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对许多人来说可能是一个普通的周二，但对70多年前曾在上海生活过的犹太人来说，这天意义非凡。
1月26日是国际大屠杀纪念日。
历史上1945年的这天，苏联军队解放了奥斯维辛-比克瑙（波兰）最大的纳粹死亡集中营，并将这天认定为提醒世人牢记大屠杀的普遍教训的日子。
图片来源自纪录片《生命的记忆-犹太人在上海》
在70多年前的那场战争中，有600万犹太人惨遭纳粹屠杀。
位于德国中部的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德国境内关押犹太人的三大集中营之一），岁月变迁，仍旧沉默地讲述着那段怆然的历史，记录着犹太人的悲惨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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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德国对犹太人的迫害逐渐从经济掠夺上升到肉体消灭的层面，犹太人被迫背井离乡，谋求生路。然而随着战争一触即发，欧洲各国都采取了严格的措施，限制移民。
当全世界都对犹太人关上了大门，上海却是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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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大批从纳粹屠刀下逃生的欧洲犹太人远涉重洋来到上海，其中很多人成为了其家族唯一的幸存者。
这片正在炮火摧残的土地，却为约2万名犹太人孕育了生的希望。时至今日，仍有许多犹太难民及其后代不远万里来到上海，探寻这块曾收留他们父辈的土地。
图片来源自纪录片《生命的记忆-犹太人在上海》
也许很多人都不会想到，这片遥远的东方土地能够成为犹太难民的“诺亚方舟”，战火纷飞之中，两个民族建立起别样的情感......
逃亡上海
上海，是二战中世界上唯一一个不用签证、或任何官方文件就能入境的地方。
1937年到1941年间，当希特勒政府对犹太民族的迫害逐步升级，2万多名来自欧洲的犹太难民怀着对未知的恐惧，拖家带口、漂洋过海，来到了这个印象中并不美好的城市——上海。

图片来源自纪录片《生命的记忆-犹太人在上海》
贝蒂，1930年出生在德国柏林。在她3岁的时候，希特勒上台，从剥夺犹太人公民资格到侵占犹太人资产，逐渐将这个民族推向死亡的边缘。
“当我走在街上，都有不是犹太人的小孩对我推推搡搡，他们是希特勒的童子军，他们朝我们扔石头，朝我们身上吐痰，我们身处的环境越来越危险。”
图片来源自纪录片《生命的记忆-犹太人在上海》
1938年11月9日的夜晚，按照事先的秘密约定，纳粹党员和党卫军袭击了德国全境的犹太商店，并抓捕犹太男子，一时间人心惶惶。
接下来，越来越多的犹太男子被投入集中营，饱受摧残，生死未卜。

图片来源自纪录片《生命的记忆-犹太人在上海》
虽然贝蒂的父亲侥幸逃过了抓捕，但从此也陷入了朝不保夕的恐惧之中。为了一家人的安全，贝蒂的父亲计划带着孩子逃离柏林。
然而在当时，德国50万犹太人和奥地利20万犹太人远远超过了各国的签证配额，但是没有国家愿意增加配额，接受更多的难民。
在这种情况下，一座叫做“上海”的城市出现在了贝蒂一家人的视线之中。这个印象中并不富裕、炮火连天的东方城市，成为了许多犹太家庭手中唯一的救命稻草。
图片来源自纪录片《生命的记忆-犹太人在上海》
1939年4月，贝蒂一家人从柏林逃亡上海，而如今身住美国的贝蒂，已经85岁高龄了。
阔别上海70余年，有关于那座城市的记忆却依旧深刻地烙印在贝蒂的心里。她一生都爱吃中国菜，烧卖、小笼包，饭桌上必备的调味品是酱油。
图片来源自纪录片《生命的记忆-犹太人在上海》
她的家里，至今仍挂着1950年离开上海时买的衣服。
对于贝蒂来说，上海就像是生命中的一场奇遇，在不期然间带来新生的希望。
图片来源自纪录片《生命的记忆-犹太人在上海》
让我们把时间再次回溯到1938年，彼时12岁的布鲁门撒尔遭遇了和贝蒂一样的磨难。
小小的布鲁门撒尔亲眼看着父亲被关进了德国东部的布痕瓦尔德集中营，为了逃离，他们需要一张可以证明他们有能力离开德国的船票。
图片来源自纪录片《生命的记忆-犹太人在上海》
但对于布鲁门撒尔一家来说，陌生的上海和残酷的集中营一样充满着未知的威胁。
彼时的中国已经爆发全面抗战，上海的淞沪之战是当时世界上最惨烈的一场战役。虽然那里还有英美法的租界，但已是孤岛：
“我很害怕，因为当时上海名声很糟，那些成功获得去美国的签证的人，就像中彩票一样，太幸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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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门撒尔一家4口人，千辛万苦只等到了3张船票，妈妈一度绝望地考虑将年幼的布鲁门撒尔独自送去儿童船前往法国，但遭到了爸爸的拒绝。一直等到最后一刻，布鲁门撒尔一家才终于拿到了珍贵的第4张船票。
图片来源自纪录片《生命的记忆-犹太人在上海》
但并不是所有的孩子都如布鲁门撒尔一家这样幸运。
据统计，当时大约有一万多儿童，乘坐儿童船被迫与父母分离，而最后能与父母重聚的，只有一千人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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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2月22日，一艘载满犹太难民的船只抵达上海，一共841人，居住在华山路、汇山路河滨大厦，此后，一批一批的犹太难民就这样来到上海。
他们踏上这片土地的时候身无分文，映入眼帘的都是身处在压迫之下、同样遭受着不公待遇的中国人民：“街上躺满了饿死的婴儿和老人的尸体，就用草席随便一裹，扔到卡车上。”
图片来源自纪录片《生命的记忆-犹太人在上海》
陌生的环境令他们感到不安，战火、贫穷、饥饿、死亡接踵而至，苦难交织在一起。
而当身处上海的犹太人们正在为生计发愁之际，伴随着二战的全面爆发，欧洲土地上的犹太人遭到了史无前例的迫害，320万犹太人落入纳粹掌控，被关进监狱或集中营。
上海这个一开始看似有些糟糕的选择，为厄运中的他们带来了一抹温暖的微光：“明天我们将开始在一个陌生城市里的新生活，然而在那里，我们是安全和自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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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上海
到了1940年，抵达上海的欧洲犹太难民已经超过2万人，部分在美犹联合会的帮助下辗转前往其他国家，留在上海的约有1万8千人。
然而抵达上海的犹太难民们，虽然生命威胁暂缓，但生活仍旧困顿不堪。
当时的收容所条件很差，400个人挤在一个小房间里，只能勉强用床单充当隔断。而难民的数量完全超过了预期，委员会能够供养的数量实在有限，很多人都面临着极度饥荒的危险。
图片来源自纪录片《生命的记忆-犹太人在上海》
救助委员会意识到，单靠提供免费食宿根本解决不了犹太难民的谋生问题，他们开始安排难民接受生活技能培训。
木工、铁匠、裁缝、理发师、糕点师，更精明一些地就做起来小买卖，修理打自己、贩卖果酱，犹太人逐渐融入上海这片土地的生活。
图片来源自纪录片《生命的记忆-犹太人在上海》
因为有了犹太人的加入，上海这座城市涌入了别样的光彩。而上海人民把自家大门连同自己的心扉向这些难民打开，互帮互助，在乱世中建起避风港。
贝蒂说：“当地的人们并不知道什么是‘反犹主义’，他们自然地接受了我们，接纳了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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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薇拉一家17口从奥地利逃亡到上海，住在昆明路423弄8号。
邻居周志基先生当年在上海的英美烟草公司工作，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和薇拉的爸爸经常往来，还帮他介绍生意。
周先生目睹薇拉一家的生活，对年幼的小薇拉诸多照顾，他会邀请她来家里吃饭，派人力车接薇拉放学，还让她和自己的女儿一起玩耍，这段温暖的记忆点亮了薇拉灰暗的逃亡生活，成为她多年来始终无法忘却的美好。
图片来源自纪录片《生命的记忆-犹太人在上海》
离开中国之后，薇拉曾3次回到上海，希望找到周先生和他的后人。
可惜周先生在2001年时已然离世，两个童年时一起玩耍的小女孩，阔别70年岁月，隔着万水千山，通过视频电话的方式见面了。
她们愉快地聊起了年少的往事，盼望着有机会可以一起再品尝记忆中的赤豆汤。
图片来源自纪录片《生命的记忆-犹太人在上海》
城市的接纳，邻居的善意，在逃亡的旅途中，他们和上海结下了深刻的缘分，创造了一份属于生命的奇迹。
在人流集中的舟山路一带，至今仍然还保留着许多犹太风格的建筑，那里见证了许多犹太人生活的记忆。
面包店、咖啡馆、餐厅、糖果店，商铺林立，人来人往，让很多犹太人对上海的印象沾染上了一丝糖果的甜蜜芬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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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上海犹太难民的幸存者，薇拉会定期举办聚会。
一年又一年，照片中的老人们年纪越来越大，人数也越来越少。他们没有血缘关系，但共同的经历和对中国美好的感情让他们紧密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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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芙琳说：“我打心眼里感激，因为我在上海活了下来，才有了四个子女，还有12个孙辈，2个重孙辈，我就像创造了我自己的家族。我是家里唯一的孩子，就因为我一个人幸存，现在才有了这个大家族。”
隔都阴影
1941年12月8日，孤岛沦陷，日军全面占领上海，扣押救济款，冻结海外银行账户，犹太难民原本平静的生活被残忍打破，恐惧和不安再次席卷了每个犹太家庭的内心。
布鲁门撒尔回忆道：“我当时很穷，生活很糟糕，没有足够的食物，我们也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我们受制于日本军队的控制之下，他们并不是什么好人，我们害怕这些日本军人。”
图片来源自纪录片《生命的记忆-犹太人在上海》
恶劣的条件和紧缺的物资让犹太人再度身陷囹圄，收容所里爆发的伤寒让死亡人数急剧上升。与此同时，有关于日本企图对犹太人实施大屠杀的传言甚嚣尘上，一时间流言肆虐，难辨真伪，他们的内心饱受煎熬。
图片来源自纪录片《生命的记忆-犹太人在上海》
虽然可怖的大屠杀并没有出现，但他们的生活却迎来了一个新的名词——隔都，这是日本人对犹太难民划出的固定居住区，也就是隔离区，从此，这些犹太逃亡者们再度失去了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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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春天，犹太难民陆续迁入隔都。好几万人都挤向了这片狭小的区域，这里拥挤肮脏，缺衣少食，原本稍有起色的生活陡然变得艰难。
犹太难民幸存者露西回忆说：“我的身上长了虱子，它们到处乱跳，那些人就打开外套把虱子抓出来吃掉。”
在隔都里，当时年幼的露西不幸染上了伤寒，为了给女儿治病，露西的父母日夜守在她的床边寸步不离，父亲去华德路上卖掉了他的手表：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件事，他是为了给我买药才这样做。父母就是会这样做。”
图片来源自纪录片《生命的记忆-犹太人在上海》
在这里，犹太人同样受到了日本人的残忍压迫，他们的出行受到限制，通行证发放困难，时常遭到日本军官的胁迫和殴打。
有人病死，有人自杀，死亡的阴影时刻笼罩着隔都，而这样糟糕的境遇整整持续了3年时间。
图片来源自纪录片《生命的记忆-犹太人在上海》
隔都唤醒了犹太人对于纳粹的恐怖记忆，然而，因为受到限制，外界对隔都的报道也少之又少，随着亲历者们的相继离世，隔都背后的真相可能被隐藏在历史的烟云中，再难寻觅。
图片来源自纪录片《生命的记忆-犹太人在上海》
一直到1945年，在隔都之中挣扎求生的犹太人们突然发现，看守他们的日本兵不见了。
战争终于结束，隔都的限制撤离，在上海的犹太人们终于迎来了自由的空气。他们迫不及待地打听欧洲亲友的消息，但等待他们的往往是一个接一个的噩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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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岁的索尼娅，在最近的15年间，一直在整理当初来到上海避难的犹太人名单。
图片来源自纪录片《生命的记忆-犹太人在上海》
通过日益详尽的电子名册，索尼娅和儿时的玩伴们再度重逢。她们拥抱在一起，唱起熟悉的歌谣。历经辗转和流亡，生命被带往远方，在世界的某一个角落得以生根发芽，也许这就是奇迹。
图片来源自纪录片《生命的记忆-犹太人在上海》
而在这场名为逃亡的奇遇中，上海成为了他们的共同记忆。
图片来源自纪录片《生命的记忆-犹太人在上海》
二战后，600万犹太人在欧洲惨遭杀害，其中儿童、妇女占了一半，而逃亡到上海的约2万犹太人绝大多数都奇迹般地生存了下来，这期间，400多名犹太婴儿在上海出生，他们又被称为“上海宝贝”。
在无情的杀戮面前，两个民族的命运意外地交汇在一起。
图片来源自纪录片《生命的记忆-犹太人在上海》
战后70后，世界各地的人们被无形的丝线牵引，用各自的方式反思着。
难民墙上13732个名字背后，是13732段让人唏嘘、不应该被忘记的历史。
"If you save one life, you save the world."
图片来源自纪录片《生命的记忆-犹太人在上海》
作者：Cheryl，精英说90后作者，英国海归，用心写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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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erence：
纪录片《生命的记忆-犹太人在上海》
豆瓣《生命的记忆-犹太人在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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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文化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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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介绍｜
在本书中，作者埃迪·德文德以第三人称“汉斯”的角度讲述了他在奥斯维辛集中营骇人听闻的亲身经历。在那漫长的16个月，他们每天都面临着繁重的体力劳动、微薄的食物、少之又少的休息时间，死亡随时都有可能降临。然而即便在这形同地狱的残酷环境中，依然闪耀着动人的人性光辉：囚犯之间的相互扶持、夫妻之间永恒的爱恋、在重压之下为捍卫自由而做出的努力，以及向世人揭露纳粹罪恶的决心……
｜作者｜
埃迪·德文德（Eddy de Wind，1916—1987）荷兰心理学家、奥斯维辛集中营幸存者。1943年9月14日，埃迪·德文德和妻子弗里德尔被驱逐到奥斯维辛集中营。1945年1月27日，奥斯维辛终于解放，夫妻两人却不幸失散。在这之后，埃迪留在了奥斯维辛，照顾其他幸存者，并记录下他在集中营16个月的骇人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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