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戈尔巴乔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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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师范大学文化产业研究发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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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6日，是戈尔巴乔夫九十诞辰，包括拜登在内的帝国主义头子都向他祝贺，我们应该认清他真面目！

漫步在广袤的俄罗斯大地上，不论是在美丽的莫斯科河边，还是在一望无际的伏尔加河平原，抑或在古老深沉的英雄之城圣彼得堡，在美丽如画的克里米亚海滨，一个强烈的感受时时激荡着冲击着我的心扉——那就是作为一个充满英雄主义精神的伟大民族，俄罗斯人民在外敌入侵面前所表现的坚强意志和抛头洒血的一往无前的牺牲精神。

如果你没有到过俄罗斯，没有对俄罗斯人民的战斗精神作一个实地的考察和了解，我敢说，你对“战斗民族”这样一个时下全球流行的称谓，你的理解肯定是表像的和肤浅的，你不会有那么真切那么深刻的感受。

一幅幅画面至今想来依然那么让人血脉偾张，这是将近100年前的画面：

1918年，十月革命的胜利，新成立的苏维埃政权，遭到英国、美国、法国、日本等14个帝国主义国家的联合围攻。在列宁领导的新生政权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俄罗斯人民以前仆后继的牺牲精神浴血奋战，凭着血肉之躯构筑的盾牌，硬是把敌人打出了国门之外，并最后打败了帝国主义联军。这几乎震惊了世界，因为当时全世界的舆论都认为，面对强大敌人，苏俄政权灭亡已是旦夕之事。

如今我们只有在纪念馆里，领略红军士兵踏着战友尸体英勇冲杀的悲壮场面，还有那写在墙上的数以万计的长长的烈士名单。没有拼死作战的血性，仅仅凭着靠工人赤卫队组建不久数量不多的红军，不可能战胜装备精良的帝国主义列强。

这是另一幅画面：

1941年，二战中入侵苏联的德军已经突进到了莫斯科郊外，敌人用肉眼已经能够望见克里姆林宫的塔尖了，苏联作为一个国家已经危在旦夕，然而，此时沉着坚定的斯大林却在莫斯科红场正举行大阅兵，苏联红军以视死如归的英雄精神，昂首阔步行进在红场上，而出了红场便直接开赴战场，那种“誓与祖国共存亡”的呐喊，气壮山河。

那样一个军民昂首阔步奔向战场的画面，至今都是一个战斗民族的时代经典。此后三年，在1700座城镇7万个村庄化为废墟，32000座工厂，6500公里铁路，1135口矿井被完全摧毁的情况下，先后有300余万苏联共产党员为保卫国土英勇牺牲，有2700万军民死于反侵略的战场，但是斯大林硬是领导苏联人民战胜了法西斯德军，把胜利的旗帜插上德国首都柏林的议会大厦，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

如今，遍布俄罗斯国土上的那些英雄纪念碑和力克强敌的英雄故事，已经成为一个民族的精神记忆，融进了俄罗斯人的血液里。那个用胸膛堵住敌人的机枪枪眼的英雄列兵马特洛索夫，那个用血肉之躯带领部队击毁德军十八辆坦克的师政委克罗奇科夫，那个曾经创造空战奇迹的歼击机飞行员阿列克谢克，还有为我们熟知的卓雅、舒拉，等等，他们的英雄雕像都高耸在城市街头，成为一个战斗民族的精神象征，供后人缅怀和瞻仰。据史料记载，3年卫国战争，被授予“苏联英雄”的英雄多达11635名。在俄罗斯，听人讲述这些英雄的故事，至今都是初来俄罗斯的人们必不可少的内容。

但是，今天，在卫国战争已经七十年后，我们行走在这浸透着英雄的鲜血和伟大精神的国土上，除了对英雄的民族和对一种精神的崇敬之外，另一个百思难解的疑问却常常萦绕于心。这种疑问，特别是每当我站立于卫国战争的英雄们的雕像前，或伫立在当年苏联军民曾经浴血作战的战场，就越发强烈：那就是这样一个富有战斗精神的从不屈服的伟大民族，这样一支不畏强敌的英雄军队，为什么在1991年8月某一天的瞬间，就突然丧失了战斗的意志和抵抗精神了呢？为什么帝国主义国家曾经用飞机大炮没有实现的宏大规划，就这样在未发一枪一弹的情况下，苏联，这样一个屹立于世界70余年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这样全世界第一个共产党的大党，忽然间就瓦解和消亡了呢？

这是我们最想探究的话题，当然我们也知道，这也是俄罗斯人民永远难以忘记的伤痛。不仅对俄罗斯，对全世界人民，这都是一次巨大的政治灾难，因为马克思、列宁所倡导的伟大共产主义运动，从那一天起陷入低潮。

不论是与俄罗斯文化界的人士交谈，还是与大学生知识分子交流，抑或是与那些普通平民闲聊，还是在战争陈列馆、英雄纪念馆的观众群里，往往会自觉不自觉地涉及这个话题，而谈及这个话题，人们又很自然很容易地涉及一个人，如今即使说到这个人的名字，俄罗斯人都是嗤之以鼻，带着难以名状的恼怒和愤恨。

这个人就是苏共中央最后一任总书记，苏联政府最后一任部长会议主席，同时他也是苏联历史上第一任也是最后一任总统，他叫戈尔巴乔夫。

关于戈尔巴乔夫，我们只是在踏上俄罗斯土地之后，才对这个人才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关于他的事情，俄罗斯人可以滔滔不绝的给你讲个没完。

不过，今天在俄罗斯的政治生活中，这位历史上苏联唯一总统的名字，似乎早已经销声匿迹了，人们对他的存在可以说早已忽略不计，虽然他自己还不甘寂寞地偶尔对某些事情想发声露脸，但俄罗斯无论官员还是百姓，对他的话已经毫不关注。因为对俄罗斯人民来说，普遍认为他毁了苏联，他葬送的是无法复制的至今人民依然忘怀的一段历史。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尔巴乔夫，1931年出生于一个北高加索边疆区的一个农民家庭，毕业于莫斯科大学，长期从事党务工作。

他虽然出生农民之家，但是在他成长的青年时期，恰恰正是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否定苏共的历史，提出“全民党”和“全民国家”的时期，这给他以及整整一代苏联青年留下了极其深刻的思想印记，在1989年苏联发生巨变的时候，这代人是主力军，对社会主义制度开始由怀疑变反对，在舆论的引导下，他们对共产主义的理想和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一步步发生了动摇直至瓦解。最后苏联共产党的终结和苏联作为一个国家的解体，这代人起到了决定的关键性的作用。而这一代人的代表性人物，正是后来当了苏共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

在俄罗斯，许许多多的书刊资料，都清晰地记载了戈尔巴乔夫对自己曾经为瓦解苏联做出的贡献的不加掩饰。在自己回忆录里，他对自己的贡献感到十分满意和自豪，认为自己为俄罗斯带来了福音。

1993年，戈尔巴乔夫与日本一位名叫池田大作的社会活动家，合作出版过一部名为《20世纪的精神教训》的对话录，在这本书里，戈尔巴乔夫直言不讳地说：“我们都是苏共20大的孩子。早在学生时代，我就已经发现，社会主义的现实同理想相差十万八千里了。”这些话，无疑把矛头直接指向了斯大林，指向了苏联社会主义制度。

他不仅把矛头指向斯大林，而且进而直接指向马克思和列宁。他说，“俄国的悲剧，就在于马克思的晚年时代已经死去的思想，却在20世纪初的俄罗斯被选择。共产主义是不可能实现的口号。”1998年，苏联在他手上已经亡党亡国多年后，他说，苏联解体在短短几年走过的路，使专制的过去已经成为历史，他认为，苏共和苏联的终结，是他作为一个政治家对苏联以及整个人类的历史性大贡献。

在俄罗斯，我们常常听到的议论是关于戈尔巴乔夫的出身。很多人认为，戈尔巴乔夫代表的是具有极强复仇主义心理的一类人。我们从来都反对以出身来谈论一个人的政治选择，但是对戈尔巴乔夫，我们却不能不另当别论。因为他自己就不加掩饰的承认，他最后的政治选择和他的出身密切关联。

他自己认为，他在就任苏共领袖之后，之所以能够做出震惊世界的政治决断，完成结束苏联和苏共的历史这样的历史，与他个人的家庭背景关系紧密。

在自己的回忆录里，戈尔巴乔夫曾经这样详细的叙述说，他的祖父在斯大林时期因为没有完成播种计划，曾被当作怠工者送进了劳改营。而他的外祖父被当作“托洛茨基反革命组织”成员，被送进监狱。他的夫人赖莎的外祖父则因为进行反革命宣传鼓动而遭到处决。所以他说他是一个“出生在大清洗中受害家庭的人”，这段历史让他终生难忘，因此，他对苏联的社会制度具有与生俱来的天然的刻骨仇恨。

如果说戈尔巴乔夫的这种因家庭出身和学生教育形成的反马克思反列宁的观念，在他的学生时代仅仅是个人的思想选择的话，那么在他掌握苏共领导大权以后，他的这种思想，就可能影响和左右着整个政党，特别是在苏联共产党已经在思想领域发生巨大变化，苏联领导集团在许多重大问题上犯了诸多错误，人民的怨恨情绪逐渐集聚的情况下，他的这种思想就可能影响和主导全党。

早在戈尔巴乔夫就任总书记之前，勃列日涅夫已经执政18年，在勃列日涅夫的领导下，整个苏共党内已经形成了贪污受贿、沽名钓誉、欺上瞒下的极坏的风气，可以说苏联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社会、政治和经济问题。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成为苏共最高领导人，当时，人民期待在新的领导人就任之后，苏共党风发生好转，人民生活能够有所改善，但是戈尔巴乔夫就任之后的作为，令人民大失所望。

上台伊始，这位新任总书记不是从自身政策的失误去寻找原因，去解决苏联经济一系列的问题，而是归咎于政治体制的严重“阻碍”，提出了一套所谓“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理论，把苏联问题的矛头指向了共产党、指向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指向了苏联由列宁开创的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可以说，在道路的这个根本问题上，他比赫鲁晓夫走得更远。

就任总书记不久，戈尔巴乔夫为了从根本上否定苏共和社会主义制度，他抛出了一个叫做“公开性”的口号。这个口号，对苏联普通百姓，非常具有迷惑性，他欺骗了苏联整个社会。公开性，本来是由列宁开始使用的词汇，当初列宁是为了密切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渠道，也是为了帮助领导机关了解人民的意愿，倾听人民的呼声。但是，如今到了戈尔巴乔夫哪里，完全被偷梁换柱，内容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按照“公开性”的要求，戈尔巴乔夫认为苏联媒体可以公开地批评党政机关，并且明确承诺，“我们的报刊，在当今这个社会发展阶段，可以成为独特的反对派。”

这与列宁的公开性完全两回事。这等于号召一切党的反对力量联合起来与党抗衡。这个大门的洞开，对苏共积累的各种问题的不满便一起爆发，再加上本来对社会制度心怀仇恨的人，一起开始聚集，形形色色的反苏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思潮，如同洪水般奔涌而出，形成了一股澎湃的恶潮。整个苏联意识形态领域彻底大乱。

于是，从1986年开始，苏联的报纸书刊充斥了对苏共对社会主义的质疑和控诉，充斥了对斯大林甚至对列宁，对苏联保卫祖国牺牲的英烈的否定和谩骂。当时，丑化共产党被看作时尚，攻击现行社会制度被称为有理论。相反，那些坚定维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却遭到无情的诽谤和侮辱。

一件事，几乎轰动整个苏联。

在列宁格勒工学院，一个名叫尼娜·安德列耶娃的女老师，是一个非常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因为对在“公开性”的口号下抹黑苏联革命历史的思潮实在看不下去，于是在报纸发表了一封题为《我不能放弃原则》的公开信。在这封信里，她对彻底否定苏共和工人阶级领导地位，对极端丑化苏共历史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种种论调，表示了强烈不满，认为这是极不正常的现象，这已经不是善意的给党提意见，完善和改进党的领导，而是要彻底摧垮这个政党，摧垮整个社会制度，进而完全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

在苏联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大国，毕竟还有一大批清醒的有正义感的共产党人。这封代表正义的来信，很快在全国得到响应，并且被许多报纸转载，在党组织内部自发性的随即展开不准“丑化历史，丑化领袖，丑化英烈”的大讨论。可以说，这是老布尔什维克们一场捍卫真理的正义举动，如果沿着这个方向走下去，苏联还是大有希望。

但是，遗憾的是，苏联党中央在戈尔巴乔夫的引导下，却走向了另一个方向。

为了这样一封读者来信，苏共中央政治局开了两天的闭门会议商讨对策，在戈尔巴乔夫的主持下，这样一个非常严肃的关乎方针路线的大是大非原则问题，戈尔巴乔夫作为苏共最高领导，本来应该给予坚持真理的女教师以鼓励和支持，至少可以允许不同意见的讨论，但戈尔巴乔夫不是这样，却反其道而行之，会议被他开成了惩罚正义力量、对“反改革反公开性势力”反击动员会。那封本来维护共产党和马克思列宁主义领导地位的群众来信，被《真理报》定性位“反改革的宣言书”，而那位写信的普通女教师，则被称为“改革的敌人”，“斯大林分子”，“保守派和党内官僚权贵的总代表。”

这还不够，为了代表苏共中央表示对这个事件的特别关注，戈尔巴乔夫做了高层人事重大调整。他认为，造成这种局面，主管意识形态的、思想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局委员利加乔夫负有直接的不可推卸的责任。于是，由戈尔巴乔夫提议，经过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把利加乔夫的工作加以调整，把原来他分管意识形态改为分管农业，他的工作由从美国回来的雅科夫列夫接替。

此后，那些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力量，遭到了残酷的打击，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言论在此之后更加甚嚣尘上，整个苏联的历史，整个社会主义的历史，已经被抹得漆黑一团。苏联意识形态领域的大堤，彻底溃塌了。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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