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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TEGY
乡村振兴基金作为深化农村金融改革的重要工具，首次被写入中央一号文件。特别是近期，国家乡村振兴局正式挂牌成立，吸引了国内外关注，这既是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胜利的一个标志，也是全面实施乡村振兴的里程碑。
大伦丨作者
Eyan丨编辑
近期，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提出：要发挥财政投入引领作用，支持以市场化方式设立乡村振兴基金，撬动金融资本、社会力量参与，重点支持乡村产业发展。坚持为农服务宗旨，持续深化农村金融改革。乡村振兴基金作为深化农村金融改革的重要工具，首次被写入中央一号文件。特别是近期，国家乡村振兴局正式挂牌成立，吸引了国内外关注，这既是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胜利的一个标志，也是全面实施乡村振兴的里程碑。此前，《母基金周刊》关注到，早在2018年，广州乡村振兴基金就已经发起设立，作为先行者，这一基金如何探索股权投资母基金在乡村振兴中的应用值得探讨。
与以往脱贫攻坚不同的是，乡村振兴更强调对资源的优化配置，其内涵更加丰富，要求和目标也更加全面。从这一角度来看，乡村振兴战略本质上是对我国在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城乡二元结构作出的一个整体优化和提升，将比扶贫开发的要求更高，其涉及的区域将会更广。
与农业产业基金不同的是，乡村振兴基金的投资并不局限于农业，而是选择适合当地农村发展的产业，并且主要是以提升农村经济内生性增长为目标。如果说，扶贫开发更偏向于政府和公共事业，即侧重于社会公共资源的再分配和再配置，往往具有社会和行政动员属性，以兼顾公平为主要目标，那么乡村振兴则提供了一个市场化的机遇。
在乡村振兴基金的实践中，更加强调政府的引导，同时进一步发挥市场配置的基础性作用。乡村振兴基金把政府财政作为引子显然不可或缺：政府一方面可以让利和容错，另一方面也为可能存在的风险预设“安全垫”。这就能通过盘活基金运作平台，有效调动民间资本参与乡村建设项目的积极性。
在市场化方式的资源配置中，更能遴选出专业的基金管理团队，因而能够减少项目建设风险，增加投资回报。产业基金与当地政府的良性互动和一致行动，也可以使社会资本更加专注于投资项目本身的吸引力和潜在收益上，打消对投资风险的疑虑。
作为这一领域的先行者，广州乡村振兴基金发起成立的管理规模为50亿，秉持做精品基金的思路，基金规模随着投资进度进行逐级扩大。在投资偏好上，广州乡村振兴基金的母基金投资坚持不以榜单和名气作为选择标准，而是根据投资团队坚持不懈的投研，通过对产业的深度认知与前瞻性的判断，兼顾合作双方的资源互补。在直投项目的选择上，广州乡村振兴基金对项目的龙头性、成长性、规范性进行多维度的判断。
农村工作的重要意义决定了乡村振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组成。乡村振兴事业天然与社会责任影响力投资紧密相连。围绕乡村振兴展开的母基金和股权投资领域的价值观转变能够最大限度的实现对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升级。尤其是在产业投资的实践中，通过一些项目的推动和资源配置，能达到引领社会绿色发展，推动乡村振兴产业转型，从而让中国农业更加绿色生态的目标。
广州乡村振兴基金总裁毛杰在采访中，通过《母基金周刊》呼吁：“乡村振兴事业的发展需要更多人才，乡村振兴基金的发展也需要专业化的基金管理人才，也需要对金融和农业等相关产业都比较了解的复合型人才。通过发展乡村产业基金，可以运用专业的股权投资将优秀人才、先进技术、先进理念下沉到乡村，从而更长远的实现支农、为农、惠农的效果。”
以下为《母基金周刊》采访广州乡村振兴基金总裁毛杰实录：
母基金周刊：今年以来，中央围绕乡村振兴事业做出了一系列动作，一号文和乡村振兴局的设立等，对乡村振兴基金来说意味着什么？
毛杰：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完成以后，摆在我们面前的突出问题就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因此，今年从整个国家层面，都对乡村振兴进行了战略部署和推动。国家乡村振兴局的设立和中央一号文件的印发，为乡村振兴打开了一个政策窗口，开启了乡村振兴的一个历史时代。乡村振兴基金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一个重要的创新性工具，也是资源优化配置的创新性平台，对于乡村振兴基金来说，这是一个重大的市场机遇。
从股权投资的角度，以前我们更专注于新兴产业，尤其是科创型产业，比如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制造业转型等等，由此也出现了大量的新兴产业基金。毕竟股权投资往往和新经济、新资本市场连接在一起。但在乡村振兴领域，股权投资则有所不同，其中包含的新的经济业态，例如一二三产业融合、消费下沉等，都为新兴的产业投资基金和股权投资机构提供了广阔的发展机遇。
母基金周刊：一号文提到要发挥财政投入引领作用，支持以市场化方式设立乡村振兴基金，这意味着财政是乡村振兴基金未来的主导么？
毛杰：一号文中有两个相关重点：一个是发挥政府财政的引领作用，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另一个是强调和鼓励市场化。
从目前中国的发展阶段来看，农业发展现状、城乡二元结构的历史性特点决定了政府在推动乡村振兴中要起到托底的作用。政府的财政资金和国有企业等资金往往能够体现公共政策的意志和导向，因此能够起到政策托底的作用和引导作用，也能给予工商和社会资本信心。
同时，政府资本的长期性和引导性决定了它对于社会资本能给予一定的让利空间，也可以吸引和放大社会资本的参与。乡村振兴基金要充分发挥政府资本的这一特性，设定相应的让利和容错机制，从而吸引各方面的社会资本进入到乡村振兴事业中。
母基金周刊：市场化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乡村振兴基金应该市场化到什么程度？
毛杰：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比较来看，以前我们更多的是纯政府和行政行为，常以财政补贴、行政补贴或专项扶持资金等形式表现。而现在我们不能单纯的依赖纯行政的出资方式，在运营中要将其所有权、经营权、管理权分开，充分市场化、充分竞争，通过一定的程序和方法真正遴选并配置到优秀的管理机构和运营机构，做到减少行政干预。这样就能逐步提高专业化的队伍和专业化的管理，进而提升资源配置的效率。
母基金周刊：乡村振兴基金应该吸引哪些市场化机构和社会资本来参与其中？
毛杰：社会力量参与，首先是产业资本。一些产业龙头在细分领域当中的布局，天然对乡村振兴带来的市场机遇和发展空间契合。其中，现代农业科技领域的种植类、养殖类企业，生态环保类的企业，往往都愿意通过和政府的合作，组建各种形式的专业基金，其中就包括市场化乡村振兴基金。他们拥有内在的市场驱动性，在未来很可能会成为主流。
第二类就是各种工商资本，尤其是目标区域内的工商资本。它的范围更广，会在一个区域内，充分参与到当地的经济发展中。他们往往带有一定的植根性，毕竟乡村振兴是以县域为基础，以城乡融合作为主要的行政单元。因此，从这一角度来看，工商资本下乡就显得格外重要，也因其植根性而带有一定优势。乡村振兴产业投资的基金，回报周期、产业孵化周期会相对较长，合作的工商资本具有植根性，并带有乡贤情怀，能成为启动初期的一个重要基础。
随着基金管理专业性及其效益的逐步显现、国家金融政策的普惠，以及整个政策体系的“一揽子”打通，那些具有长期投资属性的，包括寿险、险资类资本，还有一些政策性银行、城市农商行、农村信用合作社等机构也会陆续参与到乡村振兴基金中来。这需要政策下沉和金融资源下沉后，使这些政策体系和成长平台更加成熟，才能使他们进入的通道更顺畅。
从股权投资角度来看，乡村振兴基金的设立，为LP提供了一个挖掘下沉市场的机会，因为在这之前，多数LP往往集中在一些经济比较活跃的一二线城市。
母基金周刊：乡村振兴基金作为一个投资工具来说，在农村金融改革当中会起到什么作用？
毛杰：通过市场化股权投资基金对农村金融体系的创新作用主要有两点。第一，在一些乡村振兴的新兴领域，投资基金拥有专业化的产业导向和专业化的基金管理，尤其是股权投资的专业性引领作用。投资引领之后，通过一些项目，新型的金融体系才能跟得上。投资基金加上银行的一些政策性金融体系的创新产品，会形成比较好的配合。
投资基金先上，起到一个前期的风险投资的作用。第二步就是银行的一个融资。最终通过一个具体的产业，达到了金融体系和投资基金体系的协同作用。
第二，能更加激发社会责任的投资。通过社会责任的影响力投资体系的建构，来优化和提升投资基金内在的目标的平衡。生态和环境治理是乡村振兴的一个重要内涵，通过社会责任影响力投资目标的践行，引导投资基金建立更科学完整的价值目标体系十分重要。
尤其是以母基金的方式进行投资，更起到生态引领的作用。因为本质上整个社会责任影响力投资体系，也包含了生态环境、公司治理等这些要素。
公平和效率始终是我们要面对的。我们投资的农业一定是现代绿色生态高效的，在机制设计过程中，我们也更加重视项目有没有联农带农的作用，要通过项目选择、立项和投资设置一个标准，进而促进了整个乡村振兴的目标的实施。
母基金周刊：广州乡村振兴基金在两年前就设立是在一号文发布的两年多之前，是“超前”预判了相关政策么？？
毛杰：广州乡村振兴基金成立于2018年7月，2019年1月正式开始运作。只能说是与国家层面的战略不谋而合。
当时，我们将广州增城作为一个城乡融合的试验，在农业现代化方面也取得了很多成绩和创新，也具有一定产业基础。基于此，我们认为增城区围绕都市农业为主，城乡融合发展的乡村振兴领域，应该拥有一个创新的平台机制。基金与国家战略同频共振，适应了时代发展的大趋势，也得到了当地政府资源和社会各界的支持。
母基金周刊：如何通过母基金、股权投资等手段实现乡村振兴的社会效益？
毛杰：在母基金投资、直投的投资流程中，我们会充分考虑产业发展和ESG因素的影响，在服务和支撑乡村振兴战略的大逻辑中，坚持政策性和市场性相统一。
在过去的实践中，“母基金+直投”引导和带动了合作的投资机构和投资项目，参与支持乡村振兴产业的高质量发展，覆盖现代农业、农产品供应链、农业科技创新等和乡村振兴息息相关的赛道。
更重要的是，通过专业的股权投资，我们实现了将优秀人才、先进技术、先进理念下沉到乡村的目的，从更长远的角度上做到了支农、为农、惠农的效果。这也让资本市场和更多市场主体能更加了解乡村振兴，并非一个简单的口号。
母基金周刊：在过去两年多的发展当中，广州乡村振兴基金做了哪些探索？
毛杰：我们主要通过“母基金+直投”方式进行投资，推行市场化运作。通过母基金投资遴选国内优秀GP构建基金收益的安全垫，注重母基金投资的主动管理，与合作GP的相互赋能从而建立优质的投资生态圈，也通过优秀GP扩大乡村振兴产业覆盖领域；在直投方面，通过与合作GP的互动，对直投项目的优中选优，提升整体基金的投资回报及整体DPI，同时也注重自身团队的投研能力的锻造，及赛道的专注，确保既是一个优秀的LP，更是一个优秀的GP。
在投资偏好方面，广州乡村振兴基金的母基金投资坚持不以榜单和名气作为选择标准，而是根据投资团队坚持不懈的投研，通过对产业的深度认知与前瞻性的判断，兼顾合作双方的资源互补。目前的子基金管理人既有国内一线CVC，如美团龙珠资本，又有区域性政府产业基金，如广州新兴基金、广州国发。在直投项目的选择上，广州乡村振兴基金更是秉持近乎严苛的标准，对直投项目的龙头性、成长性、规范性进行多维度的判断，同时践行ESG投资理念，全盘考虑拟投项目的社会、环境等责任。我们认为，ESG投资是广州乡村振兴基金长期坚持的投资策略之一，有助于实现广州乡村振兴基金长期可持续发展，进而创造可持续的投资回报。
母基金周刊：过去乡村振兴基金探索中，遇到了哪些困难？
毛杰：探索过程中的困难主要在三个方面。一是作为一个新兴的创新领域，政府的一些政策，包括监管等方面，存在一些模糊地段。这就需要我们不断地去和政府部门进行主动沟通。当然这一推动过程也面临一些挑战，存在一些困难，但在社会各界的支持下，我们勇于尝试，当地政府也为我们创造了一个比较良好的环境。
二是对于社会资本，虽然通过基金这种方式参与，但其本质上仍然存在回报预期。由于乡村振兴的一些项目部分项目存在不确定性和回报周期较长的特点，所以在社会资本的回报率和平衡市场效益层面，往往需要付出更加专业和艰辛的探索。
三是团队方面。资源创新的运作平台，最核心的是离不开团队，需要专业要求和专业水平，以及经验和背景资源。但这些大多都集中在比较优秀的投资机构、银行机构和一些政府企事业单位中。如何让这部分人才下沉到乡村振兴这一领域，尤其是县域层面，目前还是有相当大的困难的。
母基金周刊：作为乡村振兴基金的先行者，对乡村振兴基金未来发展，您有哪些建议？
毛杰：经过这两年的发展，我们已经从一个单纯的政府与社会资本共同出资的基金管理公司逐步转向为相对专业性综合性的产业和基金产融平台。我们确立的乡村振兴类主导产业，就是产业投资方向，就是农业科技和生态农牧，实践证明，这是一条比较符合我们平台发展的路径。
今后，我们将更加重视基金的社会生态，做好社会责任影响力投资的布局。将通过举办各种类型的公益和社会活动，力求在基金和股权投资界践行绿色金融理念，为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落地，起到引领和标准作用。
对于乡村振兴基金来说，首先要不忘初心，要对乡村振兴、国家三农事业，充满深深的情怀和比较透彻的认知。如果没有这一基点，那么所有类型的基金就没有真正的原动力的。
其次是做好机制创新。不论是政府资本、社会资本，还是各种形式的出资，最终都要形成一个公司治理或者平台的治理机制。如果创新机制不成熟，就会导致多头指挥或者各种类型的治理僵局。因此从这一角度，一定要把管理机制做一个科学有效的设计。
最后是不可或缺的扎根和韧劲。乡村振兴基金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业，需要长时间的坚持和探索。这是一个时代，是一个国家发展的进程，所以我们要与进程和时代为伍，而不被脚下的困难和眼前的一些诱惑所迷惑。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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