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12日凌晨两点，张学良的东北军卫队一营营长王玉瓒乘摩托车驶离西安城。
在城郊的十里铺和灞桥镇，王玉瓒集结好所属部队，赶赴蒋介石的住所华清池。
东北军一个营的兵力来到临潼华清池后，随即与蒋介石的卫队发生激战。
慌乱中，蒋介石由副官蒋孝镇背着翻墙逃走。
他踏着蒋孝镇的肩膀爬上围墙，纵身跳下，扑通一声跌进墙外沟里，导致腰部受伤。
由于没来得及穿鞋，蒋孝镇把自己鞋子脱下来给蒋介石，然后二人分散跑入骊山上的树林中。
蒋在惊慌失措中躲藏进一块大石头旁的洼坑中，身披薄毯，冻得瑟瑟发抖。
凌晨四点多，天色渐明。
东北军在搜山过程中发现了大石头旁蜷伏的蒋介石，蒋遂被活捉，后带回到西安城内的新城大楼安置。
12日当天上午，张学良杨虎城联名向全国各地和南京国民政府发出通电。
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就此爆发。
事变发生前的蒋介石（右）、张学良（左）和杨虎城（中）
时间回到一年前。
1935年秋天，张学良和他关外撤回来的东北军被国民政府调入西北。
在此之前，他丢沈阳、弃锦州、失热河，俨然已成为国人心中的“现代版吴三桂”。
比如当时发表在上海《时事新报》上的一首小诗，曾迅速传遍全国——
哀沈阳
   ——马君武  
赵四风流朱五狂，
翩翩蝴蝶正当行。

温柔乡是英雄冢，
哪管东师入沈阳。
注：现实中张学良和胡蝶未见过面。
张学良三十出头的年龄，正是血气方刚，哪受得了这种屈辱？   
1935年9月，蒋介石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以张学良为代总司令，统帅陕、甘、宁、青四省军队“围剿”西北红军。
其实在此之前张学良不是没有剿过共。
只是东北军各个无心恋战、士气低落，效果很不好。
我党方面，对于身为“军阀二代”的张学良也并没有多少好感。
在1935年11月13日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中，我党形容张学良为“不抵抗将军卖国贼”、“日本帝国主义忠实的走狗”。
事情的转机发生在1935年11月的下旬。
让张学良思想发生重大转变的关键人物，名字叫杜重远。
张学良和赵四小姐。赵一荻陪伴了张学良72年，其中50年为幽禁岁月
杜重远是东北籍的著名企业家，和张学良私交甚好。
二十年代他在沈阳兴办公司时，张学良还亲自投资12万元作为个人股本。
1935年的11月下旬，张学良在参加完南京举办的中国国民党五中全会后，因私去了一趟上海。
杜重远当时因“新生事件”（一次涉及侮辱日本天皇的中日外交事件）而获罪在狱中，张前来探望。
狱中的杜深受共产党秘密党员胡愈之等人影响，他力劝张学良放弃“剿共”，走西北大联合的道路。
即联合共产党、杨虎城和新疆之盛世才（《民国时期的“社会主义”新疆》），取得苏联援助，共同抗日。
杜重远的方案深深打动了张学良。
尤其是联合苏联的建议，让张学良觉得非常实际可行。
张学良是想收复东北、一雪骂名的；他麾下的十几万东北军将士是做梦都想回归故土的。
想要消灭日本关东军，靠张学良自己或是蒋介石那显然是不行的。
只能靠苏联。   
而在张学良眼中，我党即是苏联在中国的代表人。  
所以后来他才会事事都向延安发电报“告知”，邀请周恩来、叶剑英赴西安调停，并“言听计从”。
杜重远和张学良在一起的油画。杜曾在沈阳创办了我国首个机器制瓷厂——肇新窑业公司，打破日本的垄断。在其逝世一百周年之际，仲勋同志曾在《人民日报》刊发长文《缅怀革命烈士杜重远》
从1936年初开始，张学良开始成为我党的“第一统战对象”。
1月20日，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秘密抵达陕西洛川，与张学良会谈。
此次会谈历时三个小时，李克农传达了我党拥张学良为“西北抗日联军总司令”的意愿，并暗示能获得苏联军火援助。
张学良的态度也比较明确——“同意抗日，但不同意讨蒋”。
得知张的态度“软化”后，我党开始转变宣传风向，将“东北军”和“中央军”分化处理。
此后一段时间，李克农又前后两次前往洛川，与东北军达成了“互不侵犯”的口头协议。
不仅如此，张学良还指示送给红军一批七九步枪、子弹数万发，并派少校副官王政用汽车送至红军驻防地。
这一时期红军的对外物资采购都是通过东北军进行的。
比如：印钞机和纸张、油墨、无线电器材、医疗器材、药品等，由东北军用汽车送到洛川，再改用牲口转运到双方防地交界处，然后移交苏区贸易局。
在东北军的帮助下，长征过后筋疲力尽的红军开始在陕北站稳脚跟。
当时张学良与我党唯一没有谈拢的关键问题，是“反日”与“反蒋”的关系。
我党坚持二者不可分离，而张学良则主张抗日必须“联蒋”。
直到1936年4月25日，我党发布《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创立全国各党各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第一次把“中国国民党”列入抗日民族统一阵线行列。
至此，我党与张学良的分歧基本消除，“逼蒋抗日”的共同目标得以确立。
中东路事件时的张学良。1929年7月，血气方刚的张决心夺回“中东路”，不惜与苏联开战，然而却一败涂地。
西安事变之前，蒋介石或许已听闻张学良和我党接触的一些“风声”。
不过他显然没有意识到张的思想在短时间内已发生的重大改变。
1936年12月1日，张学良获得“小道消息”：如东北军不执行剿共命令，蒋便要将其调赴苏皖闽。
12月3日，张学良乘私人飞机飞抵洛阳见蒋介石，要求他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释放沈钧儒等爱国领袖。
蒋不为所动。
临别前，张学良终于亮出最后的“底牌”——他告诉蒋介石东北军“所部不稳”，邀请蒋亲莅西安加以安抚。
要动手了。
张学良前脚刚走，蒋介石后脚就亲抵西安视察。
陪同的有陈诚、卫立煌、蒋鼎文、陈继承、朱绍良等一干国府大员。
与此同时，蒋介石麾下中央军陆续开入陕、甘两省，新购置的战斗机不断在西安机场降落。
抵达西安后，蒋介石每日分批召见东北军、西北军将领，与之“餐叙”。
在单独召见东北军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张学良亲信、辖区与红军毗邻）时，蒋称“已发现其电台与共党有联络”，警告他要“服从命令”。
张学良在这几天里自然还是苦劝蒋介石放弃“剿共”，想以“至诚”感动蒋，以求共同抗日。
12月8日，蒋给出最后的答复：东北军实在不愿意剿共，就把你们调到福建去，陕甘两省空给中央军来剿共。
张学良终于死心。
次日，张学良得到关键情报——
原来蒋介石此行也有“小算盘”，张杨二人好便罢，不好便要就地削除他们的军权。
二人一合计，只能先下手为强了。

新城大院前大楼。“新城大院”是陕西省人民政府驻地，自元末明初以来，这里一直是西北和陕西省行政中心所在地，前后延续长达600多年之久。
12月10日，张学良和杨虎城正式下令行动。
为了稳住蒋介石，不使其生疑，张学良事变前一天（11日）仍到华清池与蒋介石会面，还与陈诚、卫立煌、陈继承等一起吃晚饭。
晚宴一直到十点才结束。
午夜过后，张学良率东北军重要将领和幕僚来到西安新城大楼，和杨虎城一起在此指挥兵谏。
接下来便发生了本篇开头处的那一幕。
上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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