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上海应该有很多我这样的人，表面看上去工作不错，家庭也和睦，小康能过上，实际上有自己的压力，在自己的能力圈中会有焦虑感。”
经历过一次失败的创业后，陆松在转型后重新找到自己的位置，他自嘲是“量化圈边缘人”，内心却始终没有忘记前进的目标。
01
膨胀
2014年，陆松还在上海东证期货当研究员。他用自己研究的机器学习模型预测股指期货的隔日涨跌。那时他进入量化行业不久，几个小伙伴凑了几十万给他操作。
陆松本科读的是财务管理专业，后来去澳洲留学，取得了数量金融学硕士。他自嘲没有名校背景，有种想补偿的心情，于是所有能考的证、能学的技能都不放过：他大学考完雅思，就顺便考了CFA一级，读研时过了CFA二三级。虽然当学生时经济并不宽松，他还是花了1万多英镑考了CQF认证。
大学时陆松因偶然的机会，自学了MatLab，2013年回国后开始用Python。在交易自己的小账户时，他用SVM模型每天晚上发信号。他对写代码情有独钟，这是宅男自得其乐的领域。
有几次在宏观政策消息的刺激下，市场普遍看涨，陆松选择坚信自己模型的信号，“真的打败了央行”。他当时总结，自己信号的整体预测率在52%到53%，最高到55%左右。
后来陆松会发现，其实当时根本不是机器学习策略带来收益，仅仅是因为市场好，哪怕是一个趋势跟踪策略也能赚钱。
但当时他们几个初涉市场不久的年轻人，难免被眼前的“胜利”冲昏了头脑，“一下子就膨胀了。”
然而表面上，陆松的日常工作还是在正常进行。当时大家预期股指期货期权就要推出，市场兴趣非常高，陆松作为期权研究员，要马不停蹄地去路演，他还和同事合写了一本期权的书。
东方证券研究所和陆松在同一栋楼。陆松经常和东方证券研究所的同事一起去给公募基金路演。从2014年到2015年，陆松每两周都要去深圳做一次路演，一共做了200多场路演。
后来没等来股指期货期权，却等来了50ETF期权推出，于是陆松转型去研究股指期货。在东证期货工作不到两年，他就被拟任为所长助理。看上去很顺，陆松却感觉朝九晚五的国企生活不是自己想要的。对于职业发展，他心中有着更强烈的渴望。
02
怀疑自己
2016年是商品期货的牛年。陆松的个人账户运行他写的趋势跟踪策略，效果很不错。他和几个小伙伴忍不住蠢蠢欲动。
2015年8月6日，在陆松生日那天，他注册了自己的公司。团队“老大”，也就是他的合伙人发号施令，要大家做好准备、正式辞职。2016年中秋，陆松从当时工作的数库科技前身辞职。虽然老板挽留他，他还是决定去追自己的梦。
陆松的太太是他大学同学，两人一起出国，又一起回到上海定居。在澳洲读书时，陆松专门把学校选在太太学校的隔壁。甚至当时太太的期末大作业，他也做了贡献。
太太很理解陆松的心情，答应给他2年时间去试一试。“因为如果你不去，那两个小伙伴发达了，你会恨我的。”她说。
让陆松感动的还有她的妈妈。他的父亲2007年去世后，妈妈接过了父亲在烟台经营的一家店。听说儿子要创业做私募，她二话不说就卖了一套房给陆松。
两个合伙人都拿出了本金，陆松投进去了母亲卖房的钱，加上自己的一些家底。“虽然我没有人家底子厚，虽然我妈妈那套房跟他们的投入还是有差距，我也要竭尽所能。”
2016年冬天，陆松和小伙伴正式开业。他们在徐汇区的一个创业空间租了个60平米的小房间。从买服务器，买机箱，接网线，搭交换机开始，他一切都自己干。
三人分工很明确，陆松负责交易系统和策略，他的合伙人负责对外融资和对外联络。
陆松很快就发现，自己可能过度乐观了。2017年的商品期货行情“很难很难”，他的策略无论怎么调，跑一段，就要回撤两三个月。更糟的是，管自己账户时那种对模型的坚定信心也动摇了。“我开始不断怀疑自己。”他努力提醒自己坚持用数据和理性说话，不要误入歧途。
整个2017年熬下来，陆松的产品收益个位数。更让人沮丧的是，他发现如果2017年所有的调仓都不做，收益要远远好于这个。
“等于都白忙活了。”他沮丧的心情无以言表。
03
写代码赚钱这事不是那么简单的
创业那段时间，每天晚上七八点陆松才从公司开车回家。上楼前，他每次都要在车库里坐一下，平复一下心情。
开始创业时，陆松就和合伙人约定好只领上海市最低工资。扣掉公积金和社保，到手也就1000来块钱，然而这个安排他当时并没有告诉太太。
他妈妈在这个时候充当了坚强后盾，每个月都把钱打给他的卡上。但创业进展不顺让陆松忍不住怀疑、否定自己。他的微信签名档也从“20有几，一事无成”，改到“30已近，一事无成”，又改到“30有几，一事无成”。
到了2017年，基金业协会对于从业者发出新规，对从业人数，经营面积等作出规定。陆松发现很多细则自己根本不满足。
好不容易拿到了牌照，当然要继续做下去。为了成为基金业协会观察会员，凑够1000万注册资本，他们不惜付高额利息，借了一笔过桥资金。后来合伙人把房子也抵了，凑了400多万。
为了“开源”，陆松也想了各种办法，他请做FOF的同学吃饭，想上人家的白名单，未果。一个在银行的同学愿意帮一把，走他的渠道发产品。这块蛋糕抽下来也要分很多人，但他们自己也总算留了一点。
在精神最低谷的时候，陆松在知乎上跟一位叫“夏宇”的量化基金经理保持沟通，交流策略思想。虽然两人从未见过面，但这种交流成了他的精神支柱。
“他的一个根本原则是，交易一定要有逻辑。做趋势的时候他说你入场的原则是趋势起来了，出场的原则是趋势结束了。这一系列构成进出场闭环。趋势为什么增强，加仓加多少，都要说服自己”。
陆松有时会把夏宇的文章打出来看，对照自己的策略找弱点。一直到现在，“坚持逻辑”也是他策略的重要核心思想。
负责募资的合伙人并没有直接给他压力。但他能感觉到对方的焦虑。最开始他们找的钱，不少是江浙的产业资金，听说是期货交易，大家的预期都是要翻倍。还有一部分是亲情支持的钱，大家看到业绩不佳，也无法持续。慢慢地，合伙人就把募到的钱配出去给其他产品了。
“回头想一下，我们就是太天真了。写代码赚钱这个事情不是那么简单的。就靠不到两年的卖方研究经验就想去承担这么大的梦想，托不住，我们的底太薄了。”陆松说。
2018年9月，陆松的女儿决定要读一所国际幼儿园，学费的压力迎面而来。陆松找当时的合伙人聊了聊，说自己每个月至少四五万的开销，实在撑不下去，提出要离开，合伙人也没有怎么挽留。
“我意识到，可能继续留下去也不是公司的核心了，我的策略储备当时也只能做到那儿了，继续闭门造车没有意义”。他说。
04
改变
创业失败后，陆松几乎完全把自己否定了，“感觉自己是loser”。2018年女儿过生日时，他还发了一条朋友圈：“你3岁，我30岁，爹还一事无成。”
当然，太太无怨无悔，他妈妈对他也是无条件支持。
他记得2007年，父亲去世，他正计划出国留学，但又不放心妈妈一个人，有点犹豫。结果妈妈坚决地叫他宽心，一定要出国学习。
这么多年，他妈妈一个人住在烟台，没有再组成家庭。陆松心中，母亲既是母亲，也是父亲。他告诉我，每天他要跟母亲通六七通电话。说到这，他打开手机给我看聊天记录。果然，前几条通话记录都是打给他妈妈的。
在母亲和太太的爱面前，陆松忍不住要给自己上纲上线，“我觉得快30了，还靠家里，真太不要脸了。”
人们往往更愿意回顾自己的成功，但我们聊天的这个下午，陆松用平和的语气回顾自己的失败，毫无修饰。“对于很多没有进入这个行业的，看量化可能就是雾里看花。但真的坑太多了。”他说。“我几乎把所有的坑都踩了一遍。”
从私募离开后，陆松加入了万得下面的量化平台。2019年7月，他受邀重新回到数库科技，成为首席量化研究官，带领团队做产业链数据和另类数据的挖掘和应用。
数库科技从2009年就开始做产业链的数据，但那时光是量价数据就有挖不完的Alpha，没有人关心产业链数据。这几年随着机器学习兴起，算力提升，人们对知识图谱的需求越来越强烈。同时，量化竞争交易越来越激烈，许多量化基金规模上百亿，获取Alpha也慢慢需要回归到传统的多因子数据。
陆松在这个时间点，尝试把产业链数据应用到量化交易领域，这是一个全新的挑战。“定价的原因是影响股价的因素，那就是因子，我就是从逻辑的方向出发做挖掘。”产业链数据对他的量化投资而言是强大的逻辑支持。
工作要求陆松出去演讲和分享，如果有一天没路演，他可以写一整天的代码，写到晚上八九点，那也是他最开心的时候。
有一天，经过他的努力，把一行代码的运行时间从5分钟缩减到了0.5秒，那天他开心得开车都在笑，还专门发了条朋友圈庆祝。
05
“成为了自己讨厌的人”
去年春节，陆松带着妈妈太太和女儿一起去加拿大旅游。妈妈从来没有出过国，本来还不愿意。陆松告诉他说，“你想想你都快60岁了，就算我一年带你去一个国家，到80岁也只能去20个国家。”妈妈被说服了，在加拿大玩得特别开心。
现在妈妈不会给他提要求，但偶尔也会有些情绪。比如她会跟陆松说，隔壁邻居家儿子又把爸妈接到澳洲养老去了。陆松一般不做回应，但内心还是会起涟漪。
妈妈不在身边，总是让他牵挂。一次陆松给妈妈打电话，她怎么也不接，他打给住妈妈楼上的阿姨，又打给小区保安，让去敲门，怎么也敲不开。陆松急得马上就要订机票了，他妈妈才接了电话。原来，她看到酒柜里有红酒，突然想喝两杯，结果喝着喝着酒睡着了。“今年准备给她安个摄像头，搞个一键报警。”他说。
陆松设想，或许未来可以把妈妈接到上海，在附近给她买一套小房子。讲到这，他停下来说，这压力又来了。
“我想上海应该有很多我这样的人，表面看上去工作不错，家庭也和睦，小康能过上，实际上有自己的压力，在自己的能力圈中会有焦虑感。”有段时间，焦虑感太强烈，他甚至考虑要去找个心理医生看看。
“有时看到私募量化研究员简历，觉得要求太高了，会想自己的老骨头怎么去跟人家拼？还上有老下有小，还不能顶天立地，还面对未来很多不确定性，老婆如果辞职了，怎么去维持现有生活水准，也很有问题。”他说。
偶尔，陆松有时会用“阿Q精神”安慰自己，比如自己买房买得早，还没有住房的压力。但现在又要改善了，想想他觉得又有压力了。
1988年出生的陆松，今年32岁。有时他想，自己好像离自己想象的角色越来越远了。有时他会跟老板说，自己终于成为了自己讨厌的人。
“比如一开始，我很抗拒天天出去讲，但现在也天天出去讲”。他说。不论是最开始在东方证券，还是后来自己做私募，以及在万得平台，和现在工作的数库，分享都是他工作很重要的一部分。
虽然这几年研究的东西在转型，陆松也自嘲是“量化圈边缘人”，但他内心始终在向着自己的目标坚持。
周末送女儿去上培训班，在等女儿下课的时候，他会在车里看原版的量化书籍，那是他最平静最满足的时候。在数据研究上的积累，让他现在更成熟，也会想自己如果未来做资产管理，怎么样能才有自己的优势。
陆松有一个梦，就是做自己的量化私募，因为热爱，也因为“除了这个，我也不会干其他的。”
至于过去的挫折，他从来没有跟别人吐露过，但今天，他却选择毫无保留地跟交易门分享。
“希望大家能从我的经历中找到共鸣，觉得自己不孤单就好了。”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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