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为“十大元帅”系列的第七篇，讲述叶剑英元帅的故事。
叶帅的文章之前写过很多，如：
《叶剑英：吕端大事不糊涂》
《周公辅成王》
其中“吕端大事不糊涂”一篇是早期的文章，不在“十大元帅”系列内，所以在文章开篇也没有按惯例放十大元帅的定妆照。
考虑到旧文已基本介绍完叶帅生平的故事，所以本文不再以传统“时间线”的形式来记叙。
接下来我们采用小标题的方式，和读者朋友闲侃几个片段琐事。
1、幕后英雄

2、广州起义

3、舌战重庆
4、赞襄中枢
客家人迁徙时间图，叶剑英和朱德、叶挺等众多名人一样，都是客家人

1、幕后英雄
南昌起义的主角是贺龙、叶挺、周恩来、刘伯承、朱德等人，不过很少有朋友知道，其实叶剑英曾是南昌起义重要的“幕后英雄”。
在“
吕端大事不糊涂
”一篇中我们介绍过，二十年代叶剑英在国民党内“地位”非常高。

早年他不仅对孙中山有“救驾”大恩，也曾是蒋介石的得力干将。
蒋誓师北伐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的时候，叶剑英是该军麾下第二师师长，地位显赫。
而后来张牙舞爪的胡宗南等人，在当时只是团级干部。


1926年7月9日，蒋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在广州东校场誓师北伐
1927年7月上旬，叶剑英在蒋介石背叛革命、我党局面极其不利的情况下，经周恩来同意入党。
为了保密，党组织让叶剑英暂时不要和其他党员发生联系，而是继续保持国民党员的身份。
在《刘伯承》一篇中我们介绍过1927年“宁汉分流”的形势。
1927年4月宁汉分裂后，张发奎任总指挥的第二方面军支持武汉的汪精卫政府。
该方面军中，秘书长高语罕、政治部主任郭沫若和第二十四师师长叶挺都是公开的共产党员，而第四军参谋长叶剑英则是秘密的共产党员。
说来也是缘分。
此后的几十年里，叶帅长期以“参谋长”的身份示人，是军内有名的“参座”。

南昌起义前，叶剑英得知汪精卫、孙科等要诱骗叶挺、贺龙上庐山“开会”，以解除二人兵权。
危急时刻，叶剑英于1927年7月24日约叶挺、贺龙在九江甘棠湖“游湖观景”。
当时正值酷暑，湖上不少人出来泛舟游玩。

就在其中一只普通的“小划子”（小船）上，叶剑英、贺龙、叶挺、高语罕和廖乾吾等五人密会。
大家共同商议后决定：

1、贺龙、叶挺不上庐山；

2、不接受直接上级——第二方面军总司令张发奎调二人部队到德安集中的命令，而是直接率部队乘火车到防守相对薄弱的南昌；
3、叶挺部先行，贺龙部随后行动。
若干年后，叶剑英组织的这次小会议被称作“小划子会议”，是南昌起义前一次重要的策划会。
小划子会议宣传画

1927年8月1日，震惊中外的南昌起义爆发。

起义爆发后，汪精卫自然不会坐视不管。
当时南昌起义的贺龙和叶挺部，隶属于武汉国民政府第二方面军，该方面军是汪精卫手下的“王牌主力”。
第二方面军总司令张发奎原打算遵照汪精卫的命令，火速追赶叶、贺部队，加以歼灭。
谁知在动兵前的高级干部会议上，经叶剑英一番“分析”（忽悠），张发奎竟然改变了主意。
这大大减轻了南昌义军的军事压力。
那么时任第二方面军第四军参谋长的叶剑英是如何分析的呢？

他跟张发奎说啊（大概意思）：
现在叶挺贺龙率部已撤离南昌、南下广东，广东的李济深必会派兵出击；不如我们坐山观虎斗，干脆南下广东，由您代替李济深做“广东王”。
要是您现在率兵去和叶挺贺龙死拼，那得利的不就是李济深了嘛。
叶剑英的一番“宏谈”，张发奎大呼“有道理”。
随后，懂政治的叶剑英还给这套“方案”扣了一个大帽子，称之为——“实现先总理遗训，以图重新北伐”。

会后，张发奎一改追歼南昌义军的作战方案，而是把大军拉回广东与桂系军对峙，只派出一小队佯装追击南昌义军。

大军到广东后，叶剑英将计就计，联合叶挺用我党掌控的第四军一部搞了一出“广州起义”。
一箭双雕。
2、广州起义

二十年代初的广州

北伐战争后，国民政府实际已成为大半个中国的“武林盟主”。
后来“盟主”家闹分裂，蒋介石占据着江浙、上海、安徽一带富庶地区，汪精卫则占据两湖、江西一带。

而当时两广的大部分地区，实际是在桂系军阀的统治下。

二十年代桂系与国民政府的关系非常复杂，分分合合，恩怨纠结。

1926年北伐开始时，国民党留下大佬李济深任总司令部留守主任，广东省政府主席。

李济深和桂系关系极为密切，曾是李宗仁加入国民党的“介绍人”。
宁汉分裂后，蒋介石迅速将李济深收归麾下，任南京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长。
待到南昌义军南下广东，李济深便派大军到潮州、梅州一带镇压。
作为武汉国民政府的“军事实力派”，张发奎与亲桂系的广东省主席李济深向来不睦。
1927年11月17日，乘李济深离粤，二方面军总司令张发奎、第四军军长黄琪翔（叶剑英为其参谋长）在广州发动政变，驱逐桂系人员。
史称“广州张黄事变”。
“张黄事变”对国民党的权力格局影响非常深远，此处我们不表。
由于两个“国民政府”内讧，唐生智、“新桂系”（李宗仁等人）、李济深、汪精卫、蒋介石、张发奎等人斗的不可开交，给我党领导广州起义带来了绝佳的条件。
1927年12月初，张发奎在广州市内的部队仅有第四军军部、教导团、警卫团、部分新编部队和一些警察武装。
这些部队中，战斗力最强的教导团和警卫团一部，为我党所掌握。
此等大好局面让共产国际总部非常兴奋。
尤其考虑到广州的重要性，共产国际还专门派代表带来了两百多万美元的经费，共同谋划起事。

1927年12月11日，广州起义爆发。
叶剑英作为第四军参谋长兼教导团团长，任起义副总指挥（叶挺为总指挥），其所部为起义主力。
这是自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后，我党领导的第三场大型起义。
义军曾一度控制广州城，震惊中外。
张发奎自知上了叶剑英的当，在经历过短暂的惊慌后，他顾不上防备桂系军队，连夜调所部主力五万余人围攻广州。

面对张发奎大军围攻，叶挺、叶剑英力主起义军主动撤离广州。
但是撤离的方案却遭到共产国际顾问的否决。
经三天浴血奋战，因敌我力量悬殊，义军大部战死。
与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不同，广州起义有着非常复杂的国际大背景。
1927年下半年，由于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事业遭到严重挫败，斯大林的中国政策受到国内政敌托洛茨基的猛烈批评。
于是斯大林指示中国共产党陆续发动了一系列武装起义，希望在一些省份夺取政权，复制“十月革命”的成功。
因此在义军夺得广州控制权后，共产国际高层十分兴奋，要求“务必坚守”。

一声叹息……

一年后，在莫斯科举行的中共“六大”上，共产国际将广州起义失败的锅扣给了瞿秋白，认为他是“小资产阶级出身”，犯了“左倾盲动错误”。
所以1928年后瞿秋白被留在了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
而国内党的领导人则换成了工人阶级出身的向忠发。

3、舌战重庆
红军时期的叶剑英
广州起义失败后，叶剑英先是潜赴香港，后赴苏联莫斯科学习。
在莫斯科，他结识了刘伯承等人，一起接受系统正规的高等军事教育。
1930年下半年，叶剑英回到上海，并于次年春抵达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
当时第二次反围剿战争即将开始，毛泽东建议诱敌深入，而项英反对。
初来乍到的叶剑英当即表态支持毛泽东，并作为参谋长协助指挥了第二、三次反围剿作战。
两次反围剿作战后，叶的军事才能受到一致认可。
他被任命为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兼总参谋长，开启了长达十几年的“参座”生涯。
1940年中共中央南方局常委叶剑英（右）在重庆良庄看望沈钧儒（左）时留影
作为“军人政治家”，叶剑英在我党领导的革命历程中被赋予了广泛的使命。

话说在1940年春天，蒋介石精心策划了一场“全国参谋长会议”，企图制造舆论、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
当时八路军（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也接到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会议通知。
3月4日，这场“参谋长会议”在重庆举行。
在蒋介石的操纵下，会议变成了指责八路军“罪行”的声讨会。
会议一开始，蒋介石便训示道：
“我历来讲，统一军令，严肃军纪，方能克敌制胜。然而，有人公然不听军令，划地称王，拥兵自重，游而不击，摩擦不断……”
明眼人一听就知道这是冲着八路军来的。

说来叶剑英和蒋介石算是“老相识”。

面对蒋和国民党诸将领充满敌意的发言，叶剑英没有急于申辩，而是冷静地做好记录。
待一番准备、胸有成竹后，佩带国民革命军中将军衔的叶剑英缓缓起身，开始发言——
“委员长，我先报告我十八集团军的作战情况。我军一贯执行统帅部和委员长的抗战命令，在华北敌后团结广大军民，抗击敌军，艰苦奋战，成绩卓著。”
叶剑英这样开头道。
接下来，他从华北战场入手，介绍我军战略战术、具体战役战果，每一场战役都有详细敌我伤亡数据说明。

叶剑英尤其详细介绍了击毙日寇“名将之花”阿部规秀中将的涞源作战（1939年11月），并引用日本共同社的报道：
“日军将士莫不切齿痛恨，立誓尽歼共军，以飨阿部中将之英灵。”
叶剑英的发言引发了诸多参会将领的共鸣，一时间议论感慨之声不断。
讲到最后，叶剑英痛斥国民党内部的反共作为，表态“拥护委座严肃军纪，对制造摩擦者不能姑息迁就。”
反客为主。
1979年叶剑英重返红岩题词

4、赞襄中枢
在建国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叶帅的地位并不突出。
1949~1954年间，他先后任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华南军区司令员等职。
五十年代中期入京后，叶帅又奉命创办军事科学院，任院长兼政治委员。
从履历上看，和刘伯承有一点类似。
刘帅也是前期在西南军政委员会任职，后赴南京组建解放军军事学院，从事军事教育工作。
1955年授衔时，叶帅是十大元帅中唯一一位未担任过方面军或野战军主要领导岗位的元帅。
身穿休闲装写笔记的叶剑英，摄于1949年
在《徐向前：尘海茫茫枕百感》一篇里，我们着重讲过“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道理。
叶帅这种参谋出身、没有“山头”、非关键岗位（军事科学院）的特征，恰恰让他避过了六十年代政治风暴的冲击，最终“守得云开见月明”。
十年动乱初期，叶帅曾短暂出任中央军委秘书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不过在“二月逆流”后，他实际上已“靠边站”。
1969年1月，叶剑英被下放到新华印刷厂蹲点。
同年10月，因“珍宝岛事件”，林彪发布《林副主席指示第一号令》，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军队将领被迫疏散离京。
其中，朱德去广州、叶剑英到长沙、刘伯承去武汉、陈毅在石家庄、聂荣臻去邯郸，徐向前在开封，只有林彪在北京。
1966年国庆典礼上的叶剑英（右一）
1971年的“九一三事件”是十年动乱期间一次重塑权力格局的重大事件。
九一三之后，叶帅重新复出掌权，以军委副主席身份再度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这一时期，他以军方代表的身份协助周恩来接待尼克松、田中角荣、基辛格等人访华，开始引起外媒重视。
1973年8月的十届一中全会上，叶剑英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继续主持军队工作（1975年后兼任国防部长）。
至此，叶帅的地位进入“巅峰期”。（《似水流年》）
在七十年代波谲云诡的历史大势中，他成为一股可以鼎定乾坤的力量。
此后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中，叶帅步步为营，对第二代领导集体的顺利执政发挥了无可替代的关键作用。
叶剑英同邓小平等在广东省委驻地，1977年11月
陈云和叶剑英，1982年
1986年10月22日，叶剑英病逝于北京，享年89岁。
官方发布悼词中，有这样与众不同的一句话——
“在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头，敢于挺身而出，毫不犹豫地做出正确的决断。”
这句评价，很精辟。

全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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