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代，鲁国有这样一条法规：凡是鲁国人到其他国家去旅行，看到有鲁国人沦为奴隶时，可以自己先垫钱把他赎回来，待回鲁国后再到官府去报销。官府除了用国库的钱支付赎金外，还给予这个人一定的奖励。
一次，孔子有一个弟子到国外去，恰好碰到有一个鲁国人在那里做奴隶，就掏钱赎出了他。回国之后，这个弟子既没有到处张扬，也没有到官府去报销所垫付的赎金和领取奖励。可是，那个被孔子的弟子赎回的人，却把这个情况讲给别人听，人们都称赞孔子这个弟子仗义，人格高尚。一时间，街头巷尾都把这件事当作美谈。谁知，孔子知道后，不但没有表扬这个弟子，反而对他进行了严厉批评。
孔子为何批评“高尚”？这不是有违“大道”吗？
让我们先来看一个真实的故事吧：“女儿问我：我们家有钱吗？我说；我们家没有钱。她又说：我们家很穷吗？我说：我们家不穷。六岁的女孩似懂非懂。
前日，单位发起‘冬季捐寒衣’活动。晚上，我打理着一些我们一时穿不上的寒衣。女儿问：这些衣服给谁？我说：送给穷人。她又问：为什么？我说：他们没有寒衣，过不了冬。她点点头，一副很明白的样子。一会儿，她拿来一件小棉袄，一条围巾，一顶帽子，说要捐出去。我正想鼓励她两句，不意她一把拉下她爸爸的帽子说：爸爸，求您了，把这顶帽子也送给穷人吧！我的心一震，因女儿那小小的心。我一直以为自己富有同情心，而在这之前，我却从未想过要将自己所需要的东西送给别人。
第二天，我送她至校门口，看着她捧着那个小包裹一蹦一跳地走进校门，我的眼睛渐渐湿润。我高兴，因为她将比我富有。”

徐新华的《贫穷与富有》的故事令人感动，应该说，无论母亲还是女儿均出自一种善心，但将善心分出等级，且上升作一般意义上的精神境界，以为母亲精神“贫穷”，女儿精神“富有”，就不足取了。倘若不“将自己所需要的东西送给别人”而只是送“一时穿不上的寒衣”便不“高尚”，那是一种超越人性的为多数人事实上做不到的伪“高尚”。
鲁迅先生曾说：“道德这事，必须普遍，人人应做，人人能行，又于自他两利，才有存在的价值。” 孔子的这个弟子没有到官府去报赎金与领奖励被人们称赞为“高尚”，反证之：到官府去报赎金与领奖励的人就会被人们称赞为不“高尚”，久而久之，又有谁会主动去做这样的事呢？
只要能力许可，又有一颗充满爱意的心肯帮助人，每个人都能成为伟人。不过，这种“伟人”绝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
有人说犹太人是最肯帮助同胞的，任何一个身无分文的犹太人流落异国他乡，只要找到当地犹太人组织，就会立即解决吃饭与住宿问题。但他们的扶贫则有独特的方式：既帮助了落难同胞，又帮助了自己；换句话说，不但扶助了落难者自立，而且拓展了自己的事业。
据说，假若是一个鞋商，他先借钱让落难者在自己生意的“盲区”开设分店，并提供货源，等打开局面有了盈利再银货两讫。这种帮助人的方法是精明的，也是慈善的，体现了另一个层面上的博大。
不然，全球两千六百多万犹太人就无法创造即便是西方发达国家亦无法创造的“奇迹”：虽然不是个个富翁，但是至少不会在世界任何地方见到以乞讨为生的犹太人。
自利不等于自私；互利也不是庸俗的等价交换，而是生存法则制约下的奉献。要求人做到“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等于“逼‘良’为‘娼’”，制造谎言。利人利己，同样应该值得称道。

孔子真是一位圣人，他批评弟子的“高尚”，其目的在于避免“高尚”由非典型的偶然个例突变为典型的必然一般，从而因“小义”而失“大道”。盖因非理性的“高尚”往往会扼杀理性的“高尚”，使“高尚”脱离客观实际，成为海市蜃楼抑或空中楼阁。
有人说，这是一个刻意崇尚实用主义的年代：“我们刚刚告别生活一切领域缩减为政治的时代，一个新的缩减旋涡又更加有力地罩住了我们。在这个旋涡中，爱情缩减为性，友谊缩减为交际和公共关系，读书和思考缩减为看电视，文化缩减为大众传播媒介，大自然缩减为豪华宾馆里的室内风景，对土地的依恋缩减为旅游业，真正的精神冒险缩减为假冒险的游乐设施。要之，一切精神价值都缩减成了实用价值，永恒的怀念和追求缩减成了当下的官能享受。”在这一语境意义下，提倡“高尚”似乎有点必要，可切忌刻意。

狗年即将过去，猪年即将来临。今岁杭城寒冷，慈善的捐寒衣活动正在为政府的“和谐”走出尴尬而方兴未艾，聆听千年之前的无党无派人士孔子的“批评”，让“高尚”从贵族化趋向平民化，实乃“高尚”之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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