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 | 这些春秋战国的船棺墓群，又一步揭开古蜀神秘面纱

◆ 考古工作者去年底今年初，在成都市蒲江县和青白江区，接连发现春秋至战国时期的两处大型船棺墓群

◆ 成都平原已发现几十处船棺葬，但如此大规模的船棺群尚属首次

◆ 成都地区相继发掘的宝墩遗址——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船棺遗址，已使从新石器时期到春秋战国时期的古蜀文明形成序列，印证了古蜀文明与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

▼航拍青白江区大弯镇双元村古船棺发掘现场

◆ 船棺考古证实，成都建城史至少开始于2500多年前的开明王朝

◆ 刻有“成都”铭文的青铜矛表明“成都造”青铜器在春秋战国时期已趋成熟

◆ 古蜀文明的神秘面纱才揭开一角，从目前的考古成果看，我们低估了古人的创造能力

◆ 成都市中心高楼林立的地下，有古代重要遗存遗迹的可能性很大，希望政府在城市改造和规划中能考虑到前期考古的需要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丨惠小勇童方高蕾

　　船棺是古代南方习水民族的一种特殊葬俗，以其船型棺作为葬具而得名。我国巴蜀地区一直以来就是气候温暖、水泽丰沛的区域。早在远古时期，逐水而居的巴蜀人就利用水对竹木的浮力，造船操舟，渡涉江河。他们生时懂水、用水、赖舟楫，死后也希望乘着“载魂之舟”而到达另一个世界。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文保中心内保存的经过处理的船棺

成都发现多座船棺

　　去年底今年初，考古工作者在成都市蒲江县和青白江区接连发现春秋至战国时期的两处大型船棺墓群，并出土刻有“成都”字样铭文的青铜矛、蜻蜓眼玻璃珠、巴蜀图语印章及上千件精美青铜器、玉器、漆木器等珍贵文物。

▲蒲江出土的蜻蜓眼玻璃珠（左图）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王毅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截至目前，已在成都平原上的成都、新都、大邑、蒲江、什邡等地发现几十处船棺葬，但此次在蒲江和青白江出土如此大规模的船棺群在考古史上尚属首次。

　　这两处船棺群是分别在两个拟建工地的前期例行考古勘探中露出峥嵘的。

　　蒲江县船棺葬墓群位于县城边上的鹤山镇飞虎村盐井沟。《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在发掘现场看到，在近两个足球场大的平地内，60多座古墓排列整齐，与近处一条古河道大致并行，墓内船棺大都保存完好，棺长约4米到7米。

▲蒲江县船棺群

这些船棺均以整段楠木制成，棺盖和棺身形制基本一样。其制法是各将一根楠木去掉三分之一，将剩余三分之二挖空中心部分，上下两部分对扣在一起，成为一个完整的船棺。棺身低平、中空，如船舱，一头凿出弧度，如船头；舱内尸骨已风化不存，但随葬器物保存较为完好。

　　据现场考古领队龚扬民介绍，共出土陶器、铜器、铁器、漆木器、竹质器、草编器、印章等随葬器物300余件，最具价值的是一件刻有“成都”铭文的青铜矛和一件保存完好的蜻蜓眼玻璃珠串饰。

▲蒲江出土的成都矛（左图）；蒲江出土的成都矛上有“成都”二字铭文（右图）

　　已清理墓葬中有两座规格较大，且未被盗扰。其中一座出土器物中有木梳、木几案、铁斧木柄、铜弩机臂弓等。发现的漆木质及竹质器、草编器保存十分完整，皆为考古新发现。另一座发现10个竹篓的粮食和种子，形态和颜色皆保存较好。

▲蒲江船棺葬墓群已出土陶器、铜器、铁器、漆木器、竹质器、草编器、印章等随葬器物300余件。

　　在青白江区大弯镇双元村，记者看到近2万平方米的平地内，密集分布着大小不一的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坑大部分为南北向，少量为东西向，大部分墓葬葬具为船棺。多数墓葬成组分布，有的两座一组，有的三座一组，也有的十多座一组。

▲青白江船棺群出土的随葬品中有大量的精美青铜器、陶器、漆木器、玉石器

　　其中最大的一座M154号墓位于中间，漆黑厚重的船棺躺在两米多深的墓坑内，可以清晰看出棺身连同棺盖是由整段古木制成。船棺的周围还均匀地抹着厚厚一层用于密封的青膏泥。

▲成都青白江船棺群的M154号墓

现场考古领队王天佑介绍，M154号墓棺内出土器物数量最多、等级最高。其中的漆木器纹饰特征、铜印章符号特征与2000年成都商业街船棺墓葬出土的同类器物特征非常接近。商业街船棺墓葬被认为是战国早期的古蜀王族墓地，所以154号墓墓主的身份也应该非常尊贵。

　　王天佑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这里墓群年代跨度200多年，从春秋晚期延续至战国中晚期，出土的上千件随葬品中有青铜器、陶器、漆木器、玉石器。部分器具中还发现稻、瓜籽、桃核等。其中尤以540多件青铜器品种多样、形制优美，堪称一座“地下青铜器宝库”。

▲青白江船棺墓葬群目前已出土540多件青铜器，堪称一座“青铜器宝库”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随后在青白江区博物馆目睹了这批青铜器的“芳容”：有鼎、壶、敦、鍪，戈、钺、剑、矛，斤、凿、锯、削，品种多样、琳琅满目，形制优美、花纹绚丽，让人领略到古蜀文明的丰富多彩。

　　另有少量青铜容器风格与楚文化青铜器风格接近。其中一件青铜盏，盖、身大部分饰蟠螭纹，捉手、器耳、器足采用透雕、浮雕工艺，精美异常，可见当时制造工艺的精湛；有两件青铜戈，戈身上分别绘有精致的龙纹、虎纹浮雕，活脱脱一个“虎踞龙盘”；还有约４厘米长、颇为精致的各式铜削刀等微小器具。

▲青白江船棺墓葬群出图的文物里，有两件青铜戈，戈身上分别绘有精致的龙纹、虎纹浮雕

解码古蜀文明的钥匙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了解到，船棺在南方一些省份、东南亚等一些国外傍水而居的地区多有发现，但迄今发现最早的船棺是成都金沙遗址中出土的商周时期船形葬具。从船棺发现的地点、规模、规格、随葬器物等来看，均以四川为最。

▲青白江出土的漆器碎片

　　“船棺在古蜀开明王朝时大量出现，其中不少随葬器物带有明显的楚文化印记，应与开明王朝首任国王鳖灵为有楚血统的巴人有关。传说中善于治水的鳖灵从楚地溯游而上，带来了这种葬俗，蜀人纷纷效仿，影响至长江中下游地区甚至海外。因此，船棺不是有些学者所说的由南北渐的外来品，它源于中华文明，是还原古代长江上游文化的一个重要载体，也是解码古蜀文明的一把钥匙。”王毅告诉记者。

　　王毅等专家进一步分析说，四川境内发现的船棺遗址大都分布在成都平原西部岷江支流的台地，逐渐东移到水网密布的平原腹地，其迁徙过程实际上就是古蜀时期的一部治水史。从金沙遗址出土的“竹笼石埂子”等治水工具看，古蜀人积累了丰富的治水经验。随着治水能力的提升，最终选址以成都为中心。这与《华阳国志》记载“开明王自梦郭移，乃徙治成都”相印证。说明古蜀先民的开拓进取，为后来沃野千里的“天府之国”奠定了一定基础。

成都作为国家都城，始于古蜀开明王朝时期，得名源于“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一语。自建都以来，其名一直沿用至今，是中国极少数没有改变过称谓的古城。“成都”作为城市名在历代典籍和古诗词中都经常可见。唐代诗人李白“九天开出一成都，万户千门入画图”的诗句更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对成都的描述。

船棺考古证实，成都建城史至少开始于2500多年前的开明王朝。根据权威的考古报告，专家们认为，2000年在成都市商业街发掘清理的一处17具大型船棺合葬墓，就是古蜀开明王的王族墓地及宗庙遗址。尽管商业街船棺葬曾多次遭盗扰，仍然出土了大型漆器、乐器、兵器等随葬品。该墓至今仍是船棺发现中规模最大的，其中最长的一具长18.8米，直径1.7米，堪称“船棺之王”。

▲2000年记者拍摄的成都商业街船棺发掘状况

　　“蒲江地区前后发现船棺葬墓10次，而各次发现的船棺葬墓附近均存盐井。蒲江在古蜀时期是制盐重地，葬墓主人很有可能是开明王朝管理盐业的官员。”龚扬民说。虽然蒲江和青白江船棺墓群的墓主身份低于成都商业街船棺墓主，但出土的丰富器物进一步印证了开明王朝定都成都及令人惊叹的对外商业交往和农业、制造业水平。

　　在蒲江县文庙的一间低矮狭小的平房内，一柄青铜矛被放置在一个白色的塑料盒中，透过薄薄的保鲜膜，矛上“成都”二字清晰可见，该矛也因此得名“成都矛”。据龚扬民介绍，这是考古史上“成都”两字首次在成都地区发现，更表明“成都造”青铜器在春秋战国时期已趋成熟。另一件保存完整的蜻蜓眼玻璃珠串饰，被发现于墓主人腰部附近，足见其尊贵地位。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江章华谈蜻蜓眼玻璃珠的来源（四川话）

　　“蜻蜓眼玻璃珠在当时是舶来品，很有可能是通过丝绸之路而来的贸易商品。证明四川作为我国西南地区对外交流中心的历史早在战国时期便已开始。”龚扬民说。

　　此外，两地均有出土的柳叶剑及其他精致的器具，将人们对古蜀国制造业水平的判断提高到一个新层次；大量的农作物种子证明古蜀农业已非常发达。

　　蒲江船棺墓葬群M2号墓中还出土了两枚青铜印章，均为一元银币大小，一枚左边是汉字“王”字，右边是两颗心脏与火焰图案；另一枚左右各有汉字“十”、“王”，中间夹着火焰与树形图案，下方是一把铜削。据介绍，此印章通常被认为是蜀人的族徽或官印，印章上的纹饰被称为巴蜀图语。目前成都平原已累计发现200余枚刻有巴蜀图语的印章，更有待学者们进一步研究解读其中的含义。

▲蒲江船棺墓葬群出土的部分青铜印章。目前，刻有巴蜀图语的印章已有200个，四川省文史馆冯广宏认为，随着越来越多此类印章的发现，巴蜀图语会如甲骨文一般形成独立的系统，更多古蜀文明的密码将被破译。

古蜀文明的面纱刚刚撩开一角

成都考古所研究员刘雨茂等专家认为，近30多年来，在成都地区相继发掘的宝墩遗址——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船棺遗址，已使从新石器时期到春秋战国时期的古蜀文明形成序列，分别对应了蚕丛、柏灌和鱼凫、杜宇、开明五个古蜀王朝，印证了古蜀文明与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然而，这仅仅是一个开始。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科技考古中心杨颖东介绍古人如何打造兵器和器皿、古人又如何厉行节约

　　“虽然一个个不断的考古惊奇让人目瞪口呆，但我认为，古蜀文明的神秘面纱才刚刚揭开一角，四川考古刚刚走进黄金时期。现在对古蜀文明的研究越来越摸着脉了，随着考古科技的发展，将会有更多惊人的发现。”王毅说。

　　王毅告诉记者，历史的经验是：蜀地越开放就越发展、越交流就越创新。从目前的考古成果看，我们低估了古人的创造能力。古蜀文明具有鲜明的开拓性、延续性、包容性、创新性和开放性。

　　专家因此建议，有关部门应进一步支持四川考古界采用卫星+物探、航空考古、水下考古等前沿考古手段，健全人才激励政策，在成都市区建设规划中更多考虑对地下重要遗存的发掘、保护。

　　“已有的考古发现表明，成都市中心高楼林立的地下，有古代重要遗存遗迹的可能性很大。目前考古只能在一些在建工地上见缝插针地进行，希望政府在城市改造和规划中能考虑到前期考古的需要。”王毅说。

　　在专家看来，加大发掘力度的同时，对古蜀文明已有发现的保护、研究、传播也同样重要。四川至今没有一个专门的以船棺为主题的博物馆。在由文庙改建的蒲江县博物馆内，一个1982年出土、长约7米的船棺被摆放在文庙主殿大成殿正中，船棺中部还留嵌着一颗人类牙齿。大成殿背后，另一个不知何时出土的船棺被摆放在地上，只有一层塑料薄膜遮灰。

“我们不是不重视文物，实在没有合适的地方，也缺乏研究力量。”当地文保单位负责人显得很无奈。

　　据了解，蒲江县不仅多次发现船棺墓群，并且是古代西南地区盐铁重镇、南方丝绸之路重要节点。境内现存20多处盐井遗址、74处冶铁遗址和大量的相关文物，拥有丰富的古代文化遗产资源。当地目前已有修建船棺博物馆的计划，但仅以一个县的学术能力和经济实力，无力支撑这样高规格、大主题的博物馆建设。对此，专家建议有关部门应予大力支持，并给予统筹、指导。LW

刊于《瞭望》2017年第21期，原题《出土船棺里的古蜀文明》

视频、图片来自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