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所谓的“硬核防疫”我看到了北方的衰落……
文/维舟
1
为了“不惜一切代价”寻求绝对安全,那种总动员式的严格管理体制已逐渐成为中国社会的常态。不过,即便都在说“严防死守”、“绝对保证”、“坚决杜绝”,但就像早有人注意到的,各地的防疫模式、宽紧程度还是有所不同的。
大体而言,北方的防疫举措看来更为严格。近期宣布“立即进入战时状态”的省市无一例外都在北方:
12月19日,大连新增1例本土确诊,次日大连进入战时状态; 12月23日,沈阳尹老太确诊,全市当天进入战时状态; - 12月25日,北京顺义区新增2例,全区进入战时状态;
12月29日,黑龙江黑河出现1例确诊,全市放假、停运,1月2日宣布进入战时状态; - 1月2日,河北石家庄爆发多例,次日起河北多地宣布进入战时状态。
最鲜明的对比是两座直辖市:去年11月8-9日,天津确诊2例,全市立即进入战时状态;而几乎同时,上海浦东祝桥镇营前村爆出新冠病例,但上海却仅仅是将该村列为中风险地区,市内其它区域风险等级不变。上海至今从未宣布过“战时状态”,以至于网上还有人写了一篇《上海无“战时”,只因张文宏》。
营前村出事时,我正在川陕旅途中,虽然离沪已有几天,但因为行程大数据飘红,不仅有些景区不让进,甚至广元、西安的一些宾馆也确定不再接待上海人,“随申码”根本不作数。西安的地铁、机场都是身穿防护服的工作人员全面戒备,而当我飞抵虹桥机场时,迎面的告示写着:“
全国各地健康码都认。”
12月初,北京还没爆出病例,但我所见的情形也比上海严格很多:几乎每个胡同口都有人查健康宝(只认这个,虽然查得不严),进商场、饭店等任何公共场所也都要看。相比之下,上海可算是相当宽松,即便去年疫情最紧张的时候也没这样,甚至在营前村确诊之后,除了地铁,也很少有公共场所一定要求你戴口罩。
北京的常态化防控(2020年12月初),每条胡同口都有人,这还不是“战时”的
也正因最近一些地方的“硬核防疫”有反应过度之嫌,1月16日新华社才发文《滥用“战时状态”或制造恐慌》,新华每日电讯也刊发《滥用“战时状态”不利于抗疫大局》,严厉批评这种做法“可能制造不必要的恐慌,也容易麻痹民众心理,淡化人们的‘备战’意识”,认为这样随意滥用是不严肃的,“更是一种懒政”,“上海、北京、成都都没有进入所谓的战时状态,照样控制住了,某些地方口号震天响,但是事情却做不好,还不让人说。”
2
确切地说,这并不仅仅是“喊口号”的问题,而在于“严格”这个标准本身就是模糊的。
因为,对于“多严才算对”,不同人会有不同的尺度,甚至同样是“严格”,其实也有一个模糊的区间。这尤其表现在行政执行中的细节差异:京郊的河北“北三县”住着数十万通勤族,但耐人寻味的一点是,进京检查站,凡是属于河北管理的,对进京河北人,基本都是不放行的;反而是北京管理的检查站,持有符合规定的核酸证明,还可以通过。这从流行病学的角度讲不通,只能从行政管理的逻辑来看:“拱卫心态”会主动加码。
说到底,这并不是单纯“严格”与否的问题,而是拼专业性。打个比方,你手指伤口感染了,有的医生说消毒、包扎、吃药就好,都不用开刀,但有的人却说你得截肢。截肢的确可以避免扩散,但是不是已经严重到必须截肢,这我们身为普通人未必清楚,因为只有专业知识才能告诉我们那个准确的“度”在哪里。
所以,如果没有专业性,那么极可能是“宽严皆误”;而专业性匮乏的情况下,加上宁紧勿松的政治意识作祟和行政惯性,很容易导致的决策便是越激进越好。在这一意义上说,它确实是懒政:反正不用多想办法,也不必考虑是否精准解决问题,直接上最狠的就是。
虽然口号上说“不惜一切代价”,但现实是,任何一个地方能投入抗疫的资源都是有限的。处处设防的结果是处处防不住,因而“绝对的安全”其实等于“绝对的脆弱”,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北方一些省市措施更严,但却出事更多。
这还并不仅仅是“代价谁来承受”的问题,还意味着决策思路和行政管理上的粗放,以及一种更注重“对上负责”的心态,因为
“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背后所隐含的逻辑前提是:自己不必为“错杀一千”负责,却得为“放过一个”受罚。
不仅如此,
决策中缺乏专业性,也隐约可见这样一个涉及公共卫生的专业问题,在当地是被理解为一个政治问题的。一如我一年前就曾写过的,这样一来,很多人信奉“公共卫生问题太重要,以至于不能仅仅交给公共卫生专家”,专业人员在决策中的话语权就被削弱了——而本来恰恰应该是他们才知道哪里该紧,哪里可松。
只是谈“严控”,把问题视为只有“宽紧”两种选择其实是会误导我们的,因为“严”需要划分两个不同维度:一是范围之广(“360度无死角”),二是执行效率之高。“绝对安全”试图在两个维度上同时提升,但现实中,往往管得太宽,执行效率就差,因为你的资源毕竟是有限的。现代政治是在往相反方向进化,即精准地缩小、限制权力管治的范围,但提升执行能力,而这意味着走向分权和专业化。
3
不分青红皂白地一味“严控”,对流动性毫无疑问是一大打击,而经济、社会的发展所需要的恰是一定程度上的流动性和开放性。如果说付出的代价确实有助于防止疫情扩散,那倒也罢了,但就像“感染手指就截肢”一样,
粗放式的管理所导致的结果,却是在过度反应之下让人付出了不必要的代价。
这虽然只是疫情防控,但却不是偶然的,可以折射出当地政治治理中的种种问题,特别是缺乏一支专业化的传染病防治队伍和公共卫生体系、专业人员的声音在决策中得不到重视、权力的一元化,以及对承受代价的弱者的权利不太重视。可以想见,
这样一个政治生态对经济活动其实是不友好的。
北方城市之冬(来源:财新)
《王气黯然》一书在谈到北宋以降陕西的衰落时说,当时为了应对边患,有两种模式:河北的“乡兵”组织体现出国家对基层的直接控制较弱,经济上则是平民地主势大而国家干预能力较低;但在陕西,却是社区自治能力薄弱,国家的控制直达社会最基层,在行政-军事的一元化体制下,能把所有人力、物力都掌控在自己手中。这样的结果,是陕西在榷盐等经济活动上也成为全国实行最严格的地区,官营垄断化程度高,
社区自治功能薄弱,原子化的无数小农一盘散沙,经济、文化上自发的活力逐渐衰弱。
虽然历史不会简单重演,但由古鉴今,也可见北方各地在防疫中的“严格”也绝非偶然,这体现出一种对社会的直接干预能力。这确实可以一时奏效,但经济、文化却是娇贵之物,偏好那些开放、流动、自治程度高的社会。一如我之前曾论述过的,东北衰落的原因也与此有关:社会生态单一、计划经济色彩浓厚、官本位严重,在市场化之后都是沉重包袱。
北方近些年的衰落,与这种硬核防疫之举,恐怕正是同根所生。在前些年的“中国十大鬼城”中,虽然入选城市不一,但北方总是毫无例外地占了绝大多数,这正可见主政者可以不必太在意市场规律,大刀阔斧地推进自己的议程。
不管怎样,疫情总会过去,但它会留下什么遗产,才是更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虽然那种“越严越好”的呼声至今得到很多人的赞成,但我担心(但愿是多余的),在后疫情时代,这样一种不断自我强化的机制,将有可能加速北方的衰落。
图文来源:维舟
版权归原作者,如涉版权异议请联系删除
初三学生一年写下10万字小说
白色的卡通T恤,七分裤,运动鞋,一身稚气的打扮。“青春是一种美好的记忆,我喜欢把自己的感情、成长融入小说中,小说里的人物是我情感发泄的载体。”捧着自己的小说《青春匆匆醉红颜》,余蕾显得有些腼腆。
余蕾父母均在外打工,家中仅有年近八旬的奶奶和正在上小学的弟弟,因此,照顾家庭的重担便几乎全部压在了余蕾的肩上。“余蕾很文静,放假了也不到哪去耍,连电视都不看,就在自己的房间看书写东西。”余蕾的奶奶说。
据余蕾初中的班主任老师黄胜介绍,余蕾是个很刻苦的学生,学习历来都很努力,学习成绩一直在班上处于前茅,尤其是语文成绩,作文写得很不错。学习之余,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尤其是各类文学著作,平时还。。。,写小说会上瘾,一旦开始,就无法停笔。”余蕾说,她是从去年暑假开始构思小说的,构思用了一周时间。这之后,她将自己平时的休闲时间,全部用在了写作上。今年7月20日,余蕾10余万字的小说终于完稿。“写这部小说,把我平时阅读的积累都拿出来了,同时,我也感到自己知识面还是有所不足,以后还要继续努力。”
高额费用,出版小说梦断蓉城
小说,记录了余蕾情感懵懂的历程。一年时间,3本厚厚的书稿写成,余蕾已经忘记,她到底用掉多少支笔、有多少个夜晚挑灯疾书。因此,在写下最后一个字合上书稿时,余蕾也有了更大胆的想法:在升入高中之前,将自己创作的小说出版。然而,经过多方打听后,余蕾发现在家乡小镇寻求出版自己小说的渠道,犹如一个遥远的梦。
7月底,余蕾抱着自己的书稿独自来到了成都,试图在这里实现自己的梦想。遗憾的是,她的梦想被彻底粉碎:虽然通过媒体找到出版社,出版社告诉他,自费出书要支付高达数十万元的出版费。显然,这对仅靠父母在外打工维持生计的余蕾来说,无疑是一笔天文数字,“几十万元!我听到这个数字后几乎昏了。”走出出版社的余蕾,除了哭泣外,似乎再也找不到别的途径宣泄内心的伤感,“写作、出书,我是该坚持还是放弃?”
小说内容令老师既惊又喜
“我喜欢写作,从小我就喜欢看席慕容和柴静的小说,想靠写作挣钱是我最初的想法,在经历过这些事后,我明白了许多,很多事情不是一蹴而就的。”在与记者对话时,长着一张娃娃脸的余蕾话语中多了一份沉重。
一对男女从初三到高三,相互爱慕,在大学经历过诸多困难和挫折后,终于得到双方父母的肯定,岂料这个时候,女主角患上不治之症,男主角是坚守不离不弃还是转身离开?说起自己的这部小说,余蕾坦言和萌芽的风格比较相近,基调都比较忧伤,几许淡淡的华丽。和萌芽上面许多作者比起来,余蕾告诉我们,自己的小说还比较稚嫩,无论在语言或者思想上都不够沉练,何况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风格,每个人都有每个人思想,种种因素加起来注定不能和别人的小说一模一样。
“关于生活、关于爱情、关于校园,关于工作、关于社会,都有一些涉猎。”和许多年少轻狂的少年作家比起来,余蕾言语中没有丝毫的自负,“年龄和经历的限制,注定我只能写到一些表象。”
对于自己学生的作品,黄胜老师说,“我真的是既惊又喜!惊的是,在初三那么紧张的时候,余蕾能利用空余时间写出10万字的小说。喜的是,她的作品并不是堆砌之作,还是有一定的可读性和深度的,是和她平时各方面的积累分不开的,比如说那句‘有时候远离才是永恒的接近’,就充满了哲理的意味。”
调整心态,坚持比写作本身更重要
在被媒体关注之前,北斗镇几乎没有人知道有个14岁的女孩子这样编织着自己的这个五彩斑斓的梦,“我只对我一个很要好的朋友提起过我在写小说。”说到这里,余蕾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在经历成都街头失声痛哭之后,余蕾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关注,一时间,赞扬和批评之声络绎不绝,“许多人都说我了不起,这么年纪轻轻就能写小说,但也有很多人看不起我,这么小点的女娃子,能写出什么样子的小说!”余蕾和许多女孩子一样,被赞扬了高兴,被质疑了失落。
“这个时候,我的老师告诉我,要摆正心态,毕竟我现在自身知识面还差得远,要学习的东西还有很多很多,综合能力也十分有限。”正是因为老师的这番话,让余蕾觉得,写出小说了不应该是一种结果,而是一种新的开始。
现在,高中录取通知书已经顺利到了余蕾手中,余蕾告诉我们,即便是小说不能出版,她也不会因此而分心,调整好状态升入高中学习,好好珍惜平日里学习的时间,抓住机会多练练笔。
“我还是会继续自己的写作之路。”余蕾告诉我们。“当你全力追逐天边的夕阳的时候,你也会因此而可能错过脚下美丽的风景,说不定,脚下的风景比天边的夕阳更加美丽。对我而言,写作是件美好的事情,但坚持远远比写作本身更重要。”
深度阅读 更多精彩 敬请关注《天涯连线》
最新评论
推荐文章
作者最新文章
你可能感兴趣的文章
Copyright Disclaimer: The copyright of contents (including texts, images, videos and audios) posted above belong to the User who shared or the third-party website which the User shared from. If you found your copyright have been infringed, please send a DMCA takedown notice to [email protected]. For more detail of the source, please click on the button "Read Original Post" below. For other communications, please send to [email protected].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CareerEngine平台,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email protected]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CareerEngine平台,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email protected]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