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闲不要太大力——与复旦教授姚大力商榷

姚大力，1949年生人，历史学博士。现任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特聘教授。姚大力教授是国内研究元史的重要专家，可是，姚大力教授的学术水平相当低下，他文章中的错误数之不尽。随便选取一篇文章进行细读，就可以知道姚大力造谣传谣到了何等地步。

在2015年10月9日《文汇报·文汇学人》上，姚大力教授发表了一篇名为《中国历史上的族群和国家观念》的文章，我们可以以这篇文章为例，谈谈姚大力教授都在哪些方面犯下学术性错误。

1 对《宋史》材料的错误引用

姚大力教授认为，中国历史上政治认同支配了族群认同。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姚大力举出了一个所谓“最为人所知、但又很少为人详知的例证”。

姚大力提出：“文天祥之死，并不是出于今天许多人以为他之所以要死的那种民族主义立场。现在我们提到他，不是要批评他为什么没有表现出今天人们希望从他身上看到的那种民族主义立场，而是在充分肯定他的伟大的同时还想强调，我们不应该把他原来没有的那种意识硬塞在他的脑子里，然后再装模作样地去歌颂一个虚假的文天祥。”也就是说，姚大力认为，文天祥的民族主义立场是后人硬塞的，是装模做样的。

姚大力称文天祥说“傥缘宽假，得以黄冠归故乡，他日以方外备顾问，可也”，并据此论证文天祥没有民族意识，愿意作为平民投降元朝。

“黄冠归故乡”这一事件，出自《宋史·文天祥传》。《宋史》原文为：“时世祖皇帝多求才南官王积翁言：‘南人无如天祥者。遂遣积翁谕旨。天祥曰：‘国亡，吾分一死矣。倘缘宽假，得以黄冠归故乡，他日以方外备顾问，可也。若遽官之，非直亡国之大夫不可以困存，举其平生而尽弃之，将焉用我？'积翁欲合宋官谢昌元等十人请释天祥为道士，留梦炎不可，曰：“天样出，复号召江南，五吾十人于何地？事遂已。”如果按照《宋史》记载，文天祥虽然不愿投降蒙古人官，但有过以平民身份归乡，甚至可当蒙古顾问。

文天祥是汉族历史上的著名民族英雄，关于文天祥的传记相当之多，有《文丞相传》、《宋文丞相传》、《文丞相叙》、《昭忠录》、《纪年录》等多种传记。其中宋元之际的邓光荐、元人刘岳申、明人胡广所作均较为可信。而《宋史·文天祥传》则“简略失实”（胡广〈丞相传）跋）。从明清到现代，质疑和批评者无数。

在《宋史》编造的谎言中，“黄冠归故乡”是尤其低劣的一个。在《文丞相传》、《宋文丞相传》、《文丞相叙》、《昭忠录》、《文丞相传》、《纪年录》等传记中，均没有提及“黄冠归故乡”。这段记载是《宋史·文天祥传》融合刘岳申的文丞相传和邓光荐的文丞相传内容，并且自己添加而成的。

参考了邓光荐《文丞相传》的《纪年录》写道：是时南人仕于朝者: 谢昌元、王积翁、程飞卿、青阳梦炎等十人, 谋合奏, 请以公为黄冠师, 冀得自便。青阳梦炎私语积翁日: “文公赣州移檄之志, 镇江脱身之心, 固在也。忽有妄作, 我辈何以自解？”【1】遂不果。按邓传记载，本是王积翁等提议，请忽必烈释放文天祥为黄冠，而不是文天祥自己请求被释放为平民甚至充当顾问。

刘岳申传记的原话是：“天祥不死，而尽弃其平生，遗臭于万年，将焉用之？”（刘岳申《文丞相传》）。在《宋史》中却变成了“若遽官之，非直亡国之大夫不可与图存，举其平生而尽弃之，将焉用我？”。

《宋史》通过增删对话塑造出一个文天祥“不仕官就可以”的遗民立场。结合其他材料，我们也可以知道文天祥不会说这样的话。早在文天祥出使元营时，元军将领唆都就曾以将来做“大元宰相”诱降，文天祥“哭而拒之”，为诗曰：“虎牌毡笠号公卿，不直人间一唾轻。但愿扶桑红日上，江南匹士死犹荣。” （《指南录·唆都》）兵败被执以后，元大将张弘范、元丞相博罗、南宋叛臣留梦炎、亡国之君宋恭帝等轮番出面，或诱降，或逼降，或劝降，软硬兼施，文天祥一概严辞坚拒。元朝统治者企图用长期囚禁来消磨英雄意志，文天样是挟之以刀锯而不屈，处之以困苦而不移，示之以骨肉而不顾，未尝一日改心易虑。囚系三年后，元世祖忽必烈亲自出马，再次以中书宰相劝降，仍道拒绝。这些事实，各家史传均有明确记载，昭昭可考【2】。

文天祥坚信胡虏无百年之运，而礼乐终当属真主。文天祥的民族主义思想和尊王攘夷观念是根深蒂固的，宁死也绝不臣事元蒙。

其实早在数百年前，就有人对此提出疑问。明末张世伟在《题宋遗民郑所南井巾书后》中写道：郑思肖“传文丞相而曰诸奸臣始文完名，傅信国有衰飒语，皆非实录，当不信黄冠故乡之对。”【3】当代学者黄长椿、刘华民分别于1984、1996年于国内期刊上发表文章揭露黄冠归乡的谎言。可是，姚大力教授把这谣言视作“最为人所知、但又很少为人详知的例证”，不遗余力的大肆造谣传谣。姚大力试图使用这些胡编乱造的材料，把历朝历代公认的民族英雄文天祥抹黑成意欲投降蒙元的懦弱之辈。

邓光荐是文天祥好友，对文了解最多，他写得《文丞相传》姚教授不引用；刘岳申和文天祥同乡，对文调查最多，传记后面还有中书左丞许有壬作序，其《文天祥传》在元朝流传最广，他写得传记姚教授不引用；明末张世伟对材料的质疑，姚教授不引用；黄长椿、刘华民早在20多年前就已有证伪的文章，姚教授也不研读。

姚教授唯独引用蒙古奴役汉人之后编的《宋史》。这就像抗日战争时期，学者对南京大屠杀的研究不参照国内各界学者，也不实地调研，就按照日本军部的宣传材料称不存在南京大屠杀一样。这是一种极不负责任的，误导读者的做法。另人大跌眼镜的是，姚教授还有着与学术能力不匹配的自信，把这谣言称为“最为人所知、但又很少为人详知的例证”，却不知道他传播的谣言早就被证明为是不可靠的。

2.对朱元璋相关史料的片面引用

姚大力称朱元璋驱逐鞑虏不是真正的民族主义，只是一种政治动员的手段。为了证明这个观点，他引用朱元璋：：“元虽夷狄，然君主中国且将百年，君与卿等父母皆赖其生养。元之兴亡，自是气运，于朕何预？”。“他强调，元先失天下于“群雄”（有时一漏嘴，他也会说元失天下于“群盗”），明朝是从“群雄”手里夺得天下的，所以他声称元的灭亡与他无关。”

然而如果朱元璋承认蒙元，这些向中外公开发布的官方文告怎么解释呢？

朱元璋赐高丽国书：“元非我类，入主中国百有余年，天厌其昏淫，亦用殒绝其命。华夏泼乱十有八年，当群雄初起时，朕为淮右布衣，暴兵忽起，误入其中。见其无成，忧惧弗宁，荷天地眷，授以文武，东渡江左，习养民之道十有四年。其间西平汉主陈友谅；东缚吴张士诚；南平闽粤，戡定八蕃；北逐胡君，肃清华夏，复我中国之旧疆。”

朱元璋赐日本国书：“上帝好生，恶不仁者。向我中国自赵宋失驭，北夷入而据之,播胡俗以腥膻,中土华风不竟。凡百有年,孰不与愤? 自辛卯以来,中原扰攘,彼倭来寇山东,不过乘胡元之衰耳!朕本中国之旧家，耻前王辱，兴师振旅，扫荡胡番。”

朱元璋赐占城国书：“曩者我中国为胡人窃据百年，遂使夷狄布满四方，废我中国之彝伦。朕是以起兵讨之，垂二十年芟夷既平，朕主中国天下方安，恐四夷未知故遣使以报。”

朱元璋赐爪哇国书：“中国正统，胡人窃据百有余年，纲常既隳，冠履倒置，朕是以起兵讨之。垂二十年海内悉定，朕奉天命已主中国，恐遐迩未闻故专使报王知之。”

朱元璋颁行天下振兴文教诏书：“自胡元入主中国，夷狄腥膻，污染华夏，学校废驰，人纪荡然。加以兵乱以来,人习斗争，鲜知礼义。今朕一统天下，复我中国先王之治，宜大振华风，以兴治教。”

在洪武二十一年，蓝玉远征蒙古的捕鱼儿海大捷后，晚年朱元璋的态度：“上览表，顾谓群臣曰：‘戎狄之祸中国，其来久矣。历观前代，受其罢弊，遭其困辱，深有可耻。今朔漠一清，岂独国家无北顾之忧，实天下生民之福也。’群臣咸顿首称贺，遂遣使赍敕书劳玉等曰：‘周秦御胡，上策无闻；汉唐征伐，功多卫、李。及宋遭辽、金之窘，将士疲于锋镝，黎庶困于漕运。以致终宋之世，神器弄于夷狄之手，腥膻之风污浊九州，遂使彝伦攸斁，衣冠礼乐，日就陵夷。朕用是奋起布衣，拯生民于水火，驱胡虏于沙漠。与民更始，已有年矣。近胡虏聚众，复立王庭，意图不靖。朕当耆年，及今弗翦，恐为后患。于是命尔等率十余万众北征，去年夏，游骑至金山之左，尔玉亲拘纳哈出来降。今兹复能躬擐甲胄，驱驰草野，冲冒风露，穿地取饮，禁火潜行，越黑山而径趋，追蹄踪而深入，直抵穹庐。胡主弃玺远遁，诸王驸马、六宫后妃、部落人民悉皆归附。虽汉之卫青，唐之李靖，何以过之。今遣通政使茹瑺、前望江县主簿宋麟赍敕往劳，悉朕至怀。”【4】

姚大力所引用的朱元璋文字，实际上早有定论。如张佳所著《新天下之化：明初礼俗改革研究》认为：明初士人中有一些元朝“遗民”和更大量的“逸民”（前者是忠于元朝的士人；后者不效忠于任何政权，因蒙元时期汉族士人地位低下、蒙元甚至连利用汉文化和汉族制度装点门面、维护统治都懒得做，故而士人出仕途径几乎断绝，没有了“出世”的政治热情而自愿隐逸）。明初，新政权急需人才因而招揽这些士人，那些“遗民”对元末起于草莽的红巾军甚为敌视，目之为贼寇，故对于脱胎于红巾军系统的明政权也多采取不合作态度；“遗民”本来就对政治唯恐避之不及，也不愿意和明政权合作。

江西夏伯启叔侄是一个典型案例，为了逃避朱元璋的征辟竟然不惜自残，被人告发后被捕至京。明太祖以第一人称视角在《大诰》里记载了和夏伯启的这样一段对话：

朕亲问之，谓曰：“昔世乱，汝居何处？”对曰：“红寇乱时，避兵于福建、江西两界间。”……朕知伯启心怀忿怒，将以为朕取天下非其道也，特谓伯启曰：“……尔伯启言红寇乱时，意在他忿，至于天更历代，列圣相传，此岂人力而可为乎？”

正因为明初存在着这些认为朱元璋起家是犯上作乱、“取天下非道”的忠元士人，还有很多根本不关心政治的士人，所以明太祖需要论证自己政权的合法性以吸引他们转向明朝。

一方面，朱元璋为了统战忠元士人而做了妥协，将自己和红巾军切割开来，在官修《元史》中将红巾军称为贼寇，并且承认了元朝是正统，因此元朝被灭也是“天命”而非“人力而可为”。正如姚大力所引用的“元之兴亡，自是气运，于朕何预”就是说“元朝兴亡都是天命，跟我没关系，不是我灭的元朝，是元朝自己玩完了，所以你们就是忠于元朝也不要敌视我啊”。朱元璋说“元失天下于群雄/群盗”“朕取天下于群雄之手，不在元氏之手”也是一个意思，就是把红巾军（即群雄、群盗）和自己割裂开，是红巾军灭的元朝，不是我朱元璋灭的，所以你们恨他们去，不要恨我。正如张佳所言：“元明之际的士大夫，很少关心‘夷夏之辨’却坚执‘君臣大义’，这使得一切反元活动都丧失了合法性；明初对元季历史的曲讳，更多的是在这种‘造反无理’的窘境下，对士大夫立场的妥协与屈从”。

但另一方面，朱元璋又坚持了华夷之辨的立场——其实，元末各路起义军，即使互相攻伐，但却惊人地都持有华夷之辨的立场，这和当时的士大夫多丧失华夷之辨有着鲜明对比，详见张佳《元明之际"夷夏"论说举隅——兼说清代官修书籍对明初史事的隐没与改篡》。朱元璋为了讨好士人，把自己和红巾军割裂开来，并不惜污蔑红巾军为妖寇，但他和红巾军最大的共同点之一，即在华夷之辨思想上的共同点，没有被他否定。这就体现在朱元璋的北伐檄文、给诸外国的国书，以及他发起的旨在清除胡俗、恢复华夏文化的礼俗改革之中。与前述朱元璋对士人的妥协相比，这种华夷之辨的立场显然更能反映朱元璋的本意。明朝与蒙古进行了激烈的战争，朱元璋在社会上进行反胡俗、去胡化、恢复各种华夏礼俗，这都证明了“驱逐胡虏、恢复中华”不仅是政治口号，而且是实实在在的行动。

姚大力教授贵为复旦教授，不会没有看过这些材料。但是他完全不顾及学术研究应该遵循的客观中立的原则，极为片面地引用材料，就得出错误的结论。国内一些学者研究清史，也是仅仅根据康熙说了几句满汉一体云云，就声称满汉平等。

3 逻辑推导谬误

姚大力为了证明汉人没有民族主义意识，他还举出了这样的例子：“　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到宋金对峙的中期，南宋从被俘的金军将领、兵士中，发现有流落在北方的宋人后代。“或当阵被擒者，乃大将之子；或受命出战者，乃中原之人。”关于被宋俘虏的金军里，究竟有谁是宋朝的“大将之子”，我们现在找不到具体证据。但宋人自己这么说，应该不是没有根据的胡说。”

他认为，有不少汉人为金朝服务，是民族主义不存在的体现。这是一个典型的滑坡谬误。我们知道，二战中不少犹太人为纳粹德国充当集中营看守，可否就此论证犹太人没有民族意识？有汪精卫等人投降日本，可否证明中国人没有民族意识？抗战中，也有日本人为中国服务，可后证明日本人没有民族意识？

在华日人反战同盟

各个民族都存在相当数量的民族叛徒，但是，姚大力试图以此为理由来论证民族意识的不存在，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

海外清史著名专家欧立德还在读博士时，曾在一篇论文中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满人都汉化了，那为什么20世纪初会爆发如此强烈的排满情绪？满汉之别，我想，至少得在一定意义上存在，章太炎、邹容的排满口号才会如此深入人心”。姚大力却没有这样的问题意识，他声称王朝认同超过民族认同，为什么民间起义一直强烈要求复宋，却没有几个汉人想复元、复辽、复金？明明在某些地区后来由辽或金直接统治？

4 为满清屠杀辩护

姚大力在文章中宣称：“中国的内亚帝国模式在国家治理方面的理想目标，与汉唐帝国模式也大不相同。后者一直以“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也就是用汉文化整个地覆盖全部国家版图作为远期目标。而前者则试图在帝国内部保持不同文化和人群的多样性特征，以及与之相适宜的不同管制体制。清代官方颁布的包含满、蒙、汉、维、藏五种文字对照的词典，就是一个最显著的例证”。

在姚看来，满清作为所谓“内亚帝国”，其能“在帝国内部保持不同文化和人群的多样性特征”。如果满清真的实行多元文化和族群的政策，为什么满清要对汉人实行惨无人道的剃发易服呢？满人为了破坏汉人的文化，大搞剃发易服、文字狱，导致了千万汉族人口的损失和二百余年的文化荒漠。如此残暴血腥的殖民暴行，在姚大力那里居然成了“试图在帝国内部保持不同文化和人群的多样性特征”的优良政治。

或者似乎可以这样理解：如果满清真是尊重各民族文化多样性的内压帝国，但它又唯独对汉人剃发易服，岂不是正说明满清是对其他各民族多元，唯独对汉人专政的殖民帝国？姚大力教授的无心之举，或许可以给我们打开一个理清清朝性质的新大门。

吴宓在日记中记载清华园旁一位80老翁的亲历故事，“此地平日满人骄横虐待我族之事，言之若有余痛焉。又云满人者，平日不谋生业，一旦有事则首起而为土匪，纵行抢掠人民，受之者殊深惨痛……呜呼，日日言排满，排满岂可容己之事乎？其凌我族者至矣，果可如是如是而遂止耶？”与之相对，又“闻黎元洪在汉招兵，有一十三岁之童子前往军中投效，其母哭而送之，旁观者咸涕泣。或以其幼，劝之勿往。童厉声曰：余此行将欲尽驱胡虏，复我父祖之仇，顾可谓我幼而遂尼我行耶？意者此童之父若祖，生时必受异族之欺凌以死，童乃怀斯苦志磨砺以需。其言之也痛，而其志诚壮，莫谓我族遂无人也。坐是则光复大业，其或可期。余等之碌碌无行，有愧此童多矣。然而世变未已，他日英雄俊杰之见于世者，当不以此童为止也”。【6】

姚大力教授不如十几岁的童子，幼童尚且知道驱逐满清鞑虏，但是姚大力教授只知道满清“在帝国内部保持不同文化和人群的多样性特征”。

5 奇妙的重合

有趣的是，姚大力的这些观点并非原创，而是抄袭他人得来的。复旦大学副教授温海清于2015年二月一日在《文史》发表了《文天祥之死與元對故宋間題處置之相關史事釋證》。极为巧合的是，姚大力紧接着就于2015年10月9日在《文汇报·文汇学人》发表了《中国历史上的族群和国家观念》。

值得注意的，姚大力文章中的多个论据似乎都来源于温海清的文章：文天祥死前可能要求黄冠归乡、士大夫写诗请文天祥速死、謝枋得绝食而死。但是姚大力在文章中没有任何一次提到温海清，这简直就是英雄所见略同呢。

更加搞笑的是，姚大力教授“抄作业都能抄歪”。温海清在论文论述中特意强调“黄冠归乡”只是可能有其事，或者不能完全排除其可能性，“存有不死想法的可能”。可是到了亲爱的姚教授那里，就成了“最为人所知、但又很少为人详知的例证”。温在论文结尾提到感谢姚大力的批评意见，这证明姚应该是看过此篇文章的。可是，就算无引用地借用其他学者的观点，为什么把温的“不完全排除”变成了“言之凿凿的例证”？这般举动让人想起那些不好好学习的小学生，他们抄袭别人的作业就算了，可是有人居然连作业都抄不对。

姚大力教授当然不是小学生，他是复旦知名教授。他不可能不知道温的观点，借用别人的观点就算了，还把别人的观点加以篡改。为了论证他虚无缥缈、完全错误的结论，他不仅“巧妙重合”同事的言论，还恶意篡改之。如此行为，实在令人感到匪夷所思。

6 歪曲民族历史

姚大力声称：“我们不应该把他原来没有的那种意识硬塞在他的脑子里，然后再装模作样地去歌颂一个虚假的文天祥。而且他认为：“把他作为一个具有民族主义思想色彩的人来加以描写，看来像是在拔高文天祥，实际上却是对他真实形象的歪曲和侮辱。”

按姚大力所说，颂扬民族英雄文天祥是“装模做样”，是“歪曲和侮辱”，因为文天祥脑子里没有民族意识，作为民族英雄的文天祥是虚假的。

有良知的人们都能发现，姚大力是在彻底地胡说八道。在文天祥诗文中，任何人都能发现他对于民族十分看重。在《指南录》中，文天祥对于元朝基本称之为“虏”“酋”“渠”，并且多次强调了衣冠正统。在《言志》中，文天祥提到“种瓜东门不可得，暴骨匈奴固其所。” 在《二王》一诗中，文天祥更是直接说出了“虏运从来无百年”。崖山海战后的《哭崖山》一诗，文天祥并没有说“宋室”，而是说“汉氏存亡顷刻中”，体现出他对汉家江山覆灭的极度悲痛，而不仅仅是对南宋这一朝廷的忠心。而在《胡笳曲十八拍》中，文天祥这种思想表现得更为强烈：“胡人归来血满箭，白马将军若雷电。蛮夷杂种错相干，洛阳宫殿烧焚尽。” 赵弼的《文文山传》这样描写文天祥临刑前的场面：“愿俾天祥早生中原，遇圣明之主，当剿此胡以伸今日之恨。”

文天祥的民族意识如此之鲜明，为民族而奋战，为民族不屈而死。可是，在姚大力教授的文章里，文天祥的民族主义居然成了“原来没有的那种意识“，文天祥居然不是民族英雄。姚大力如此颠倒黑白，实为世间罕见。

认为文天祥是民族英雄，是历朝历代的普遍共识。无论是明末事情，还是辛亥革命时期，无数仁人志士以民族英雄文天祥抛头颅洒热血。我们暂且只谈现代。

在抗日战争时期，民族英雄文天祥的抗元事迹广为传播，充分起到了砥砺人心的作用。1934年的崖山慈元殿祭祀活动, 当地县长和各级长官到场主持祭祀。时人记载:“前事不忘, 后事之师。今兹国耻重重, 大有南宋的外侮光景, 官长致祭宋国母与大忠祠义士祠, 也足以唤醒国魂, 把赵宋当作殷鉴【7】。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文天祥”记忆多被用来鼓舞民气，提升士气，反对投降。“里予"借文天祥坚贞不屈、守节身死的事迹，讽刺那些甘作傀儡之人。

关于文天祥的文艺更是数之不尽。龚啸岚歌剧《文天祥殉国记》，孔麟的独幕剧《文天祥》（1938年）、吴品今的散曲《文天祥走难》（1940年）、吴祖光的话剧《正气歌》，1935年编辑的《文山教授全集》。文天祥民族英雄事迹被广泛列入教科书，其中大多属“国语"¨国文"教材。如杨荫深编辑的《高级国文（第册）》（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有“五、文天祥传"。文天祥英雄事迹被选入小学、初中、高中各级教材，于个人教育而言则在不断重复学习文天祥，强化相关历史记忆。国语教学法书籍中也有不少涉及“文天祥”者。如蒋品珍等编著的《复兴国语指导法》第四册（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有“二九、文天祥”。某些社会课本中也有“文天祥"。如，朱翊新等编辑的《社会课本：历史编》（世界书局1933年版）即有岳飞和文天祥”。【8】

有人曾批注：“命系庖厨，何足惜哉，此言不当。岳飞、文天祥、曾静、戴名世、瞿秋白、方志敏、邓演达、杨虎城、闻一多诸辈，以身殉志，不亦伟乎！”。1949年5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的《中国历史教程绪论》也把文天祥视作民族英雄的典型。

姚大力如此大放厥词，编造谣言。声称歌颂文天祥为民族英雄是“装模做样“，是”“歪曲和侮辱“。那么，难道几百年来无数历史学家、文人骚客、仁人志士所公认的文天祥居然不是民族英雄，而且这些歌颂文天祥为民族英雄居然是”“歪曲和侮辱“，”“装模做样“。他这种造谣，是对抗日战争时期无数救亡图存的文艺和教育的恶意歹毒攻击。索尔仁尼琴曾说” 忘掉历史，会双目失明“。我国也有古话“欲亡其国，必先灭其史”，姚大力此等学者就是使民族亡族灭种的先锋部队。

总而言之，姚大力，虽然贵为复旦教授，元史研究会副会长，但是他写得文章既引用错误的材料、片面引用材料、逻辑混乱不堪、为满清屠杀辩护、歪曲民族历史，还涉嫌抄袭。这样一位大教授，难道姚大力是没有读过书么，没有受过学术训练么？非也非也！

能从浩如烟海的饱含民族意识的材料中找到一些比较模糊的材料，这类工作实属不易，足以证明姚教授是下了苦工的。姚教授是肯翻找材料的，但是他绝不肯把自己的知识用在学术之上，也不知道什么叫实事求是，只知道用胡编乱造和造谣传谣来欺骗民众。如果姚大力教授不识字，可能还好些，因为不识字的姚大力不会有这样的胡作非为的能力。可姚大力作为复旦教授、著名专家，享有很多普通人不具有的优势。普通人是没有这么多时间来读书和写文章的，而姚大力作为教授可以此为业可以享受崇高的社会地位。姚大力作为公立大学教授，花着纳税人的钱，却糊弄着纳税人，制造的是比学术垃圾还不如的学术谣言。把这种学界败类揭露出来，是对民族英雄文天祥的在天之灵的告慰。

学界中人应以姚大力为戒！

参考文献：

【1】《文山先生全集》卷十七《宋少保右丞相兼枢密使信国公文山先生纪年录》

【2】刘华民.《宋史·文天祥传》质疑[J].井冈山师范学院学报,1996(01):7-12.

【3】郑思肖《心史》附录

【4】《明太祖实录》

【5】《新天下之化：明初礼俗改革研究》

【6】《吴宓日记》

【7】望云:《春秋崖门冬祭宋国母》, 《申报》1934年12月13日, 第4张第14版。

【8】郭辉,李百胜.历史记忆与社会动员:抗战动员中的“文天祥”记忆[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06):6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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