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汪士铎一窥晚清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

对思想史的观察有助于了解历史，而汪士铎的思想是了解清末保皇人士的一个窗口，可以从《乙丙日记》那张狂的文字中窥探到清末历史涌动的潜流，而且也与几十年以后的一位反儒崇法人士不谋而合，故特此对其思想进行一番阐述。

晚清以来的思想谱系一直以来是学界重要的研究课题。一般认为，鸦片战争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是这一切研究的起点，近代史也是自1840年开始。从此以后，传统与西化，保守与激进，立宪与革命，专制与民主，这些话题被反复提及，成为永远绕不过去的课题。不过按讨论的参与度和话题的广泛度来考量，实际上直到20世纪初期，大量报社开办，各方论战不休之时，下述近代知识分子的格局才最终成型：

在大多数人印象里，近代中国的主轴是“传统派”与“西化派”的对抗。所谓“传统派”，大概是倭仁、王国维等。西化派，大概就是新文化运动中的激进派和辛亥革命党——某些观点认为，正所谓“民族主义是从欧洲学来的”，所以革命党是改革派激进的产物，是彻底对满清这一“传统中国”失望的一群人。而洋务派和改革派，大概就是两者之间，要求一个“平衡”的折衷派。总而言之，大多数人印象里，近代中国两边知识分子的共同主张就是“爱国主义”，他们的共同底线是“救亡图存”。各派之间的区别在于手段不同：一边认为救国就必须保护以满清为代表的“传统”（辜鸿铭和王国维的辫子即是个鲜明的象征），另一边认为，要爱国，就得和传统彻底决裂（所谓“汉字不死，中国不兴也”）。

认为汉字必将灭亡，却不幸先一步离开的伟大思想家

汪士铎作为一个例证，恰好证明了这个模型是大错特错的。首先，汪士铎是完完全全的19世纪人，并未参与到上世纪初的数次论战中，其日记在三十年代被出版后，虽然引起轩然大波，但是并未影响之前的思想体系，他与后来的激进主义者们也并未形成思想上的前后继承关系。不如说，这一点才是关键——何以在太平天国时期写下并在三十年代出版的《乙丙日记》，与五四青年们的某些激进主义思想如此吻合？汪士铎所反思的东西，大多出于他在太平天国乃至鸦片战争前的观察，这又是否说明我们研究近代思想史的视角应该往前延伸？汪士铎对儒家“无用之学”的批判的样本，正是在在有清一代登峰造极的训诂考证学，儒家的这一变化又为何突然发生？这里有一次强力的外力干涉，使得原本在自发演变的思想产生了不可逆的形变，这一形变又在后来的清末引起了巨大反弹，其掀起的激进主义浪潮延续至今。这个问题非常关键，因为这涉及到我们对近代史起点的定义问题。

其次，汪士铎的思想即有前述“传统派”中保皇、保满清朝廷的鲜明立场，也有“西化派”中的激进主义底色。他有着鲜明的“文化决定论”，他极端反儒反孔，他强调控制人口的必要性，他对人口与“内卷”的看法，都与五四知识分子乃至当今中国知识界的很多看法不谋而合。那么问题来了，二者到底有何根本上的共同点呢？

探索汪士铎的思想是了解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窗口。了解汪士铎有助于理解中国知识分子乃至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主轴。

汪士铎（1802~1889）字振庵，号悔翁，江苏南京人。入胡林翼幕，于其间结识曾国藩，后入曾国藩幕，为其出谋划策。曾国藩说他是“血性男子”，又说他“境遇可悯，侠烈可敬，学问可畏”[1]。胡林翼甚至称赞他是“旷代醇儒”[2]。在清末儒生眼中，汪士铎是一位礼学大家、一位经世学者。20世纪30年代邓之诚（1887—1960）整理出版他的《乙丙日记》后，汪士铎有了另一个面目——他是旧传统的激烈批评者，是个狂人，而且他的狂怪议论让人读了“头目皆疼”，以致张尔田（1874—1945）要专门出版一部《乙丙日记纠谬》来反驳他，并且将汪氏等同于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吴虞（1872—1949）[3]。

那么汪到底有什么主张以至于如此惊世骇俗呢？难道汪是一个深柜的“西化派”，只是还没有发明出系统的改革/革命的西化理论，或者手头没有足够的“思想资源”，所以只好暂时躲在儒家的壳子里，当一个异端么？（一如李泽厚之类对19世纪满清“异端”的定义）——某种意义上可以这么说，但又不能单单这么说。汪的思想主张大体有这样几个核心：控制人口、反儒颂法，以及拥护满清。

一.控制人口

经济思想史学家赵靖认为：“洪亮吉并不能算作中国的马尔萨斯，这个头衔应该归于半个多世纪以后的汪士铎。晚清时期马尔萨斯的人口思想尚未传入，汪士铎便已有了控制人口数量的打算。汪士铎的人口思想形成于太平天国起义时期，其在《乙丙日记》中将太平天国起义的根源归结于人口问题（“世乱之由，人多”），认为是人口膨胀造成了国家的动荡（“生齿日亿兆，山泽力难养”、“度其果饱温，未忍去乡党”），而维护社会稳定的首要任务就是控制人口，使其与国家经济规模相适应（“夫民不可过少，亦万不容过多”[4]）。此处甚至能看到八十年代一胎化前夕，宋健等学者用社会工程学论证计划生育必要性的影子。在他看来，土地是有限的，不断增多的人口定会造成土地资源稀缺，进而影响社会的稳定。他还认为人口增多会与行政资源形成矛盾（“官不足以官之……不为乱不止”），乃至于引发聚众造反，甚至导致人才越来越少。

为了解决心目中的人口问题，他提出了晚婚晚育、弃农经商、歧视妇女、屠杀民众等办法。汪士铎是中国近代倡导晚婚晚育的第一人，认为应该“严禁男子二十五岁以内，女子二十岁以内嫁娶”。同时，他对农民的厌恶之情也令人咋舌（“天下最愚、最不听教诲、不讲理者乡人。自守其所谓理而不改，教以‘正’则哗然动怒，导以为非为乱，则挺然称首”）。不同于以往重农抑商观点的出发点，汪士铎认为农民的生育数量一直很高，而城市商人的生育率更低，因此才提倡农民经商。

汪士铎还认为，防止人多的关键在于控制妇女数量（“女多，故生人多，而生祸乱”），并由此派生出杀伤妇女的主张（“长治久安之策，弛溺女之禁，推溺女之法，施送断胎冷药”），他为了保证自己的主张得到执行，设计出了一系列配套措施——“立溺女之赏”、“严立妇女之刑”、“妇人严禁文绣之技”、“家有两女倍其赋，……严再嫁之律，犯者斩决”【5】。除此之外，他还要求“非富人不可取妻，不可生女，生即溺之，既生子，而形体不端正、相貌不清秀、眉目不佳者皆溺之，即皆佳矣，亦可留一子，多不可过二子，三子即溺之，吃冷药使勿孕”、“立清节贞女之堂，广施不生育之方药”。也就是说，他要求淹死刚出生的女婴，给妇女服用打胎药物，对生育多的妇女施行金钱处罚。他把这种控制人口的办法当作救世的良方，“行之三十年而民可渐减，行之六十年，而天下皆富矣”。

汪士铎为了实现消灭七八成人口的目标，热烈期望着各种屠杀（“草芟而兽猕之”、“天不以刀兵消息之，何法处此”、“天不行疫使人死，女子格外多寿”、“水旱疾疫”）。汪士铎就是这样在《乙丙日记》中竭力赞美和追捧令常人闻之色变的天灾、人祸和瘟疫的。

二.反儒颂法

汪士铎并不是一个陈腐的老儒，他激烈地批判“传统儒家”。他在日记中用“过仁酿乱，过文无用”、“迁腐”、“浮夸”、“空谈”这种词语来责难孔子，认为现实世界要讲霸道而不是王道。对于孟子，他评为“无理取闹”、“大言不惭”、“惑世诬民”的“害人精”。在他看来，仁义道德是不能治国的，只有使用武力才能控制社会（“立太公、周公、孔子于上，而以韩、申、商，又辅以白起、王翦、韩信，配以管仲、诸葛，则庶乎长治久安之道矣”）。他提倡的十四徳（“城府阻于洞壑”、“机械捷于般倕”、“明睿炳于水鉴”、“灵警敏于鬼神”、“断制决于齐斧”、“勇敢鸷于雕隼”、“谋谲诡于良平”、“武略百于起翦”、“矫捷奇于猿猱”、“言辩敏于苏张”、“巧诈给于汤宏”、“残忍过于闯献”、“深刻倍于商韩”、“威力迈于贲育”）也没有一样不是反对儒家的。

汪士铎认为儒家的王道、仁爱是没有用处的，应该要严、要杀，主张“爱克”与“威克”，认为民之“畏威”甚于“归仁”，人民既然只畏威而不慕仁，则“威克之功大哉”，则此时治理天下，不但不应行仁爱，反而“要至不仁”【6】。他在日记中经常把满清的失败归咎于仁义，他认为满人错在过于仁义，杀得不狠，杀得不多——对于熟知历史的人来说，仅这一条就足够反常识了。他曾在太平天国起义中向满清献策，召募江淮一带“诸剧盗”，以加强清军的战斗力；杀光狱中的囚犯以防暴动；将城外附近的房星、船只、木料、粮食，一律烧光抢光，以断绝太平军的凭借【7】。他就是这样不断赞扬、呼唤凭借暴力、动辄屠杀的治理方式的。

在汪士铎看来，应该以“能杀敢杀”作为各级官员的选拔标准，“各级官员均以威断多杀为贵，有言仁慈不嗜杀者立斩” 。并提出把“光棍游荡少年”编入满清军伍，来提高杀伤力，以对抗太平天国。他还提出定额杀人：“各州县以岁杀光棍三十个、盗五人为称职，割取左耳送刑部验收，如果杀的是“贼”不是“盗”，则两个“贼”抵一个“盗”。乃至于叫嚣“各总督以岁杀万人为定额。”

三.拥护满清

汪士铎在日记中对于妇女和儒家大加批判，却真心实意地颂扬满情。他说“今日岂少廉吏？”、“今国家可谓至仁，行王政，行仁政矣”。在他眼中，满情不仅大仁大义，而且比得上三代之治（“今日之法度规画，虽使尧殚周孔为之未必有过于今日之治平，虽唐虞三代之盛，未必愈此”）。

他极度反感汉族自古以来的华夷之辩，声称华夷之分是荒谬的、无聊的——“夷狄者，古人之私心而有激之言也”，绩溪人士说清朝的冠服不如明代，汪氏反驳说明代人的冠服也不是三代之法服；绩溪人士说满人名字译音甚怪，汪氏说经书中也有这一类怪名字。他说“夷”之一名不能成立，所谓“中国”，也是一个逐渐形成的概念——“所谓中国者，渐拓渐广，遂取古人所谓夷者中国之，然则后人安见不六合一家无所谓夷也”。究竟谁是“中国”，谁是“夷狄”，根本没有定界，他认为如照着现代人的议论推下去，“伏羲神农舜禹文王为夷”。他甚至反对历史上以汉族为主的正统论【8】。在当前的舆论生态里，大多数知识分子也赞同这一点。他们经常引述元儒许衡对韩愈原文的篡改版本——“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来论证中国只是供各民族胜者随意摘取的一顶帽子，而不是汉族的民族国家。不消说，汪士铎的华夷观，又跟当今的主流民族观和对“中国”这一词的解释不谋而合。

四. 两种被遗忘的视角

前文已经说过，汪士铎不能用简单的“传统”与“西化”（或者说“激进”）来概括。他一方面捍卫满清朝廷的正统性，一方面有很多激进主义言论。为了解释这个矛盾，笔者提供两种视角：

首先，是一个一直以来被忽视的问题——当我们谈论传统时，指的究竟是谁的传统？所谓文化，是易于随着社会经济制度的变迁而流动转变的，且经常被迫为统治者服务。儒家文化这一传统就变过很多次——从孔子到董仲舒，从宋明理学到陆王心学，不同时期人们谈起“儒家”时所想起的东西各不相同。然而就儒家的民族观来说，从春秋时期一直到宋末，都遵循着“华夷之辩”的春秋大义未曾改变。但是到元初，受第一次彻底的神州陆沉的影响，儒家被改造、被篡改了很多，许衡将韩愈的“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今也举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几何其不胥而为夷也？”（明显的反问句）篡改为“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中国入夷狄则夷狄之”（变成了断言）并为蒙元统治者服务，这一影响深远的嬗变就是在这一时期。到明初，朱元璋清理蒙元胡俗，大力启用方孝孺等儒者，重铸华夷之辩，将文化从蛮族的武力之下解放，重新安置在自发的轨道上。明中期发展出的王阳明心学，便是儒家文化重新自发演化的结果。

但是到明清易代之后，自发演化的轨迹再次被打断。以雍正做《大义觉迷录》，用五伦君权来力压华夷之辩，并杀吕留良全族以儆效尤为标志，满清统治者开启了全方位的文字狱。明末清初的历史当然是重灾区，无数藏书被焚毁，数万人被杀头或开棺戮尸。君臣之义被无限拔高到远远高于春秋大义，满人殖民汉人这一无可争议的事实被深深地埋藏起来。钱穆回忆说，他小时候甚至不知道皇帝是满人，这就是极权洗脑带来的后果。而汪士铎所谓的“传统”的一面——即他尊满、保皇、解构华夷之辩，将“中国”的概念从汉民族的民族国家中抽离出来等等思路，其实都是满清一朝所形成的传统，其间不过二百年。这样看来，汪士铎不如说是一个完完全全的激进主义者，他既反诸如“仁爱”、“多子多福”之类的传统价值观，也反自孔子以来一脉相承的华夷之辩。

需要注意的是，异族极权带来的高压渗入汉人社会的每一处毛细血管，除了被文字狱直接牵连波及的数十万人以外，其他文人百姓都不得不扣字、焚书以自保。在这种环境下，“自由地思考”当然是天方夜谭，空有一肚子墨水的文人们只能埋首故纸堆，以训诂考证为生，并强行拔高自己这一行为的意义（所谓“恢复三代之治的本来面貌”）。这才是汪士铎所批判的“无用的儒学”的真面目——在极权高压下嬗变的考证学，本来就“不敢”有用。汪士反儒学而不反满清，反受害者而不反加害者，足见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们欺软怕硬的真面目，这一面目即使在今天也屡屡得见。

除了区分传统的来源以外，另一种视角是彻底抛弃所谓“传统——激进”的模型，重新以民族角度来思考问题。如前一段所述，即便是传统，也分为汉人传统（华夷之辩）和异族殖民传统（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那何不抽出“传统”这一层中转概念，直接以民族视角来思考问题？这就是笔者接下来要讨论的。

五. 汪士铎的思想来源

我们可以先与其他民族做一比较。

不说深受儒家影响的汉族君主，汪氏的想法甚至也和其他正常（指未被殖民）民族的君主截然不同。汪出生的前一年，拿破仑成为法兰西共和国第一执政，汪出生的第二年，拿破仑称帝，法国靠着人口优势和拿破仑本人的的才能横扫欧陆。随后，俄罗斯也称霸欧洲，其凭借的是俄罗斯民族的“地大物博”——直观来说，就是源源不断的可动员人口，他们被敌人成为“灰色牲口”。

对正常君主来说，任何时期“人多”都代表“税多”，在燧发枪时代，人多更意味着战场上的兵力多，减少人口对他们来说有什么好处呢？只有满清和奥斯曼这样的极权殖民国家才会恐惧主体民族的人口。对满清来说，治下人口增加会让极权统治变得困难，特别是在体量为王的燧发枪时代，汉民族人口越多，反抗满清就越容易——就算太平天国最终被镇压，捻军和其他起义军依旧此起彼伏。唯有尽可能减少汉民族人口，才能从根本上保住满清殖民帝国的存在。这可能便是汪氏一切“离经叛道”之举潜意识中的出发点。当看到人民的反抗已经不可能通过麻醉来敷衍，知道自己深爱国家的合法性荡然无存，只好寄托于屠杀和恐怖手段。“保满清”才是汪士铎的根本目的，爱（清）国才是他反民族主义、反儒、歌颂杀人的原因。汪氏看待汉民族的心态，与奥斯曼苏丹看待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的心态如出一辙，手段也是如此的相似。这种心态，也是在1848年欧洲民族之春时，各民族日益觉醒反对外族统治的趋势下，各个绝望的外族殖民者和其忠诚的殖民地本土臣仆的共同心态。

那么汪是一个“深柜”的西化派或曰“前西化派时代的西化派”么？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的。我们必须承认，激烈反对汉人民族意识、声嘶力竭地歌颂满清的汪氏，是一个虔诚而狂热的“爱国主义者”——但不是民族主义者，他与下一代知识分子（所谓洋务派与改革派）最大的差别，在于对儒家的态度。洋务派试图用改良挽救满清，用西方的国民主义教育消解汉人的民族意识，增强他们对满清版“中国”的归属感。改革派的思路也差不多，只是把工具换成了立宪和激进主义，比如康有为所鼓吹的世界大同。

总而言之，汪与后两者并无本质差别，都是在保满清的爱国主义支配之下的爱国之举，区别仅在于手段。作为“老前辈”的汪主张以杀戮和彻底摧毁汉人传统的方式保满清，在历史证明这条路走不通以后，后来的洋务派和改革派转而打意识形态牌，试图用“儒家”和“中国”的概念消灭汉人的民族意识，掩盖满清对汉人的殖民。奥地利的日耳曼人为了塑造对意大利统治的合法性，勾结天主教，试图塑造新的天主教共同体，并为之大声唱赞歌；奥匈帝国建立后，哈布斯堡家族为了镇压马扎儿人、各路斯拉夫人乃至日耳曼人的反抗，转而试图构建“审美民族”这一新的共同体。洋务派和改革派之类爱殖民帝国的人也是如此运作的，他们不再像汪氏那样反对以儒家为代表的意识形态，转而加紧篡夺对儒家的定义权，彻底改造儒家，使之成为消灭汉人民族意识的工具。

新一代的爱国者们也确实成功了。在满人支持者觉得儒家的华夷之辨、鼓励生育、鼓励宗族和小共同体、仰慕大同之世动摇了皇清统治，并养出四亿多汉人毁了他们多民族的和谐的大岱清固伦的时候，第一批留洋的清儒却觉得西方近代民族国家就是三代之治，也不认为西方这些制度和儒家的追求有什么根本性的区别。等到爱国者们转而试图改造儒家，制造出超民族的“儒家共同体”来反对汉民族以后，康梁时代的新一代儒生就普遍成为了保教保国的信徒，宣称被洋人统治就是儒家的灭亡，是彻底的亡国灭种，邹容在《革命军》中骂他们不知道自己已成满清野蛮人的奴隶，却不愿意做文明人的奴隶，想想也颇有道理。

在此爱国主义形势一片大好之际，汪氏当初的直白反儒反倒成为新一代“爱国者”们赞美儒家、以儒家忠实信徒自居的绊脚石，“后辈们”纷纷对汪氏避之不及。无论是打着儒教保教旗号对付太平天国的曾国藩（曾国藩倒是也奉行对太平天国占区汉人的大屠杀政策，通过最大限度减少汉人人口来维护满清统治，看来与“多一个亚美尼亚人，奥斯曼帝国就多一分危险”所见略同），还是日后搞洋务的张之洞，都需要拿儒家来塑造“满清正统”、“儒家文明团结一致对抗洋人”的形象。讽刺地想，汪士铎当初可能也在潜意识里知道有害于同行们的保皇大业，才不同意刊行自己的日记吧？

六.近代史的主轴——“满党”和“汉党”、“保皇党”和“革命党”的对抗

清末的吴研人可以视作汪士铎的镜像。吴主张“恢复旧道德”——他起初完全拒绝一切时髦的新文化，后随着时间推移，慢慢接受了一部分，但终究还是心心念念“旧道德”。在上海见识了“西洋文明的电器”后，吴研人开始转变，转化为反对维新，但赞赏洋人的器械。这与某些“顽固派”颇为相似，不同之处在于，吴研人极度仇恨满清和少数民族的殖民统治（对西方人倒是不甚关心），一门心思想着对蛮族斩尽杀绝，以至于在他的小说里贯穿始终的主线就是对蒙古人——实际上映射的是满人——的屠杀。

类似吴研人和汪士铎这样的镜像还有很多，1644年以来，汉人历史的关键并非进步与保守的冲突，而是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殊死搏斗。爱国主义，爱的是满清国；民族主义，要的是汉民族的独立自强，故而这条线也可以被简化为满汉之争。天理教也罢，太平天国也罢，林爽文也罢，这些希望建立起传统汉人王朝的人们虽然在某些领域显得保守（当然，他们如果成功，日后也不会排斥进步），但因其反满，就仍属于革命派；而孙中山和秋瑾等人在政治制度维度赞赏共和制度，可以算是“激进革命派”。

前者虽然保守，也是要革命的——因为满清的中国是异族统治，理应被推翻。实际上很多保守的汉人反倒对加入革命、摧毁满清非常热忱，因为民族革命和民族解放本来就不需要“非得进步，才能革命”，革命和进步这两个概念本来就是解耦的，把他们混为一谈才是一种政论戏法。只要外族统治存在，那么本民族就有权利革命，拿回自己的当家做主的权利。拿破仑统治西班牙的时候，西班牙“反动教士”和“进步知识分子”一起向法国入侵者发动进攻；拿破仑进攻莫斯科时，俄罗斯最保守的人和最西化的贵族也同样一起动身反抗拿破仑——正如《战争与和平》里所反映的一般。保守主义者参加民族革命，这压根不是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命题，真正值得讨论的是——满清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政权？

满清治下，汉人的生活非常困苦。《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农民卷》介绍，普通英国农户一年消费后可剩余11镑，约合33～44两白银。而一个中等中国农户一年全部收入不过32两，而年支出为35两，也就是说，辛苦一年，还要负债3两才能过活。所以一旦遇到饥荒，普通人家会立刻破产，卖儿鬻女的情况十分普遍【9】。吴宾的《论中国古代粮食安全问题及其影响因素》一文记载了历代粮食人均占有量，秦汉为985斤，隋唐为988斤，宋代为1457斤，明代为1192斤，而乾隆年间仅为780斤。是什么导致了饥饿呢？在汪士铎看来，是人口过多。既然如此，为何不允许汉人向东北广袤土地移民开拓呢？为何不开放柳条边或者支援扩殖南洋的汉人？——为了给满人留下后路，满清必须这么做，这已经说明了这个政权的异质性。

军事上同样如此，满清出于防汉抑汉的需要，不允许发展火器，因为一旦大量装备新式火枪，人数众多的汉人在军事上获得的提升要比满人大得多，力量的天平就会失衡。无论西方使团带来的火器，还是民间汉人发明的连发火铳，亦或是在清准战争中缴获的新式大炮，都被满清皇帝弃之不用或牢牢封存。军事上的倒退导致了清末一连串的军事失利，最后竟成了知识分子们反思汉人“民族性”的原材料。

马戛尔尼说得再直白不过：“这个政府正如它目前的存在状况，严格地说是一小撮鞑靼人对亿万汉人的专制统治。”这种专制统治有着灾难性的影响。“自从北方或满洲鞑靼征服以来，至少在过去的一百年里没有改善，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成为半野蛮人。”【10】

满清治下的诸多怪相足以说明，从所谓“传统”和“西化”的角度理去解满清治下中国的近代史，并把革命派当成是改革派的激进产物的行为是行不通的。实际上，中国近代史只有两派：

一派是革命党，从天理教和会党这些复刻朱元璋之路的传统领袖开始，到鸦片战争期间支持盎萨人、对满清冷漠的两广士绅，再到集众人之大成的洪秀全，捻军、林爽文等其他其它前仆后继的革命领袖，最终是吴趼人甚至章太炎，这种“保守民族革命”的思想路线始终存在。孙中山等走共和路线的“开明革命派”与前者略有不同，他们认为农民起义——威权君主——重建汉人政权的路线已经不合时宜，而可以尝试一步到位直接建立汉族共和国。可以认为他们是当初那些认为西方实现了“三代之治”的19世纪“大儒”们的继承者。虽有制度偏好上的差异，但两方在消灭满清的优先级上全无分歧。

与他们截然相反的是满清忠臣——保皇党。这一派以林则徐和魏源为起点。满清是一个典型的前燧发枪时代（即冷热兵器混合时代）产物，是靠大炮和骑兵统治的外族军事殖民帝国，它的性质与莫卧儿帝国、萨法维波斯和奥斯曼土耳其完全一样。这种帝国在燧发枪时代到来之后，就变得无力在战场上对抗欧洲那些实行总动员的现代民族国家，同时也难以镇压受其统治的其他民各族。在这种情况下，“忧国忧民”的林则徐和魏源为了延续满清的统治，倡议“开眼看世界”（讽刺的是，汉人当初就是在满清的屠刀下被迫“闭眼”的）。他们认为满清的武力优势已经无法维持，必须通过学习才能保持武力优势，镇压汉人。他们这一思路的后继者曾国藩看到太平天国打出的宗教旗号后，如同1848年欧洲那些高举天主教大旗镇压民族革命的外族统治者一样，依样画葫芦，举起儒家大旗，以此为法理镇压汉族的民族革命。而汪士铎看到了儒家对于满清统治的“无用”，所以说了真心话。

此后张之洞提出了系统模仿西方，重建军队，并输入爱国主义教育等一揽子方案。以康有为为代表的改革派则发明了提倡学习西方制度、建立儒教、大肆宣扬“爱国主义”（可类比为奥斯曼主义）的新路，梁启超和严复们也先后编造出“文化论”和“现代化论”给满清开脱，一起衍生为激进主义——“彻底改造旧社会，以建立强大的新国家”，此举进一步规避汉人的民族意识。最终在新文化运动中，逐渐汇聚成了“就算满清灭亡，满人皇帝不复存在，汉人也会建立一个没有满人皇帝的新满清”这一断言。

这个脉络是非常清晰的，所谓“儒家”也罢，“传统”也罢，都只是“保皇”（爱国、爱满清国）的工具。只要符合满清的利益，儒家可以被捧到天上（康有为），也可以被摔到地上（汪士铎）。只要符合满清的利益，汉人可以一方面被剥夺自己的语言（汉字拉丁化），一方面必须留着辫子之类的所谓“传统”。王国维之流的保守和批判国民性全面西化的所谓进步，在结果上是一丘之貉，都起到了给满清脱罪的作用。就如同孙中山敬重朱元璋与洪秀全一样，保守和进步，都只是革命派和保皇派各自内部的工具罢了。

七.结论

近代史（以及近代思想史）真正的开端是明清易代的1644年，这之后满清一方面实行“诛戮汉人，抚养满洲”政策，如同蚂蝗般不断吸食汉人的血液；一方面用遍布各地的八旗和满城散步极权政体的权力触须，将汉人社会牢牢禁锢，阻碍了任何自发进步的产生——这导致中国长期落后于西方，并在1900年甲午战争败于日本后刺激出了激进主义的思潮。

满人施加的赋税极为沉重。满人统治者立国的基础，就是过于沉重的高额赋税”，同时“使汉人出资以养旗兵，而因以防汉”。汉人须承担八旗俸饷，每年总数数百万至千万两之巨。咸丰时期满汉俸饷两项“统计二百余万，汉人所得者十一万有零。发捻乱后，俸饷减成，光绪初年，旋复旧额，是满人俸饷仍占汉人十之九。”【11】

满人又大搞文字狱。满人的文字狱规模是明朝的十倍之多，而且极为残酷，动辄满门抄斩，使社会思想停滞，流行金石与考据之学。明朝沦陷之后，作为异族统治的清朝，对于文化方面的统治与其说是重视，还不如说是敏感。禁书运动在清朝达到了空前绝后的程度，其禁书范围之广，查禁手段之繁，刑罚处置之重，是没有哪个朝代可以比拟的。【12】

要想解决满人统治的弊病，就要强调华夷之辩；为了打破“共同体统治共同体”这一牢固的殖民结构，只有“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意图保满清的人，自然不能放任民族主义的传播，他们矢志不渝地把导致社会弊病的责任推到异族统治之外。

我们可以看到，汪士铎把原因推给了人口和文化。所以他强调不惜以屠杀的方式消灭汉人人口，强调对汉人文化的批判。他用乖张大胆的思维批判他所见到的汉人社会的一切，咬牙切齿地宣称一切都是汉人自己的原因。对于满人统治者却大加赞颂。他要求减少汉人的人口以便于满人奴役，希望满人使用蛮横强暴的手段控制汉人——实际上满人一直以来就是这么做的。满人入关时屠戮汉人一亿以上，不断地弱汉、贫汉、疲汉、辱汉、愚汉、虐汉。没有暴力与欺诈，满人的统治一天都维持不下去。

索尔仁尼琴曾说：“除了谎言之外，暴力没有任何东西可作护身符”。满人的殖民统治导致社会困苦不堪，为了降低他们统治的成本，他们必须把社会困苦的责任推给别的因素：

要推给人口，人口太多导致马尔萨斯陷阱，社会资源不足；

要推给文化，文化低劣导致“内卷”而无法现代化，社会发展缓慢；

要推给种族，黄种人天生低劣，注定比不过白人；

要推给地理，中原低于所谓“内亚”，一定要被输入秩序；

要推给传统，封建君主专制传统，破坏了现代化进程。

总之，保皇派（无论何时）为了维持殖民统治，倾向于把原因推给除政治以外的一切因素。只要有人相信保皇派的说辞，反对人口增长、反对自己的文化传统等，而不是去反对殖民者，那么殖民者面临的压力就会陡然降低，变得更容易维持统治。如果一个民族全都相信了这些狡辩的鬼话，殖民者的江山自然就如同铁桶般稳固了。

今人大谈保守进步二分，大谈文化决定论，只不过是步汪士铎之后尘罢了。有人说，中国近代以来大多数知识分子，无论是保守的还是进步的，求的都是“救国”之路，都是“爱国”的。此话着实不假，大多数知识分子确实都是爱满清的保皇党，孙中山和辛亥英烈们是少数，钱穆们在知识分子圈子里也是异类，天地会哥老会等会党们也没有话语权。这样看来，大部分知识分子可不就是“爱国”的么？这是全体汉人的悲剧。

最后，有一个简单的办法可以快速区分谁是“汪士铎”。伏尔泰曾说：“假如你想知道是谁控制了你，那就看看谁是你不能批评的人”。政治的原则是权力与责任对应，即权力越大，应该承担的责任也越大。如果有人不批判掌握权力的人，只盯着没有掌握权力的那些因素穷追猛打，那他一定就是为了保皇而转移话题的人，他就是当代汪士铎。

参考文献：

【1】《曾文正公书机》卷十一，《复胡宫保》（东方书局本）

【2】《胡文忠公遗集》卷七十五，《复严方伯》

【3】《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

【4】嘉木.汪士铎中国的马尔萨斯[J].绿叶,2005(07):50-51

【5】张仲民.从《乙丙日记》看汪士铎歧视妇女的思想[J].史学理论研究,2006(02):144-151

【6】《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

【7】胡思庸.汪士铎思想剖析[J].历史研究,1978(02):30-45.

【8】《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

【9】《饥饿的盛世》

【10】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

【11】姚念慈，《“康乾盛世”与历史意义的采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