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雾谷地区C街2201号，杜鲁门大楼，美国国务院所在地。
在拜登正式就职7天之后，美国第71任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来到这里，举行了他就任之后的首场新闻发布会。
国务卿相当于美国外交部长，在联邦政府地位仅次于美国副总统。
问及中国，布林肯说，中美仍有很大的合作空间，特别是在应对气候变化等问题上。
同一天，离C街几个街区之外的白宫，也举行了新闻发布会。
出席记者会的有一个特别的官员，约翰·克里。
他曾是美国第68任国务卿，主导过气候谈判过程并促成了美国签订《巴黎协定》。
克里现在的职务，很特殊，叫气候问题特别总统特使。
谈到中国，克里说了同样一个词，气候变化——美国将在气候问题上与中国合作。
当天在白宫，拜登也签订了一份行政令，标题就是应对国内外气候变化危机。
▲关于应对国内外气候危机的行政命令
在随后发表的讲话里，拜登呼应了自己的手下克里，称美国必须领导国际社会一起应对气候变化危机，这件事“单靠美国是不行的”。
同一天，三位美国政要，都提到了同一个问题，气候变化。也都提出了解决办法，合作。
呼唤合作的背面，是分歧。
在气候这个问题上，从1992年，世界上第一个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的国际公约通过，全球各国已经前前后后谈判了30年。
5年之前，大家好不容易谈成了第一份要求所有国家共同努力减排温室气体的《巴黎协定》。结果谈成一年后，美国就宣布退出。
气候谈判，为什么这么难？
这么难的问题，为什么又成了中美合作的优先领域？
理解这个“难”，谭主先联系到了一个人，经常作为顾问参加联合国气候大会的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张海滨。
从九十年代起，张海滨就开始研究气候问题。他的一句话，点出了“难”的关键。
“应对气候变化需要能源革命，而能源，是保证社会正常运行的血液。”

解决气候问题，需要一场革命。
这也正是一任任美国政府在气候问题上犹疑、徘徊、反复的矛盾所在。
23年前在日本京都，全世界第一个以法规形式限制温室气体的《京都议定书》通过。
当时的全球头号能源消费大国——美国，以占全世界5%的人口，消费着全球34%的能源，带头签了字。
美国承诺：到2012年，相比1990年，减排7%。
但是，在太平洋另一头，这个协定动了美国能源利益集团的“蛋糕”，所以美国国会以95反对、0赞成的绝对优势，否决履行《京都议定书》。
三年后，总统小布什上台，美国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几乎成为一堆废纸。
20年过去了，2017年6月，特朗普政府故伎重演，这一次，退出的是《巴黎协定》。
同一天，加州山火正在燃烧，美国退出的理由很直白：减排会动了化石能源产业的利益，会加剧美国失业，限制美国经济。
那个不愿被“革命”的美国传统化石能源利益集团依然坚若磐石。
过去四年，特朗普政府给了化石能源企业大量的减税优惠。
仅2018年，石油巨头雪佛龙石油公司和全球最大的油田服务供应商哈里伯顿公司所获税收减免分别高达2.9亿美元和3.2亿美元。
2020年，在联邦政府各个部门普遍削减预算的情况下，化石能源研究办公室预算增幅仍然达到12%。
直接给钱还不够，特朗普和彭斯还安插了一批化石能源行业的“盟友”，担任美国环保局、能源部、内政部最高职务。
以曾在特朗普政府团队任职的麦伦·伊波尔为例，此人曾在一家化石燃料公司资助的研究所，指导能源和环境项目。
“他呼吁削减环保局一半的预算和三分之二的员工，以限制‘监管过度’......伊波尔身边担任能源转型部负责人的是托马斯·派尔，前科赫工业集团说客。”

“让狐狸照看鸡舍。”
《推特治国》一书的作者，美国政治学家雅各布·哈克在跟谭主披露了这些“盟友”的真实面目后，不无讽刺地评价道。
化石能源集团的影响是渗透性的，甭管全球是否变暖，北极的冰川是否融化，他们在意的是自己的利益。
从这个角度来看，拜登在气候问题上的行动意味深长。
1月27日，继签署了重返《巴黎协定》的行政令后，拜登又签署了一个关于气候变化具体的行政令。
行政令第一部分的标题非常显眼：要把应对气候危机置于美国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的中心位置。
▲将气候危机问题放在美国外交政策与国家安全的中心位置
拜登希望说服全世界共同应对气候变化，但对美国来说，说服自己可能更困难。
代表石油和天然气公司的西方能源联盟主席斯卡玛早早就发出过警报，称拜登的计划“不切实际”。
因为转变化石能源依赖，会让美国丢掉作为世界主要石油天然气生产国的角色，最终再次依赖能源进口，无法确保能源独立。
如果顺着这样的思路，继续推演，气候问题终归不会变成中心议题，依然是一国利益集团博弈的附属品。
美国，已经在这样的逻辑里缠绕了30年。
而这种只考虑狭隘利益的思路，延伸一下，就是掣肘气候谈判的第二个难题。
在一国之内，某些利益集团的偏执让减排迟迟难以推进，而把视线拉到世界，棘手的，同样也是利益分配的问题。
早在30多年前，世界各国就坐到了联合国谈判桌前，希望商量出一个应对气候变化解决方案。
要减排，都同意。但减多少？谁来减？争执不下。
发达国家的想法很简单，不愿意多承担。但实际上，发达国家已经比发展中国家多排放了很多年的温室气体。平均承担，显然不公平。
这就好比，发达国家聚餐吃饱了，然后把发展中国家拉到桌子上，最后算账，大家AA。
为了平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1992年，世界各国曾经达成一条“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
“共同”是说应对气候变化是全球共同的责任，“区别”是说各国国情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具体担负的责任有所区别。
虽然这个原则已经确立下，但暗流依然在涌动。
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发达国家又拿出了一个打着“公平”旗号的减排方案，这个方案只给发达国家设定了减排绝对量，而发展中国家可以自己提减排目标，没有强制约束。
听起来很公平对不对？
当时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丁仲礼院士计算出了不一样的结果，也发现了发达国家的小心思：
这个方案给全球设定了总量，全世界还有8000亿吨二氧化碳可以排，如果减掉发达国家已经拿走的排放量，再按照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平均一下，发达国家未来的人均排放量是发展中国家的2.3倍。
更过分的是，在这份欧美发达国家执笔的方案里，他们还有一项特权：可以根据发展中国家减排“实际表现”，决定是否提供资金援助。
这几乎是在发展中国家心理底线上试探。
当时的美国气候变化特使还理直气壮地火上浇油：“历史上我们向大气中排放了大量二氧化碳，但我不认为我们有罪，或者我们应该作出赔偿。”
这样的不公平待遇，高翔有切身体会。
高翔是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的研究员，长期参加联合国气候谈判，他向谭主描述了谈判场上博弈的感受：
“确实我们在谈判中有时候觉得特别不公平，欺负老实人。所以我们在谈判中，一直是为整个发展中国家说话。”
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不欢而散，但脏水却泼到了中国身上。外媒大肆报道称，是中国不同意、态度强硬，才造成了协议无法达成。
▲2009年外媒报道：中国如何在哥本哈根阻碍世界？
这样没有任何助益的扯皮、甩锅、泼脏水一年一年地持续了下去。
其实，类似这样的言而无信、反反复复、推翻重来，在气候谈判场上已经不算什么新闻了。
比如各国签署的第一个以法规形式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京都议定书》，签订后被推翻。
再到大家都熟知的《巴黎协定》，签订后历经波折。
或许正因如此，即使拜登宣布重返《巴黎协定》，拉锯的种子也已经埋下，这个棘手的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真的能解决吗？
拉扯了30多年的全球气候问题到底应该怎么办？
全球不少国家都把合作的目光望向了中国。高翔给谭主讲了一个故事：
在高翔负责的透明度议题里，他和一位美国的代表，被其它国家选为协调员，因为他们一个能代表发展中国家，一个能代表发达国家，这么协调出的文案，能被大多数国家接受。
实际上，其他国家关于气候的分歧很喜欢找中国调和，这在最近几年特别常见。而气候议题，也成为全球大国在与中国对话时基本都会提及的合作领域。
谭主之前梳理过习近平主席2020年在多边外交场合的14次讲话，一共提了“绿色”17次，“气候”12次。
这背后，是中国对“发展”一词的新认识。
在减排和发展之间有没有平衡点？中国给出了一个不一样的答案。
从去年年底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以来，习近平主席一共在7个重大场合提到了中国的绿色发展目标：
  • 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
  • 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 到2030年，中国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将比2005年下降65%以上
  • 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将达到25%左右

联合国气候谈判中国代表团成员滕飞告诉谭主，中国承诺的这些目标都超乎了很多国家的想象。
单位GDP的碳排放，中国原先承诺下降的比例是60-65%，中国主动提升到65%以上。非化石能源比重原先承诺的是20%，中国主动拉高5个百分点。
至于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在过去，只有已经完成工业化的发达国家敢直接这样承诺，而正处于工业化阶段的中国不但承诺了，甚至从碳达峰到碳中和的时间只到一些发达国家的一半。
从碳达峰到碳中和的时间，发达国家是40-60年，中国承诺只用30年。
敢于用远少于发达国家的时间做到绿色转身，源自于中国早早做出的行动。
现在，新能源汽车产量和消费全球第一、可再生资源投资全球第一、光伏发电机技术全球第一的国家，都是中国。

绿色转身的成绩，更源自于中国早已转变的理念。
今年年初，《求是》杂志在开年第一期全文刊发了习近平主席4年前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一场演讲，名字是《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这篇演讲，专门提及了气候这个焦点议题。
其中一些话，早早预见了气候谈判的挑战，也提出了解决的方案：
  • 面对生态环境挑战，人类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没有哪个国家能独善其身。
  • 我们应该遵循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理念，寻求永续发展之路。
如果只从能源集团的角度考虑，排放权就是利益权。
如果只从一些国家的角度考虑，排放权就是发展权。
现在，中国给出的答案是，要从人类整体的利益考虑，减排并不意味着不发展，绿色本身就是发展。
中国的这句经验来自于实践。
过去五年，是中国迄今为止生态环境质量改善成效最大、生态环境保护事业发展最好的五年，也是中国经济稳定增长的5年。尽管2020年受疫情影响，中国仍是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唯一正增长的国家。
这也就有了去年年底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碳达峰和碳中和第一次成为经济工作的重点任务被提出。
高难度的目标定下，又如何实现？
清华大学副校长何建坤提到了一个中国创造性的举措：
“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我们每个省市都要制定碳达峰的行动方案，现在各个省市和各个部门也都在研究和制定这样一个战略。”
比如，东部沿海地区有充足的科技和经济条件，有一批省市将率先在“十四五”期间实现碳达峰。
而西南地区一些省份虽然经济发展相对滞后，但是水电、风电、太阳能发电等可再生能源非常丰富，也有可能较早实现碳达峰。
中国地域广大，每个地方发展不平衡，资源禀赋不一样，产业结构也有很大区别，要减排的目的是一致的，但速度上有先后，路径上也会有差别。
这种差别化、包容式的绿色发展路径，不止适用于中国，对世界也一样有启示。
或许这也正是美国多位政要频繁提及要与中国在气候问题上开展合作的原因所在。
对美国的合作意愿，外交部日前也给出了回应：
气候变化是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关系着人类前途和未来，任何一国都无法独自解决，必须开展全球行动、全球应对、全球合作。中美在气候变化领域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合作空间。两国曾为应对气候变化开展了富有成效的合作，为推动《巴黎协定》达成、签署和生效发挥了积极建设性作用。中方愿同美方及国际社会一道，合作应对气候变化问题。
气候变化这个难题，像是给人类的一场考验。这场考验，已经快到了临界值。
不久前，世界气象组织发布了《2020年全球气候状况》临时报告。报告给出警告，2020年将成为有记录以来最暖的三个年份之一。
冷暖自知，每个人都有切身体会。
当我们放下对私利的偏执，可能会看到一个更广阔的世界。
我们生活在这里，我们还要在这里继续生活下去。
来源：玉渊谭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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