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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9 篇

美国国债飙升到底是不是个问题
By | Eric

上周六,参议院通过了稍作修改的 1.9 万亿新冠疫情纾困计划。通过的票数比例是 50-49,全体民主党人赞成,全体共和党人反对。这一法案被交回众议院重新审核,众议院通过之后,拜登总统签字即成为法律。
每个个人,年收入在 75000 美元之下的,或者家庭年收入在 150000 美元之下的美国家庭,都可以收到包括孩子在内的,每人 1400 美元的支票。也就是说,一对普通夫妇带两个孩子的家庭,可以收到 5600 美元的支票。
对于失业者,将提供每周 300 美元的援助(众议院原希望提供每周 400 美元),直到今年 9 月 6 日。另外向各州和地方政府提供总额 3500 亿用来资助疫苗的配发和接种和为有孩子的家庭减税,还有 1300 亿协助学校安全恢复授课的资金。
被参议院修改的主要部分,就是取消了将最低工资调高到 15 美元/小时的提案,这一提案将作为一个单独的法案提出。
这一纾困计划的民间支持率非常高,民调显示,89% 的民主党人,71% 的无党派人士,甚至60% 的共和党人都支持这一纾困计划。全国仅有 17% 的人反对这一计划。但我们看到的是,整个参议院中,没有一名共和党人投票支持这一计划。
看上去共和党人还是完全不合作,他们可以通过共和党人总统签署的纾困法案,但不会支持民主党人总统的纾困法案。不过情况却有一些微妙的改变。
还记得 2009 年奥巴马总统为了从金融危机中拯救美国而提出的 8000 亿美元的救市计划吗?当时几乎所有共和党人都认为财政赤字比拯救经济更重要。但这一次,拜登总统提出的是 1.9 万亿,虽然共和党议员们依然反对,但共和党选民们却大部分表示支持。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川普实际上已经突破了共和党人所谓保守的财政政策。在川普任内,因为毫无必要的减税和新冠疫情的影响,川普四年内美国的联邦债务上涨了 7.8 万亿,这一规模和二战中美国债务增长规模相当。共和党人在这种情况下坚持债务保守的态度,显然有些底气不足。
而反过来,民主党人变得越来越敢于花钱。因为现在很多民主党人认为 2010 年他们遭受的惨败,就是因为财政上过于保守,没有积极配合奥巴马总统更快地刺激经济复苏。
其实其中更深层次的改变,是美国政治氛围有了一些根本性的改变。越来越多的美国人通过这次疫情和拜登政府抗疫的成效,开始恢复对美国政府的信心。既然美国政府要做事,那么就要花钱。这个趋势,可能会影响很长一段时间美国的政治基本倾向。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美国的国债还会继续飙升。
美国国债的上升,是否会成为一个现实的威胁,这在不同的经济学家中,有不同的看法。我先介绍一下传统的经济学的看法。
首先,政府的债务来自它的年度财政赤字。收得税款不够开支,这就是赤字。要减少赤字只有两个办法,第一加大税收,第二减少开支。但这两种做法都可能会伤害自己的经济。事实上政府的开支本身就是要算入 GDP 的,而加税明显会打击企业的积极性甚至减少员工开支。所以无论是减少政府开支还是加税,都会影响经济。这是每一个美国政府都不愿看到的,因为他们只是四年一届的政府。而事实上经济如果萎缩,债务还会进一步增加。所以在减少债务和保经济增长上,几乎所有政府都会优先考虑后者。
但债务的增加显然不是没有上限的。我们与其去问到底应该不应该增加债务,不如去问,这个上限在哪里?
传统经济学认为,债务的临界点在 77% 的 GDP。政府可以借新债来还旧账,只要不突破这个 77% 的临界点,政府就应该借债来增加政府开销促进经济发展。传统经济学认为债务增长应该在 2-3% 的区间,太高或太低都不利于经济。
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 77% 临界点呢?这是因为,传统经济学认为,虽然政府可以通过继续举债来避免债务违约,但是,投资者,也就是债务人会认为过高的债务使得违约的风险增加。风险增加,贷款的成本就增加,因此他们会要求更高的国债利率来对冲风险。这就会导致国债利率的上升,而国债利率,尤其是长期国债利率是央行决定基准利率的锚地,这就会导致整体金融市场的利率上升,使得经济放缓。这一理论从二战之后,被大量经济数据证实,比如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当主权债务超过 77% GDP 之后,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将降低其平均经济增长 0.017 个百分点。
另外,一个主权国家的货币价值,也是和主权债券的折现率挂钩的,一旦债务过高,债券的价值就会下降,也就导致主权货币价值的下降。一旦货币贬值,通货膨胀就可能发生,而通货膨胀将进一步推高利率。
以上是传统经济学的观点。但从 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这个观点被严重动摇了。
在2008 年之前,美国的国债确实一直处于 77% 这个临界点之下。到了 2009 年,美国国债突破了这个极限,达到 82% 的GDP 水平,其后一直平缓地增加,直到这次 Covid 19 疫情,目前已经达到GDP 的 105%。
但是,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如此高的负债,并没有如传统经济学中认为的,将打击债务购买者的信心导致利率的上升。恰恰相反,由于全世界普遍缺乏更好的投资渠道,美国国债一直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其利率一直非常低。美国并非独特现象,日本和新加坡的主权债务都超过了自己的 GDP,但都没有引发国债利率的提高。持续的低利率状态,早期经济学家们还认为是暂时现象,但现在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认为,超低利率将会是一种常态。
最激烈推广这一观点的,可能是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 Paul Krugman) 教授和 IMF 的前任首席经济学家 奥利维亚·布兰查德(Olivier Blanchard)。他们认为经济学一些基础的信念已经被动摇了,债务的危险性被大大夸大了。事实上政府借债用来进行促进经济发展的投资,是应该被鼓励的。
克鲁格曼教授指出,希腊债务危机,和传统的债务危机不同,仅仅是投资者信心的动摇。而这一危机在欧盟注资后迅速消解。其他和希腊情况类似的国家都没有出现债务违约现象。
那么长期债务呢?长期债务会不会让我们的子孙背负更多的债务,影响他们的经济发展呢?克鲁格曼教授认为,我们看不到这样的迹象。事实上,随着货币的贬值和生产力的提高,利率将长期保持低位。一个有力的证据是,在 1990 年之前,美国长期债券的真实利率长期在 4% 左右,而在过去的十年中,一直低于 1 %,甚至有时候为负数。我们现在的债务占GDP 比例超过 2000 年时候的两倍以上,但实际上我们现在每年的利息支出比那时候还要少很多 (2000 年联邦政府的债务利息支出大约占 GDP 2.17%,到 2015 年下降到最低点,只有 GDP 的 1.2%,疫情开始后上升为 1.7% 左右 )。
所以,现在的经济学家们越来越多地认为债务本身不是一个大的问题。而在美国来说,债务问题越来越成为一个政治工具,而很少有人真正倾听经济学家们的意见,这反而是经济学家们更担心的事。
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目前美国政府需要专注的,是更多的基础建设,更多的教育投资和更多的新能源开发。
克鲁格曼教授认为,让公众普遍接受债务不是问题,经济停滞才是问题的观点,还需要一定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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