她连出门散步都别去。（一叶惊秋：被泼酸的华裔女子与教皇的祈祷）

不是每个华裔老太都能这么勇敢反抗

没有迹象表明拜登总统有任何解决方案：早在1982年，在日本对汽车市场的主宰导致种族关系紧张之时，美籍华人陈果仁(Vincent Chin)被两名白人男性殴打致死。凶手只被判三年缓刑、无需入狱，令亚裔群体震动。

因此，移民之国美国突然陷入了一个移民困境：吸收新移民会导致“老移民”不满，不吸收移民会损害美国的创新优势。硅谷一个鲜明特征是“IC”（Indian+Chinese），尤其是印度裔：在硅谷的 1/3 工程师是印度裔，硅谷高科技公司里 7% 的 CEO 是印度人。全美 500 强企业中，外籍 CEO 有 75 位，其中排名第一的是印度裔（籍）10 位。

5. 越来越多的美国人不相信科学，美国的社会认知陷入危机，“阴谋论盛行”，“反智主义”成为时尚。杰斐逊有言：“文明国家中，无知和自由兼具者，过去没有，将来也不可能有。”如今，美国人在“事实是什么”这一点都无法达成一致：近半数美国人相信特朗普的谎言；无数人热衷于追逐“比尔.盖茨会借助新冠疫苗向人体注入芯片之类的阴谋论”；如此多的人在新冠病毒面前不戴口罩，而是坚信“生命诚可贵，自由价更高”；如此多的人不相信诸如气候变化之类的科学……（美国人是如何变傻的：反智主义及其根源）

6. 百年疫情对美国造成严重损失。由于特朗普式的“盲人治国”，迄今为止，美国已有 50 多万人死亡新冠疫情，是一次空前的国难，死亡人数超过了一战、二战、越战美国战斗死亡人数之和。疫情造成的心理创伤更将长期影响很多家庭。此外，美国在新冠疫情面前的沦陷，也打击了美国在全球作为“标杆”的可信度。

7. 虽然美国采取了卡脖子战术，但中国制造的强大优势难以撼动：① 中国是唯一具备联合国全部产业门类的国家，在成本控制、产业链优势、快速反应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新一轮技术革命更为中国制造“升级”提供了强大推动力，中国在数据应用方面已经形成全球领先的“数据生态优势”，而在 5G 等新一轮技术革命的“基础设施”领域中国也处于领先地位。② 越南、印度等国家虽然会对中国制造带来一些分流，但这些国家尚不具备挑战中国的“系统性竞争力”。中国营商环境排名从 2017 年的第 78 位迅速跳升至 2020 年的 31 位。中国也集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第一贸易大国、第一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国于一身。在贸易战、疫情的双重冲击下，中国出口占全球份额 2020 年再创历史新高。

8. 个人主义是西方文化的突出特点，这是一把双刃剑。最近几年，个人主义的弊端开始显现：个人权利成为“不戴口罩”的理由；过度追求个人主义导致“公共产品投入”不足，基础设施陈旧；个人主义也成为“社会平等”的最大阻碍，导致“不患寡而患不均”的难题无法破解。（6分钟视频让你见识“美国反对美国”）

△“社会主义者”桑德斯惜败于拜登

9. 美国亟需一场轰轰烈烈的社会变革，而变革对领导力有极高的要求。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认为美国面临的是“结构性衰退”。换言之，这些问题都是“积重难返”，需要极为突出的领导力才有可能取得突破。78 岁的拜登总统如今连登飞机都会摔三跤，其人格魅力、精力和斗志都恐难以担当“变革领袖”之重任。拜登不是里根式的“大政治家”，特朗普则是一个自称里根的疯子。加图研究所（Cato）的Ted Galen Carpenter指出：“拜登不会像他的支持者想要的那样，或是像他的反对者担心的那样，成为戏剧性政策变革的设计师，相反，他将在政策上留下自己独特但大体上温和的印记。”

虽然拜登放言，“赌美国输从来都不是一个好赌注(It’s never a good bet to bet against America)”，但眼下美国的运势的确不容乐观。或许，拜登不知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句中文谚语。形势比人强。（《美国反对美国》：穿越时空30年的历史预言）

相比之下，中国正面临一百多年来最佳的发展状态，面临一系列发展红利：

1. 工程师红利

中国每年 STEM 毕业生接近 500 万人，为美国的十倍。中国的这一资源，意味着中国有很大机会在以数字化、智能化为核心的第四次产业革命中具有优势。正是强大的工程师队伍，才成就了华为这样的科技传奇。

2. 产业升级红利

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但总体而言还是基于低成本的“世界工厂”。但是在新一轮技术面前，中国制造业的落后反而成为了“升级的潜力”。《2017 年世界知识产权报告：全球价值链中的无形资本》通过对咖啡、太阳能电池板及智能手机这三个行业的案例分析，揭示出全球销售的制成品中，近 1/3 的价值源于品牌、设计及技术等“无形资本”。一旦中国制造升级为“中国创造”，逐步走向价值链的高端，将引发新一轮的“中国制造浪潮”。这也是美国对“中国制造 2025”深感恐惧的原因所在。

3. 消费红利

中国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崛起为全球第一消费大国势不可挡。投资家李录认为，中国正步入“刘易斯拐点之后的黄金时代”，“过了刘易斯拐点之后，劳动人口已经开始短缺，经济发展会导致工资水平不断上升，工资上升又引起消费水平上升，储蓄水平和投资水平也会上升，这样公司的利润也会上升，形成了一个互相作用、向上的正向循环。这个阶段中，几乎社会中的每个人都能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同时会形成一个以中产阶级为主的消费社会，整个国家进入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所以这个阶段也被称为黄金时代。”（做多中国（1）: 李录：中国崛起背后的历史叙事）尽管特朗普喊话美国公司回家，但以特斯拉为代表的美国企业却反其道而行之——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

4. 营商环境红利

中国经济社会长期稳定，形成有利于长期投资的营商环境，这是大部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不具备的“可预期性”。新冠疫情进一步改变了民众的观念：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民调显示，高达 87% 的美国人不满意国家现状。形成强烈反差的是，根据哈佛大学调查，中国民众对中央政府的满意度达到惊人的 93.1%。美国公关公司爱德曼发布了 2019 年度“全球信任度调查报告”显示：中国受访者对政府的信任度继续提升达到 86%，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47%）和美国（40%）。

5. 劳动力素质红利

正如奥巴马投资的电影《美国工厂》所反映的：中国人民勤劳、节俭，愿意为教育和未来投入，具有致富的强烈愿望，这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不竭动力。有句话说的好：中国的今天，是中国人民干出来的。

6. 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红利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仍有很大空间，而城市化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强大动力之一。《中国农村发展报告 2020》预计，到 2025 年中国城镇化率将达 65.5%，新增农村转移人口 8000 万人以上。这一人类历史上规模最为宏大的人口迁移进程，将带来三重红利：①“跨部门转移”带来的效率提升；② 农村人口下降为农业现代化开辟空间（下一次浪潮：第三次农村大变革）；③ 新增城市人口对消费、房地产、医疗、教育的巨大需求增量。

7、体制改革红利

“改革是中国经济最大的红利”。2013 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 336 条改革，每条都蕴含巨大的制度红利。以注册制改革为例，一旦注册制改革成功实施，将极大改变长期以来的金融错配，创造巨大价值空间。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指出，“据不完全统计,现在银行业贷款余额中,民营企业贷款占 25%，而民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超过 60%。”由于民企平均资产回报率高于国企，如果民企融资比例提升到 60%，将为社会带来数以万亿计的价值空间。除了金融领域，中国在国企改革、行政审批、户籍改革、土地流转、减税降负、扩大开放、破除垄断等很多方面都有巨大的改革红利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