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小样儿儿
转载：杨小样儿看世界

昨天跟朋友开玩笑，说2020是最碌碌无为而又跌宕起伏的一年，世界似乎一次次地在崩塌边缘等着看我们的笑话。而其实，对我个人来说，从2019到2020，我像是给自己放了一个超级长假，直到最近又一次被工作、实习、回国等等的话题淹没时，才开始怀念在伯克利时的安静。2018年底，我从麦肯锡离职，不久之后默默地开始准备申请人类学的研究生项目，这个决定既没有涉及也没有告知太多人，以至于到了2019年底，在我在伯克利呆了大半个学期后，我的很多朋友们还以为我依然在香港。今天想跟大家讲讲这一年背后的故事，以及这一年我所学到的，也算是一个压箱底一段时间的话题了。
“内卷”这个人类学词汇最近拜项飙老师所赐特别的火，它的本意是讲农耕社会发展到后期不断的分工细化，但是因为没有逃脱农耕社会的基本设定而无法进入工业社会的现象。这一两年，这个词被赋予了各种各样不同的场景和定义，而它在本质上有两个特点，第一是不断增加的与回报不成正比的投资，第二是在同样体系下的死循环。2018年是我在麦肯锡的第二年，那个时候的我大概就是进入了这样一种循环，工作带给我的疲惫感越来越强烈，又觉得像个陀螺一样没有尽头永不停歇。这不是因为咨询这个工作不好，而是因为我失去了对自己的笃定。在这之前，我一度以为自己是个工作狂，只要有明确的激励措施我就可以坚定的往前冲。而在那一段时间里，我发现外界的认可往往不像我原本以为的那样清晰，而我也无法在每周70小时的工作与出差之间再对每一天充满期待。
而想要打破这种死循环很简单，停下来，离开既定的环境。更难的是如何不进入下一个死循环，我想这大概需要我给自己定一个与其他人无关的终点，而这就需要我重新去思考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在这个思考的过程中，我慢慢总结了自己的一系列性格特点，喜欢与不喜欢，比如说我喜欢抽象的问题解析，我不喜欢形式化的工作流程，相比大比例的群体工作，我更看中独立思考的空间。我也罗列了我想要完成的一些并不一定跟工作相关的事情，比如写书，参与一部纪录片的筹划和拍摄，成为潜水教练。最后我又记录了让我感到好奇的话题：死亡是什么，文化是什么，什么叫做多元性，为什么食物的气息总能让人想到过去的一个时刻一个场景。当我结束了这一切的思考和总结时，我发现，学术研究，尤其是人文类的学术研究，可能可以让我去探索这个清单上的很多东西，而更重要的是，它可以让我探索这个清单上与咨询投资商业运营毫不相关甚至是截然相反的东西。
而作为一个本科时候从来没有考虑过要去做人文类学术研究的人，最简单直接的体验这件事情的方式就是找一个以研究为主的研究生项目，伯克利的亚洲研究恰恰就是这样一个项目。这个项目每一年招的人非常少，我这一届只有六个人，而来的绝大多数都是以申PhD做学术为目标的。虽然项目的名字叫做“亚洲研究”，在学科上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选择自己的领域，而导师也是自己选择的学科里的教授，除了一门必修课，其他的选课，论文选题等等都完全看个人，其实跟博士生项目的前两年非常相似。也因为这样，光是我们六个人就包含了佛教研究，艺术史，电影史，日本文学，韩国近代文学和人类学。在这一年的时间里，我读了很多本科时期没来得及读的经典学术作品，完成了属于自己的论文项目，而最让人珍惜的是经历一段只需要漫无目的的学习的时光，仔细想想，这种不为了升学，找工作，考试排名去学习的机会，人生中大概也很难有。
说起来这一年的收获，最直接的是突破了阅读写作的“最后一英里”。这样说起来大家可能会觉得诧异，虽然我在美国呆了很多年，本科还读了偏门的哲学项目和人类学学位，邮件英文用的比中文顺100倍，我的文学和学术英文写作其实一直没有做到完全的突破。跟美国人相比，阅读速度会慢一些，文章中也常常分不清楚哪里该用简单句式哪里该用复杂句式，而这些很大的一部分就是需要花时间去读去写，这恰恰也就是我这一年的全职任务。在80多页的论文结束的那一刻，我感觉自己翻过了这个爬了好多年的小山峰。虽然学术写作和日常写作不一样，突破这一关确实是解开了一个心结消灭了一个不自信。
除此之外的收获大概要抽象很多，在这一年中，我花了所有的时间去接触和了解那些我之前从不曾在意的世界。这一部分是来自于身边的人。在开学不久的一天，我意外的跟之前本科的一个朋友恢复了联系。他本科之后去读了历史的博士，因为日常接触的东西相差很远，在刚毕业的几年里我们交流寥寥无几。当时他说，读马克思福科还有其他学者的过程，让他看到了不同的理解世界的架构，这是个很美好的过程。在伯克利的这一年，我似乎也从身边的朋友身上学到了另一个看世界的方式。他们矫情却又极度理性，可以用政治科学的理论解释一切抗议和暴动，却又永远忍不住上街游行的冲动。我清楚的记得开学后的不久，我周五晚上跟两个同学去Oakland玩，结果三个人在一个墙上贴满名牌的酒吧里聊了三个小时的福科和中国酷儿运动，这大概是我到目前为止喝的最高级的一顿酒。
这些人似乎正在痛苦的把浪漫主义进行到底，一边在学术架构里用阶级差别解释着所有被误认为是个人天赋的成就，一边信仰着与物质脱节的学术世界。第一个学期过半的时候，亚洲研究每周的研讨会请来了人类学里出名的脾气怪的教授。他本科在国内学的统计学，后来去英国留学的时候学校一时疏忽把他错分到了人类学系，谁知道他就这样将错就错的读了下去，成了伯克利的人类学教授。这个教授最有名的书写的是中国北方窑洞居民的日常，他在一两年的时间里住在窑洞吃在窑洞，真真切切用自己的身体过了别人的生活。跟我们的讨论的时候说人类学存在的意义就是在于给你一个机会去理解别人的世界活别人的生活，你通过你的眼光看到你自己的平行宇宙，这才是真正的人类学。我在那一刻觉得，这真浪漫啊。
而另一部分我之前不曾了解的世界则是来自这一年里读过的学术研究。在一年里面我读的大多数研究来自两个领域：当代人类学和科学技术研究（ST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 这些研究往往关注一个特定的被技术所影响却又不自知也无法反抗的人群。举两个有名的例子。第一个是在切尔诺贝利爆炸中被辐射所影响的居民及工人，他们有一些直接受爆炸影响，有一些在爆炸后被派到核电站附近做清理任务，另一些则是长期住在受辐射土地上的居民。他们中的大部分对于核辐射的科学解释并不了解，却不得不花费人生的大部分时间像专家们证明辐射对他们身体的伤害。到事件发生的24年后的今天，那些人应该得到什么样的补助和治疗，依然没有建立完整的机制。第二个例子是我们每个人每天都在接触的，藏在AI代码后面的“幽灵劳动力”们。这些劳动力们通过MTurk等网站手动标注数据，清理垃圾信息，上报“非健康”信息等等。这些人一部分在发展中国家，但也不缺乏在美国本土的人群。研究现实美国大概有8%的人口曾经加入过这种“幽灵劳动力”。他们的存在给了我们一个个AI奇迹，而他们看到的互联网充满了混乱单调的数据和暴力图片。这两个人群在商业讨论里都是不会被提及的，他们不是技术的消费者，投资方，竞争者，甚至不能算是被技术所替代，但他们的生活却被并不完美的技术所操控。
直到现在，在我仔细回忆这些文章的时候，我也无法说明他们对我的现在和未来会有什么样的影响，但大概就像北京折叠里的世界，日常生活中的我们，只能看到自己身边的慰藉与欺骗，在这一年里，我悄悄翻过了一层或是两层的界限，看到了另一个平台里小小的角落，于是多了一些之前所不曾看到的感激，安慰和责任。原来平常我们引以为傲的技术是这么的无力，只有在人力和劳动力的支撑下才会闪闪发光，偏偏又因为是这样它让更多的人赖以为生，并给予我们不断进步的希望。Beck的Risk Society里讲到新的阶层分化靠的不是生产资源，而是不同的风险承担力。社会总在不知不觉的变化，把最多的风险留给最没有资源应对它的人，而我们如此幸运，还有权利寻找和失去自己的理想。
这一年，也让我对时间有了不一样的概念。在麦肯锡的时候，我的时间是按小时过的，每个小时都有不一样的deadline。在香港的时候，我的时间是按天过的，早期的创业公司每天都有不一样的危机。而在伯克利时间突然就变成按月算的，要是每个月能读懂一个学者，写完一个提纲，大概就算是高产的了。而学者的时间似乎从来不能用在做什么项目，为谁做，在哪做来衡量，而是在那时候他以什么样的身份和眼光在理解世界，是日本山里的僧人吗，还是中国窑洞里的劳动者，又或是王家卫身边的记录员。在这些经历面前，成功的标准又是什么呢。所以说，人生什么的，还是要按照自己的心意活着啊。
最后想说一句为什么我还是决定不去读博士，大概有两个原因吧。一是我发现我最感兴趣的部分，提出问题和以能引起大多数人共鸣的方式讲故事，在学术研究和学术训练中占到的比重很小。二是学术项目要求的是深度和细节，而一个项目往往要花8-10年时间，偏偏我是一个一旦某方面的好奇心得到满足就无法继续努力钻研的人，常常对细节的定义不太在意，想要说服自己花这么长的时间在一个话题上实在是非常难。
生活不仅是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伯克利的一年大概就是我最近生命中的诗歌吧，而远方大概还在路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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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小样儿儿，转载：杨小样儿看世界。本文经授权转载，版权归属作者和原载媒体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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